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才

來源/萬點研究

2026年上半年即將結束，銀行業監管處罰力度保持高位運行。

據企業預警通不完全統計，截至5月31日，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外匯局等監管部門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開出2510張罰單，合計罰沒金額達8.81億元。

從處罰事由來看，信貸管理違規、數據治理缺陷、反洗錢履職不到位以及賬戶管理不規范等問題構成監管處罰的重災區，各類金融機構均有涉及。這一系列罰單表明，在監管“長牙帶刺”的常態化背景下，部分機構在合規管理上的短板正被持續暴露。

這一行業背景下，中國銀行與農業銀行作為國有大行的典型樣本，企業預警通顯示，截至6月28日，兩家銀行年內累計罰沒金額分別突破3900萬元與6200萬元。

密集的罰單背后，值得追問的是，作為國有大行，農行與中行在內部治理和合規體系建設上并非沒有投入，為何仍然在多個業務條線集中“觸雷”？這些違規行為究竟是偶發性的操作失誤，還是存在某種系統性的根源？

一份審計報告背后的典型問題與行業通病

罰單反映的是“點”上的問題，而更具信號意義的是，6月23日審計署發布的《國務院關于202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在專項審計中重點提及了農行與中行的行業代表性問題。

農業銀行與中國銀行分別暴露出“主業方向偏離”與“鉆制度空子套利”兩種問題，其背后實質上是金融行業共性風險在不同側面的反映。

問題一：考核壓力，政策資金偏離主業

審計報告指出，2021年12月至2025年8月，農業銀行在貸前審查環節把關不嚴，違規向非高標準農田項目發放貸款110.66億元，部分資金隨后被挪用于購買理財、償還債務等。當金融機構面臨業務考核與合規審查的雙重壓力時，部分基層機構選擇放寬審核標準以完成指標，而貸后資金追蹤又未能及時跟進，最終導致政策資金偏離既定用途。

值得關注的是，此類問題在農行并非首次出現。2016年審計通報曾指出，農行未嚴格執行涉農貸款統計制度，將367.14億元非涉農貸款按涉農貸款統計；2018年審計再次發現，仍有227.54億元非涉農貸款被計入涉農貸款統計。

從行業層面看，這一問題并非農行獨有，其背后是政策資金“跑冒滴漏”的共性難題。審計署同期披露的科技金融問題與農行涉農貸款問題在邏輯上高度一致。

審計報告顯示，194家科技支行無科技特色、642.22億元“創新積分貸”僅是事后貼標簽。這些問題的共同特征在于：部分金融機構將國家定向扶持政策簡化為“數據任務”，形式上完成了投放指標，實質上資金并未流向政策目標領域。

相關業內人士對萬點研究表示，目前部分銀行基層機構普遍背負著硬性的涉農、涉科貸款投放指標，在考核壓力下，部分網點傾向于放寬項目審核門檻以完成業績，而貸后資金流向追蹤又缺乏足夠的資源投入和制度保障。這種“重投放、輕管理”的傾向，是行業在兼顧政策落實與風險管控過程中面臨的共性挑戰。

問題二：實質套利，制度善意被轉化為避稅工具

審計報告披露，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中國銀行安排2家下屬金融機構作為通道，通過組織大量本行員工以1元至100元的金額出資“湊人頭”，將11只私募基金包裝成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收所得稅的政策優惠逃避稅款23.67億元。

這一操作涉及四個環節：安排下屬金融機構作為業務通道；組織員工以象征性金額出資，滿足私募基金合格投資者數量要求；將私募基金產品包裝成公募形式；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稅的政策完成套利。

審計報告顯示，中國銀行兩年四個月累計逃稅23.67億元，相關業內人士對萬點研究表示，利用公募稅收優惠政策的避稅行為并非銀行獨有，財務公司等機構亦有類似操作。這類行為在行業中的共同根源在于，當業務創新與合規邊界不夠清晰時，部分機構傾向于在規則邊界上進行試探，將制度善意轉化為套利空間。

罰單透視，合規管理如何從“形式”走向“實質”

如果說審計報告從制度層面揭示了金融行業存在的典型問題，那么2026年以來，農業銀行與中國銀行的密集罰單，則從日常經營層面印證了這些問題的普遍性，兩者從不同層面勾勒出當前大型銀行合規管理的共性問題。

農業銀行方面，企業預警通顯示，農業銀行上半年暴露的問題更為分散，但反洗錢履職不到位、賬戶與數據管理混亂構成了高頻處罰事由。截至6月28日，該行年內累計罰單超6200萬元。

具體來看，在信貸管理方面，1月21日，農業銀行浙江省分行因個人及對公貸款管理不審慎被罰880萬元，成為上半年單筆最大罰單之一。

2月13日，農業銀行舟山分行同樣因信貸管理不審慎被罰385萬元。進入5月，農業銀行深圳分行因“銀行承兌匯票保證金來源不合規、個人貸款三查不到位”被深圳市金融監管局罰款205萬元。

5月15日，宜春分行則因銀行承兌匯票業務管理不盡職、違規設定考核指標等被罰105萬元。上述罰單表明，農業銀行違規行為正從貸后管理不審慎向保證金來源合規性、內部考核導向等領域延伸。

在反洗錢與數據治理方面，問題更為集中。3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河南省分行對農業銀行河南省分行開出441.1萬元罰單，案由多達11項，涵蓋違反金融統計、賬戶管理、特約商戶管理、網絡安全、信用信息采集等規定，以及未按規定開展客戶盡職調查、未按規定報告大額和可疑交易。

4月22日，農業銀行遼寧省分行被罰327.05萬元；4月30日，農業銀行來賓分行被罰198.24萬元；5月14日，農業銀行佛山分行被罰180.32萬元；5月27日，農業銀行甘孜分行被罰131.515萬元。此外，新疆分行、平頂山分行也分別因違反金融統計管理等規定被罰150萬元和130.5萬元。

萬點研究認為，上述罰單中，“未按照規定開展客戶盡職調查”“違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詢及相關管理規定”“未按規定報告大額交易”等案由頻繁出現，相關管理機制在部分環節的約束力有待加強。

中國銀行方面，企業預警通數據顯示，縱觀中國銀行上半年的罰單分布，地域跨度廣、違規事由集中的特點較為明顯，截至6月28日累計罰單總金額超3900萬元，信貸領域的違規較為突出。

2026年開年首月，中國銀行河南省分行及其轄內9家分支機構同日收到罰單，合計被罰款610萬元。其違規行為覆蓋信貸流程的多個環節，如貸后管理不到位、貸款“三查”不盡職、信貸資金被挪用、貸前調查和資料審核把關不嚴。

萬點研究認為，中國銀行一日之內9家分支機構同時被罰，表明該行在區域信貸全流程管控方面存在需要關注的薄弱環節。

進入二季度，罰單延伸至數據治理與外匯領域。4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對中國銀行海南省分行開出764.836萬元罰單，涉及違反金融統計相關規定、占壓財政存款或資金、違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詢及相關管理規定等三項違規行為。

萬點研究認為，這是該行上半年中行單筆最大罰單之一，反映出在金融統計與信用信息管理這類基礎合規領域，仍存在“同質化違規”特征。

企業預警通顯示，5月6日，中國銀行福建省分行因違反賬戶管理、數據安全管理、反假貨幣管理、人民幣流通管理等多項規定，同樣存在占壓財政存款及違反信用信息管理規定的問題，被警告并罰款315萬元。

企業預警通顯示，6月8日，中國銀行深圳市分行也因幾乎相同的違規類型被罰462.35萬元，其中“違反金融科技相關規定”成為新增關注點，提示這些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管理缺陷。

6月16日，國家外匯管理局江西省分局披露，中國銀行贛江新區支行因“未經批準擅自經營結售匯業務”，被罰沒281.66萬元。

此外，5月29日，山東省分行及轄內臨沂、泰安、棗莊、德州、煙臺5家二級分行因貸款資金劃轉管理不到位、一般性貸款承諾費收取管理不到位等問題，合計被罰260萬元，同時有兩名相關責任人被警告，顯示服務收費領域的規范管理同樣不容忽視。

2026年行程過半，農行與中行的罰單與審計署的點名通報，已然為全行業劃出了一條清晰的合規標線。在穿透式監管與大數據審計能力持續增強的背景下，任何寄望于“形式上過關”的操作都將面臨越來越高的風險成本。

綜合來看，當金融監管不斷走向精細化、穿透化，機構內部治理的精細化程度能否同步跟上。對于農行與中行而言，如何將合規要求有效傳導至基層末梢，如何在考核激勵與風險管控之間尋求更合理的平衡，仍是值得持續探索的方向。

結語：從“被動受罰”到“主動糾偏”的積極信號

正視問題之外，亦應看到兩家銀行在合規建設與戰略轉型中的積極作為。罰單與審計報告所揭示的短板，并非故事的終點，而是治理升級的起點。從兩家銀行上半年的應對舉措來看，監管壓力正在轉化為內部變革的動力。

針對審計報告指出的涉農貸款資金偏離問題，農業銀行已啟動專項排查行動，對存量涉農貸款項目進行逐筆核查，同時在績效考核體系中加大涉農貸款質量權重，力求從機制層面扭轉“重投放、輕管理”的慣性。

萬點認為，這一調整的意義在于，當考核指揮棒從“投了多少”轉向“投得準不準”，基層機構的經營行為才有可能發生實質性改變。

中國銀行方面，則圍繞審計署通報的套利問題開展全面自查，主動補繳相關稅款。更值得關注的是，該行已明確禁止以“湊人頭”等非常規手段規避監管，顯示出從個案整改向制度建設延伸的意圖。

在合規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兩家銀行上半年動作頻頻。農業銀行方面，主要在反洗錢領域持續加碼。官網信息顯示，該行依托南開大學等高校資源，組織全國37家一級分行反洗錢負責人開展系統性培訓，著力提升專業條線的識別與處置能力。

中國銀行方面，則在數智化合規方面持續布局。官方披露顯示，該行在江蘇等地區推進數智轉型，依托AI大模型實現“智能審單”和產業鏈精準畫像，將合規審查嵌入業務審批流程，從源頭上降低操作風險。

從行業視角看，審計與監管的“探照燈”效應，恰恰倒逼了銀行業治理能力的整體提升。一個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是，2026年2月，農業銀行與中國銀行同日官宣由行長兼任首席合規官。至此，六大國有商業銀行全部完成這一關鍵崗位的配置。

將合規職能升至決策頂層，這一制度安排的價值在于，當合規負責人同時具備業務決策話語權時，合規讓位于業務的組織慣性才有可能從根子上被打破，最終推動銀行業從“形式合規”走向“實質合規”。

罰單與審計報告所揭示的問題不容回避，但兩家銀行在合規重建與戰略轉型中展現出的方向同樣值得關注。那些代價高昂的教訓，能否真正轉化為制度性進步的階梯，答案不在于表態，而在于執行。從這一意義上說，兩家銀行已經邁出了值得期待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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