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人權博物館“納克巴”展被指以國家權威傳播單一政治敘事
• 展覽突出1948年巴勒斯坦流離失所，卻淡化阿拉伯拒分治與戰爭背景
• 文中稱展覽忽略至少85萬猶太人被驅逐，且抹去相關歷史處境
• 作者批評其淡化哈馬斯襲擊與251名人質，統計口徑也存爭議
• 文章認為該展將復雜沖突壓成單線因果，反而傷害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

溫尼伯——參觀完加拿大人權博物館最新展覽“被連根拔起的巴勒斯坦：過去與現在的納克巴”后，可以得出的感受是：加拿大政府正在同時辜負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乍看之下，這似乎只是圍繞巴以沖突的又一場分歧，但事實并非如此。這關系到一個民主政府應承擔怎樣的責任，以及它選擇通過具有官方權威的機構傳遞何種價值觀。作為獲得聯邦支持的國家級博物館，其職責應是以準確、平衡和學術嚴謹的方式追求歷史真實，而不是像倡議組織那樣，把某種政治敘事當作既定歷史來傳播。

正因如此，“被連根拔起的巴勒斯坦”才格外令人不安。這個于周六向公眾開放的展覽，遠不只是講述1948年阿以戰爭期間巴勒斯坦人大規模流離失所這一“災難”——這是其官方網站對“納克巴”一詞的定義。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定義真正廣泛流行不過約40年。最初，這個阿拉伯語詞匯用來描述阿拉伯聯盟在軍事上的尷尬失敗，而其對手主要是猶太社會主義農民、戰爭幸存者和前難民，且幾乎沒有得到國際支持。

展覽沒有引導加拿大人去面對世界上最復雜的沖突之一，而是讓參觀者把這場沖突理解為以色列建國的單一后果。這樣一來，巴勒斯坦人的真實苦難被轉化為一種持續性的政治武器，指向一切與以色列有關的事物，并鼓勵公眾把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視為一場持續歷史不公的受益者和維護者。

這不是對歷史真實的追求，而是借加拿大國家權威之名傳遞的一種有害政治訓導。

走進位于溫尼伯市中心的博物館，有一處設計安排立刻引起注意。“納克巴”展廳被設置在大規模歷史暴行展廳之后，參觀者會從人類歷史上記錄最充分的嚴重族群災難之一，直接進入一個高度政治化的1948年阿以沖突敘事。

這種銜接在情感和解釋框架上搭起了一座微妙卻清晰可辨的橋梁，把參觀者從一個普遍公認的道德框架，引向一個當代政治敘事，并暗示兩者可以自然套用同樣的理解范疇。參觀者被引導得出的結論，顯然受到了這種“歷史悲劇敘事倒置”式暗示的影響。

進入展廳后，這種框架更加明顯。展陳材料并未作為多種歷史解釋或尚無定論的爭議來呈現，而是圍繞一個單一前提展開：1948年巴勒斯坦人的流離失所，不只是一個成因復雜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場由猶太人主導的以色列強加的、持續至今的悲劇開端。凡是無法歸咎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苦難，則被完全忽略。

參觀者會看到這樣的表述：“大約750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國建立期間被強制驅逐。”但導致戰爭爆發的更廣泛背景幾乎沒有得到呈現。阿拉伯方面拒絕聯合國分治方案、周邊阿拉伯國家軍隊入侵新宣布成立的猶太國家，以及圍繞巴勒斯坦人為何逃離的歷史爭論，基本都沒有出現。就連博物館官網也承認，一些巴勒斯坦人“是在警告或指示之下離開的，包括來自巴勒斯坦阿拉伯領導人的警告或指示”，但參觀者在展廳內看不到這一與單一敘事相矛盾的限定。

展覽也沒有提到，自以色列建國以來，至少有850000名猶太人被迫流離失所或遭阿拉伯國家驅逐，其中大多數發生在戰爭期間及其后數年。伊拉克、埃及、也門、利比亞、敘利亞等地延續數百年的整個猶太社區，事實上被抹去了。

這種模式貫穿整個展廳。以色列的檢查站、行動限制和隔離屏障被呈現為壓迫的證據，而促成許多此類政策出臺的數十年大規模殺戮卻被忽略。

其中一塊展板對2000年代初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模糊提法——稱其為“巴勒斯坦起義”——給人的印象是，這只是猶太裔以色列人任意“破壞住房權、家庭生活權、生計權和法律面前平等權”的借口。展覽沒有提及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和普通民眾殺害了1000多名以色列人，也沒有提及在俗稱“內部起義”的暴力中遇害的數百名巴勒斯坦人。照此呈現，那個時期最大的不公，似乎只是安全檢查站帶來的不便，以及一道難看的隔離墻。

類似的敘述還在繼續。展覽寫道：“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襲擊、造成約1200人死亡后，以色列在加沙發起了大規模軍事行動。根據加沙衛生部和聯合國機構的數據，如今已有超過240000人死亡或受傷。”

那場經過精心協調、伴隨大規模殺戮、酷刑和性暴力的恐怖襲擊，被壓縮成一個模糊的傷亡數字，251名人質則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沒有署名的統計口徑，它模糊了個體數據，把死亡人數與受傷人數混為一談，得出的數字甚至高于加沙衛生部自己公開提出的說法，而展覽并未說明該衛生部本身由哈馬斯控制，也沒有提及圍繞數據是否遭操控的爭議。

在整個展廳中，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主體性基本被剝離。政治決策、被拒絕的妥協、內部壓迫和暴力行為都退居次要位置。這種處理方式鼓勵參觀者把加諸兩族人民的悲劇，理解為同一個持續故事的不同章節，而這個故事被方便地設定為始于1948年，并始終可以歸因于以色列。

于是，最初的敘事框架決定了最終結論，把一個多世紀以來復雜且往往彼此無直接關聯的發展，壓縮成一條單一的因果鏈。

這一切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國家郵報》此前大量報道所示，圍繞該展覽的爭議不僅涉及內容，也涉及其形成過程。猶太組織多次對博物館不透明的咨詢程序、顧問委員會的構成、在某名顧問曾發表反猶言論后仍決定留用此人，以及他們所認為的展覽根本上單邊化的呈現方式表示擔憂，但這些意見顯然沒有被聽取。

這正體現了“納克巴敘事”的空洞。它無法完整解釋巴勒斯坦歷史，因為其中太多內容與其核心前提相矛盾。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世界難民營中長期遭受困頓、壓迫和殺害的經歷，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腐敗與壓制，哈馬斯對加沙民眾的殘酷統治，以及一代代人在“解放將通過摧毀另一個社會而不是建設自身社會來實現”的觀念中長大——這些都被降為次要，甚至完全不出現。

這不僅不公正地妖魔化了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也嚴重傷害了巴勒斯坦人。它向他們以及所有加拿大人暗示，只要削弱或消除猶太裔以色列人的力量，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就會結束。更糟的是，它還隱含著一種承諾：一旦這一目標實現，巴勒斯坦人將不再值得同樣的關注，因為他們苦難的來源據稱已經被消除了。

這個展覽的諷刺意味不容忽視。該博物館是加拿大重要的文化機構之一，由一位以民主、多元主義和追求真理為信念的加拿大猶太復國主義者創立。這家由聯邦資助的機構，本應體現加拿大公民價值中最好的一面，而不是為那些犬儒地利用巴勒斯坦人苦難的人提供合法性；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而是為了暗示世界上唯一的猶太國家在本質上不具合法性。

衡量一個民主社會的標準，不在于它是否回避艱難的歷史，而在于其領導人是否有勇氣誠實地講述這些歷史。

當政府通過其國家機構講述這樣的故事時，它就不再只是容忍某種政治敘事，而是在為其背書。加拿大人理應對那些肩負保存歷史真實職責的機構提出更高要求。尤其當政府把歷史呈現得簡單化、道德絕對化，或宣稱其不容爭辯時，人們更應保持警惕。

歷史很少會因這種選擇性敘述而得到伸張，但宣傳往往會。

作者：亞當·卡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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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Adam Katz: I visited the 'Nakba' exhibit, and it is every bit as anti-Jewish as fea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