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趙琳

長孫苗苗預見了自己的死亡。

2024年6月，被丈夫張鑫持刀暴力毆打后，長孫苗苗給家人、朋友，甚至警察都撂下過“狠話”，“再不跑（的話），我死了都不知道咋死的。”

沒有人相信。“他再怎么變態，也不可能殺人呀！”一位密友寬慰她，長孫苗苗回以苦笑。

為了逃離預見的危險，她幾乎想盡了一切辦法。報警、收集證據、起訴離婚，到離老家一個半小時車程的陜西省咸陽市找工作。工作安穩后，她以為新生活就要來了，買了幾條漂亮的裙子。

可她還是沒能跑掉。2024年12月24日，張鑫將她毆打致昏迷。七個小時后，長孫苗苗被扔下一處土崖。

悲劇發生后，人們設想過她不會死的幾個可能性：如果早點兒告訴娘家人被家暴，如果起訴離婚沒有被駁回，又或者是跑得再遠一點兒。

可長孫苗苗的困境不止是這些“如果”。事件背后更值得探討的是，苗苗的數次求助為何失效？為什么警報已經不斷響起，可怕的厄運還是單刀直入？

▲ 長孫苗苗被扔下的土崖。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殺妻

長孫苗苗很瘦很小，1.6米不到，80多斤。“一陣風能刮跑”“一把就抓起來了”，兩位女性好友都覺得，苗苗無力反抗。

2024年12月24日那天也是如此。被張鑫暴打后，她失去了意識。

咸陽市周陵街道的一處監控拍下了這起暴力事件。據庭審信息，張鑫拽著妻子到自己的面包車附近，先是扇耳光、扯頭發，人倒地后，又抱著她的頭撞擊一旁的石墩子。然后，昏迷的苗苗被拖著放在了車后座。

這一幕沒有人目睹。這段路不長，走到頭是一扇鐵門，轉身再往后約100米處，一棵枝繁葉茂的樹擋住了視線。如果再早一個小時，路上會有陸陸續續去上班的人群，他們是附近工廠、物流公司的打工人，租住在這段路上的兩排三層房屋里。

長孫苗苗就住在其中一間，她剛搬來，正和張鑫“鬧離婚”。張鑫一審開庭時說，案發那天，他七點半從永壽縣的三姐家出發，開著白色五菱宏光面包車，直奔妻子住處，想勸她回家，“好好過日子。”但“好好說話”僅持續了一分鐘，就用上了拳頭。他說，那是因為“話趕話，激的，氣上頭了”。

張鑫在庭上回憶，車開了十分鐘左右，他從后視鏡發現，苗苗倒在了座位上，頭上有很多血。

▲ 長孫苗苗被毆打的案發地，長方形石柱已經搬離。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通話記錄顯示，這一路張鑫頻繁聯系家人。他給大姐打電話，讓她準備酒精、紗布等給苗苗包扎頭上的傷。大姐來了后，看見苗苗后腦勺上拳頭大小的血跡，血在頭發上粘著。撥開頭發，是大概兩厘米的創口。

大姐提議把苗苗送到醫院。他們先是去了小診所。診所的一位醫護人員對警方回憶，那天上午一位女士推門進來，就問了一句，這里能不能縫合，聽到縫合不了，轉身就走了。

這一路上，他們經過了幾家三甲醫院，都沒進去。最終在咸陽市一家民營醫院停了下來。結合幾位醫護人員的證言，當時苗苗坐在輪椅上低著頭，用羽絨服的帽子蓋著，頭頂的頭發被血跡浸染，“也不吭氣兒，雙腿抽搐。”

監控錄像顯示，醫生和護士匆匆忙忙，但張鑫和大姐并不著急，慢慢地走。坐診的醫生對他們說，病人瞳孔散大，情況不太好，需要呼叫120立即轉院。張鑫說不用，可自行轉院。

但他沒有去醫療條件更好的醫院，而是開車返回了永壽縣城。在法庭上他解釋，去大醫院需要一大筆費用，他沒錢，想著拉回去癱了就照顧苗苗。

回縣城后，張鑫聯系了三姐，讓對方準備一些救治用品，生理鹽水、理發推子等。接上三姐后，車往老家村里開去。到家后，他發現妻子渾身冰涼，手指發青，鼻孔被血痂堵住了。他摸了摸苗苗的脈搏，趴在她胸口上聽了一會兒，“以為她已經死了。”

事實是，長孫苗苗當時沒有停止呼吸。一份尸檢報告顯示，其多處傷口，如頭面部多處皮下出血等，雖較廣泛，可致人喪失意識或自主活動能力，但不足以致人立即死亡。

在三姐的證言中，她回憶看見張鑫把車開到一處幾十米深的土崖后，拉開車門，把苗苗扛到自己肩上扔到溝里了。后來的尸檢證明，人是被摔死的。

當天晚些時候，張鑫報警，說妻子因與他有感情糾紛，跳崖自殺了。在警方突破下，隔天張鑫供述了作案的全部過程。

2026年5月26日，陜西省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借用永壽縣人民法院對張鑫故意殺人案一審開庭，未當庭宣判。

猜忌

沒人知道結婚的這些年，長孫苗苗是如何忍受的。

2015年，苗苗和張鑫結婚。在家人眼里，婚后的小兩口有說有笑。直到2024年，沉默了九年后，苗苗才對娘家人袒露，張鑫只對她好了幾個月，就開始打人了。第一次動手時她在坐月子，被打時張鑫爸媽就在跟前，也沒攔著。

挨打的細節苗苗沒說。姐姐長孫娟莉后來才想起，妹妹懷孕時一次學騎電動車，摔了一跤，她提醒妹妹多加注意，別把孩子弄沒了。妹妹的回答很奇怪，說流了更好。還有好幾次，她看見妹妹身上有淤青，一問只說是學騎車摔的。因為確實發生過這樣的事，長孫娟莉沒多想。

“夫妻吵架”，起初苗苗身邊的人們大多這么理解。直到事態一點點升級。

2024年年初某天凌晨兩點，好友甘永莉接到苗苗的電話，苗苗說被老公打了，現在沒有地方去。從發來的照片里看，苗苗大腿內側被刀劃拉了一道口子，小腿上有顏色挺深的淤青。她問苗苗要不要來自己家里，但被拒絕了。苗苗說她老公很可怕，知道后一定會追來，傷害甘永莉和她的孩子。

那一年6月底，苗苗讓姐姐來接走她。前一天晚上張鑫動手打她，把她手機奪走，還持刀威脅，逼她從樓上跳下去。

在苗苗對朋友的描述中，張鑫暴打她后，會給她下跪、扇自己耳光、撞墻。打人和求饒時，張鑫都不避諱孩子。“他會利用孩子綁架苗苗。”肖美說，被打后苗苗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張鑫讓孩子來給她送飯。她看孩子可憐，又裝作沒事人一樣了。

▲ 苗苗提交的證據之一，胳膊上的淤青。受訪者供圖

最嚴重的一次家暴發生在那年8月的一天。苗苗告訴好友李欣，自己被張鑫半夜拉到鄰縣的溝里，拿著刀逼問她還要不要離婚。還要離，就把她推到河里去。苗苗求著說不離，才把她拉回去。“以后要是死了，連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她對李欣說。

為什么打人？夫妻雙方的說法一致，張鑫懷疑苗苗在外面有人。

2021年張鑫離開老家去江蘇打工，半年回來一次。見不到苗苗的日子里，他總懷疑對方會出軌。猜忌幾乎鉆進了苗苗生活的每一處縫隙。一次，家里來了一個大哥幫忙修東西，聲音傳到了電話那頭張鑫的耳朵里，兩人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2023年開始，懷疑有了更具體的對象。苗苗和從小一起長大的表哥偶然加上了微信。聯系上后常聊天，一起打游戲。哥哥長孫增理多次問過妹妹，也找過表哥，他堅信兩人只是單純的好友關系。這些話他也給張鑫說過，但沒用。

長孫增理記得，一次妹妹去江蘇看張鑫后回到咸陽，飛機到得太晚，是表哥到機場接機送回來的。這一幕被住在斜對面的張鑫姑父看見了。從此猜忌越長越大，暴力也愈發頻繁。妹妹告訴他，2024年6月張鑫回來的那幾天，每天晚上都打人。

動手打人之外，張鑫在妻子的手機里裝了定位軟件。表哥在西安，只要苗苗也出現在這座城市，張鑫就會緊追其后。

一次苗苗哭著和李欣說，她在西安的女性朋友家過夜，張鑫從江蘇坐著飛機就來到了朋友家樓下，在那兒盯了一夜。還有一次，她在西安和女性朋友逛著街，張鑫突然出現，當街奪過她的手機摔在地上。

肖美最后一次見到苗苗時，她的眼睛腫著，像哭過。張鑫就在不到十米的地方盯著。那段時間，張鑫什么也不干，每天跟著苗苗。

長孫增理跟張鑫談心、說理過多次，“不要胡亂猜測”“別逼太緊”。他認為，張鑫不想從根本上解決二人之間的問題，“想不通，沒招。”

張鑫的三姐一口咬定，苗苗和表哥之間肯定“有事”，否則弟弟不可能做出這種事。她回憶，從苗苗決定出走開始，張鑫就辭去工作回來了。在三姐看來，弟弟因為找不到苗苗，心里窩火，老是打娃。為了不讓他打孩子，她讓弟弟住進了自己家。那段時間張鑫總在屋里待著，日夜顛倒。白天睡覺，夜里起來看手機，有時半夜兩三點說要去找苗苗。

三姐說自己也勸過弟弟，過不下去就算了。弟弟不耐煩，讓她別管。“他脾氣不好，有點慣的。”她告訴新京報記者，看見弟弟扔苗苗的那天，她一邊喊著“不敢不敢”，一邊沖上去打罵了弟弟。那一刻，弟弟表情很嚇人，“就跟失去理智的人一樣。”

案發那天，將苗苗打暈抱上車后，張鑫沒有立刻離開，他去了苗苗的出租屋。在庭上他解釋，想知道屋里有沒有別人的東西，翻找一陣后，一無所獲。

婚姻

所有親友對長孫苗苗的描述都是性格靦腆、不愛說話。苗苗生于1992年，從小被抱到姥姥家生活。長孫增理說，苗苗這個名字，是希望她能像禾苗一樣茁壯成長。

姥姥家住在窯洞里，家里窮，除了兩個老人，還有舅舅、舅媽、小姨。在他們的回憶里，苗苗會幫家里干活兒，也沒鬧過脾氣，給啥吃啥。他們給了苗苗很多愛，唯獨給不了父母之愛。長孫增理分析，幼年妹妹的乖巧是缺愛的表現，“那么小的孩子是很敏感的。”

“她生活就是缺一顆糖，沒有甜過。”長孫娟莉說著眼圈泛紅，“因為沒有在自己家里完完整整地長大過，她心里一直幻想著，能有個幸福的小家。”

▲ 長孫苗苗（右）和姐姐。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翻拍

2015年，23歲的苗苗從外地回家相親，相親對象是比她大兩歲的張鑫。張鑫1990年生，上頭有三個姐姐。他是最小的兒子，在家里很受寵愛。初二輟學后，在村里干電焊。

哥哥長孫增理猜，妹妹一眼就相中了張鑫。妹妹上午與他見面，下午就帶著他見了娘家的眾多親戚。長孫娟莉則認為妹妹嫁給張鑫，是顧及娘家的經濟狀況。那時家里剛蓋完新房，沒錢了。加上哥哥姐姐也都在外地，苗苗希望能嫁得近一點，陪著父母。

相親后大概兩三個月，兩人就領了證，辦了婚宴，之后陸續生下了兩個男孩。此案案發后，一位舊識在社交軟件上聯系長孫娟莉，說苗苗在七八年前就告訴過她，婚后過得并不好。

朋友甘永莉也有所察覺，苗苗的朋友圈有時會發一些傷感的句子，“好像是被愛情所傷的那種。”那時，張鑫已經去江蘇打工。苗苗從未和甘永莉談及和丈夫的感情，她們之間聊的更多是孩子。

孩子是苗苗一手帶大的，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時，苗苗就帶著他們在縣城租住。她的日子過得很節省，租下的房子是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大通鋪，衛生間是公用的，一個月140元。她舍不得買空調，冬天就在屋里用炭爐子。她也會讓身邊的寶媽朋友幫她搜集不要的校服，等孩子大了穿。

很多次和李欣視頻時，她都在蒸饅頭、搟面條、做小籠包，李欣心疼她，說怎么次次做這些，偶爾也應該吃點兒好的。

生活開支和孩子的學費，都仰仗著丈夫。丈夫給她的電子賬戶上綁了親情支付，每一筆花銷丈夫都能看到。張鑫一個月工資五六千，只給她1000元左右。苗苗覺得不夠花，張鑫卻認為給多了，數落她大手大腳，還想往回拿。

為了多攢點兒錢，她盡可能地在帶孩子之余干零活兒。摘槐花、拔水芹菜到縣城去賣，幫別人拔草種樹，在水果店干日結，就連長頭發也拿去賣過。

孩子是她的一切，牢牢地把她綁在了這段婚姻里。很多年來，苗苗消解暴力和痛苦的方式，就是想想孩子。如果不過了，孩子怎么辦？

據多位親友講述，張鑫威脅過她，要離婚的話，就把兩個孩子，連同丈母娘和侄子一起都殺了。起初，有人勸她離婚時，她就會搬出這些話。

長孫增理覺得，妹妹不是沒有機會救自己的命，她是心疼孩子，走了好幾次都沒跑遠。以前苗苗一走，張鑫就會發來孩子哭的視頻。漸漸地，妹妹會自我裹挾，先考慮孩子，然后才是自己。孩子還在上學，苗苗賺的錢只能養活自己，帶著孩子跑是個不可能的選項。

▲ 談起妹妹，長孫增理痛哭。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難逃

2024年6月，苗苗終于下定決心獨自出走。“孩子會理解我的。”她對李欣這么說。

那是在張鑫讓她“光著身子”出去的第二天，苗苗感到人格上極大的羞辱，撐不下去了。早上，趁張鑫熟睡，她偷跑去姐姐家。

但很快，7月初，張鑫就打聽到了她的行蹤。

苗苗只能再跑去山東找哥哥，沒待幾天，她告訴哥哥，張鑫拿孩子的生命安全要挾她，她放心不下，只能回去。

她躲到西安，借住在朋友家。這里離孩子更近，打車兩個多小時就能趕到。但幾天后，張鑫用定位軟件鎖定了朋友家的住址，她不得不再次搬家。

2024年8月，因找工作需要身份證、戶口本，苗苗回了一趟家。她的行蹤暴露，發生了那次最嚴重的家暴。

第二天，她選擇報警，“我要確保我的人身安全。”一份2024年8月20日21:39的錄音中，她告訴永平派出所的民警。

民警提供的解決方案是調解，在電話里，民警正在張鑫家，讓苗苗來一趟。苗苗說害怕、不敢。民警說，“我的工作是弄啥的，（還）不（能）確保你人身安全？你必須出面，要勇敢。”

可苗苗還是不敢獨自上路。她告訴民警，前一天傍晚，張鑫強行拉扯她上車，把車門反鎖，不讓她出去。將近一個半小時后，車開到了70多公里外的麟游縣，凌晨兩點才回去。那里沒有人、沒有信號，也沒有燈。

“他把我嘴捂起來，要去殺娃。”錄音里，她越說越急，“我現在害怕，我恐懼了。”她請求民警能先來與她談一談。

民警到了她家，與她見面后，苗苗再次重申希望能保護她，把她帶到縣城，或者是把自己關進派出所也好。對方給出的答復是，警方沒有權力這么做。

苗苗的民事訴訟代理人認為，因持刀威脅的事發生在前一天，報警當天沒有實施具體的危險行為，“最后不了了之。”新京報記者試圖聯系當事民警，被告知不便接受采訪。

求助家人、朋友，甚至警察都失敗了，苗苗盤算著最后一條路，離婚。

那時她頻繁地告訴身邊人，自己可能會被張鑫殺害。她嚇得睡不著覺，焦躁不安。李欣感覺苗苗“抑郁了”，發微信時總是打很多字，抱怨個不停，滿腦子都是離婚、逃跑。“她哪有什么期望，能活著就不錯了。”

2024年9月，苗苗向永壽縣人民法院起訴離婚，在訴狀中，她的事由寫得很簡短——忍受不了家暴。當月在法院的勸說下，苗苗撤訴。

兩個月后，苗苗第二次起訴離婚。她提供的證據有三樣，一是9月在西安腦康心理康復醫院的診斷，上面寫著“焦慮性軀體恐懼”。二是兩張照片，分別是手臂和腿上的淤青。三是和張鑫的聊天記錄，其中“言辭懇切”，“打你是我的錯，我的錯我改。”“夫妻床頭打架床尾和的嘛，你就給我一次機會嗎？”“我保證以后絕對不再動你一個手指頭。”

2024年12月10日離婚案開庭，一位在場人員回憶，苗苗很堅決，說什么也要離。她請求兩個孩子中的其中一個由她撫養。之后，法院駁回了離婚的訴訟請求，認為根據現有證據，兩人的婚姻關系沒有破裂。

當地一位律師告訴新京報記者，除非法院認為家暴非常嚴重，否則一般會先走調解。假如對方堅持起訴，第一次也不會判離，“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他認為，現階段法律在家暴認定方面比較嚴格。苗苗提供的證據還沒達到認定有長期家暴情節的程度。假如苗苗能提供完整視頻，造成身體傷害的醫院診斷證明、多次報警記錄、起訴前申請的人身保護令等，證明力度能提升不少。

他提到，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在當事人身上，誰主張，誰舉證。縣級法官每天處理的案件也多，沒有時間和精力調取必要的證據，展開充分的調查。

他建議進行多部門聯動，比如婦聯前期介入，固定證據，再將情況提交給法院供參考。同時他也提出，救助是后續的操作，最核心的問題是婦女增強意識，在第一次被打時，及時遠離，及時和家里人溝通，獲得必要支持。

得知判決結果后，苗苗短暫失落過，但她相信半年后再起訴，肯定會有好的結果。當下她能做的就是賺錢，獨立起來。

2024年12月中旬，苗苗從西安搬到了咸陽，在機場附近她找到一份快遞分揀員的工作，日結160-180元，轉正后一個月五六千塊。

新地址苗苗沒有告訴任何人，但據張鑫供述，苗苗的抖音是拿自己的手機號注冊的。他去營業廳重新辦了一張卡，登上了苗苗的抖音。通過快遞地址，摸到了妻子在咸陽的出租屋。

▲ 長孫苗苗最后租住的地方。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2024年12月22日，案發兩天前，苗苗接到了自稱是快遞員的電話，下樓后發現張鑫帶著一幫家人堵在了樓下，她被強行推搡著弄上了車。她給朋友發信息說，是被張鑫“掐著脖子”回去的，渾身都在發抖。

“她逃脫不了魔掌。”肖美對新京報記者說，“人家動不動就能找到她，直接就把她打倒。”她認為在危急時刻，拼的只有力氣。唯一的辦法是跑得越遠越好。

案發當天，苗苗原本打算請假去趟醫院，被掐脖子的傷還沒好，聲音沙啞，喉嚨還疼著。也許是察覺到異樣，同事曾去她的出租屋探望過，但苗苗說“好著呢”。

沉默

從永壽縣出發，經過大片平原，拐入彎彎繞繞的盤山公路。約半個多小時，張鑫家所在地渠子鎮去坊村就到了。

村里有100多戶人家，登記的常住人口500多人，大多數時候，去坊村只剩下老年人。這是苗苗婚姻最開始的地方，孩子上幼兒園之前，她和丈夫、公婆，以及張鑫的幾個姐姐在村里生活。

苗苗的表弟告訴新京報記者，在這里，一個女人婚后生了孩子，如果沒有去上班，她的命運就被釘在了婆家。日子過得怎么樣，“基本就看你結婚遇到的人好壞了。”

苗苗想過出去上班，但婆家反對。據親友介紹，她除了帶自己的兩個孩子，也兼顧給婆家干農活兒。長孫娟莉記得，妹妹大著肚子時，還在幫大姑子帶孩子。苗苗曾和朋友抱怨，有四個婆婆，其中三個是張鑫的姐姐。

一審開庭后的第二天，2026年5月27日下午，幾位中老年婦女圍在村里的路旁聊天，她們談起了這樁案子。

“夫妻打架打死了。”一位婦女告訴其他人。從短視頻平臺上，村民們知道了很多細節。但面對記者，她們透出警惕。其中一位說，苗苗是外地的媳婦，見過，但沒聊過天，“知道也不能告訴你。”另一位村民說，一個村子住著，說多了不好。

張鑫家在村里的主干道上，這天大門緊閉。村民說，他們一家平時住在縣城，極少回來。

從張鑫家大約走200米，拐個彎就是村委會。一位女性村干部告訴新京報記者，出事后，他們才知道，這些年苗苗從未來村委會求助過，村委會也沒有接到過其他婦女的求助。但如果來了，他們能做的只是調解，打人管不著，得報警。

對于苗苗來說，這是一個婆家的熟人社會。一位村民告訴新京報記者，張鑫家有個親戚在村委會當干部，苗苗大概率也不會去求助。

一位婦女假設，要是苗苗被打了跑到她家來，她也不會幫忙。理由是，張鑫家要是知道了，會來鬧事。她保護不了苗苗，也不想和鄰居產生矛盾。

轉過頭來想，她認為這樣的事也不會發生，“家丑不可外揚，你不能跑出去跟人說。”幾位婦女點頭贊同，“挨打丟人。”一位婦女補充說。

如果不是發生惡性事件，這樣的家庭暴力，并不會引起多少村里人的注意，閑聊的婦女們沒人使用“家暴”這個詞，她們說得更多的是“夫妻打架”“吵吵鬧鬧”“吵個架、頂個嘴，也沒啥”。

不僅僅是去坊村，苗苗周圍的朋友、親屬，起初也一度以為是尋常的“夫妻打架”，沒有人意識到它會發展成更嚴重的刑事案件。

“嘮個仗，打個架都無所謂。”苗苗的舅媽說，自己年輕時也和丈夫“打架”，被推一下、掀一下，“床頭吵架床尾和”，隔一陣子就沒事了。現在孩子大了，倆人都平和了許多。她拿自己的經歷告訴苗苗，再忍忍。

周遭世界的守舊和古板，是阻撓苗苗逃出去的重要因素。苗苗的幾位密友告訴新京報記者，如果她們被家暴，剛開始也會忍受。

她們理解苗苗九年的沉默。“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李欣無奈苦笑，要是告訴父母，非但幫不上忙，還會讓他們也跟著丟臉，“咋個辦法，只能自己想，娘家人不可能一直為你撐腰。”

李欣記得，苗苗第一次和她說起家暴后囑咐，一定要保守秘密。

肖美也理解苗苗的孤立無援，嫁出去的女兒是外人了，婆家娶到的媳婦也是外人，“和誰都不是一家人。”

苗苗曾告訴肖美，在決定離婚后她嘗試和父親談談。可父親說，哥哥已經離了，如果苗苗也走了這條路，他們家在村里怎么抬得起頭。

苗苗也試著和婆家人探探口風，但公公不允許離婚，并撂下狠話：“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

這些話似乎應驗了。苗苗死后，她被葬在了婆家的墓地。長孫娟莉曾強烈反對，提出要把妹妹葬在娘家，但是，被老一輩人阻止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甘永莉、李欣、肖美為化名）

值班編輯 王丹妮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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