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基本權利機構主任西爾帕·勞蒂奧日前在布魯塞爾表示，政府往往“不愿受到監督”。她說，當前歐洲基本權利面臨的風險并不只來自個別議題，而是體現在多個層面，包括對公民社會參與公共倡議權利的普遍質疑。6月24日，勞蒂奧從維也納前往布魯塞爾，在歐洲議會介紹歐盟基本權利機構發布的2025年《基本權利報告》。在出席歐洲議會公民自由、司法和內政委員會聽證前，她接受了《歐盟觀察家》采訪。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公布至今已有25年。談及問題究竟出在憲章內容本身，還是成員國落實不均時，勞蒂奧表示，憲章內容本身“沒有問題”。她說，這部憲章匯集了公布時已經存在的各項人權，因此新增內容很少。“它是一項很好的工具，對歐盟本身以及適用范圍內的成員國都具有約束力。問題不在內容。人權問題一向如此，難點在于落實。”

不過，她同時指出，問題不僅在執行層面，立法本身也可能有問題。“所謂執行，是指你已經有一項完成轉化的指令，或者已有國內法，然后再去實施它。但無論是在歐盟層面還是國家層面，如果立法過程中缺乏充分的基本權利評估或保障機制，法律本身也可能存在問題。這是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的事。”

談到歐盟委員會為加強憲章適用所做的努力，以及如何確保歐洲各機構和成員國在執行歐盟法律時全面履行憲章義務，勞蒂奧表示，相關工作已經做了很多。她說，歐盟基本權利機構與歐盟委員會長期并行合作，在憲章問題上承擔著“知識樞紐”的重要角色。隨著時間推移，憲章的認知度明顯提升。

她表示，在歐盟層面，憲章廣為人知，因為它具有直接約束力；但在成員國層面，情況更復雜，關鍵在于如何理解歐盟法的適用范圍。“不僅因為70%的法律都帶有歐盟維度，更因為必須認識到，這些法律落在歐盟法和歐盟權限的范圍之內。”她表示，過去幾年中，一個重要推動因素是盧森堡法院在憲章解釋方面作出了越來越多的重要判決。案件越多，憲章在國家層面的認受度和實際影響力就越強，尤其是在法院和立法機構，也就是各國議會中。

“憲章的重要性一直在上升。”她說，若是在10年前，她可能還會懷疑憲章在國家層面是否真的有很大意義，但隨著宣傳普及，尤其是盧森堡法院判例的發展，憲章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某些領域，它甚至比斯特拉斯堡法院走得更遠。”被問及具體案例時，勞蒂奧提到芬蘭幾年前修改國內安全和監控法律的經歷。她說，當時盧森堡法院就如何在尊重隱私權和基本權利的前提下開展監控，已經作出更為具體的判決。芬蘭立法者、憲法委員會在審議相關法律時，實際上幾乎完全依據盧森堡法院的判例和《基本權利憲章》。

對于性別平等、反歧視、LGBTQI+權利以及公民社會等議題，是否已成為基本權利討論中的斷裂帶，勞蒂奧表示，這一變化有其階段性。她回顧說，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整體上還是一種“相對和諧的關系”。此后發生了“9·11”事件，但她表示，真正的挑戰大約是在10年前開始顯現的。當時，歐盟一些成員國開始出現法治侵蝕，隨后一系列重大挑戰接踵而至。2020年，一些潛藏的問題更加明顯，不同力量之間出現“奇怪的聯盟”，并播下陰謀論的種子。

她說，幾年前，人們往往可以清楚看到，攻擊來自相似的政治角落，目標則是性別平等以及更廣泛的平等議題。《伊斯坦布爾公約》在多個歐洲委員會成員國和土耳其都曾遭到攻擊，而且這種情況至今仍在持續。“這種不平等現象，尤其是那些爭議更大的權利基礎，目前正受到攻擊。”她說，公民社會整體也承受了大量資金削減和法律挑戰。

她援引今年3月“公民空間更新”中的數據說，在參與調查的機構中，67%報告遭遇網絡攻擊或威脅；60%報告遭遇負面媒體報道或抹黑行動；39%報告遭遇帶有政治動機的資金削減；36%報告遭遇過度行政管控或審計，以及“針對公眾參與的戰略訴訟”等情況。

她表示，這種趨勢還在加劇，而且已不再局限于最敏感的議題。“一開始是LGBTI+權利，以及那些為移民權利和海上救援辯護的人，但現在范圍越來越廣。”談到“權利正面臨風險”這一判斷時，勞蒂奧說，當前受到威脅的，是公民社會參與倡議活動這一權利本身正遭到普遍質疑。

她說，在一些政府眼中，公民社會更像是“服務提供者”。“只要你帶人散步、做服務工作，就沒問題；但如果你主張改變某些地區的外交政策，你就會成為被針對的對象。”她表示，這種趨勢和傾向已經非常清晰。至于攻擊和威脅的主要原因，勞蒂奧直言：“政府不愿受到監督。”

她說，許多地方的公民社會仍在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但總體上，越來越多的政府對被質疑、被追責抱有反感。“而且，根據我直接的經驗，現在越來越多人質疑，除了執政多數之外，其他任何人是否有權設定議程。如果你來自反對派，或者來自公民社會，而你挑戰了政府設定的議程，他們就會對此不滿。”

她強調，這種現象并不限于人權組織，社會組織，甚至工會，也可能以不同方式受到挑戰。本月初，歐盟基本權利機構發布年度報告，指出無論在內部還是外部，系統性風險都出現在許多領域，包括仇恨、種族主義和歧視上升，如何應對移民抵達，性別暴力增加，制度回應不足，數字化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以及公民社會承受的壓力等。

被問及面對這些問題如何避免悲觀時，勞蒂奧說，一個人“必須天生保持樂觀”。她表示，年齡和經歷會有所幫助，因為看過足夠多的起伏后，就會明白，人權斗爭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她提到，自己上周在荷蘭參加一場關于種族主義的會議，會上有一位名叫基拉莫納的年長女性。“她真的堪稱傳奇。”勞蒂奧說，這位女性多年來一直在為平等而奮斗，有些像美國早期爭取種族平等運動中的活動人士。她大概已經85歲或90歲，身體非常虛弱，但盡管經歷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以來的種種事情，她依然保持樂觀。勞蒂奧說，正因為她有遠比自己更長的人生經驗，所以她的解釋尤其發人深省。

不過，勞蒂奧也強調，更現實的依據在于法律本身。“我是律師，法律很重要。我們有強有力的條約：《歐盟條約》第2條、《基本權利憲章》，我們還有獨立的法院，不僅有盧森堡法院，也有斯特拉斯堡法院。”她說，現實中也確實能看到反彈和抵抗。她還提到匈牙利，稱當地民眾組織有序，展現出明顯的抵抗意愿。那些多年來持續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在驕傲游行前組織了“極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討論活動，向公眾解釋他們在做什么。“但你也需要能夠走出去與民眾交談的政治人物。”她說，“需要動員年輕人、女性，也需要動員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