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由首都師范大學和中華書局聯合舉辦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晉書》修訂本出版座談會在京舉行。隨著紅綢揭開，十冊嶄新的《晉書》修訂本展現在世人面前，標志著這部記載兩晉興亡史的官修史書，完成了問世以來最為系統深入的一次文本升級。

點校本《晉書》修訂本正式發布，彰顯當代古籍整理新高度

這是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推出的第十五種成果，也是繼《史記》《南史》等之后，正史文獻整理領域又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收獲。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修訂本在原點校本基礎上，全面吸收近半個世紀學術成果，校勘記從原有2200余條增至4600余條，切實補齊了1974年原點校本的諸多缺憾，文本質量、學術水平全面提升，達到了中古正史文獻整理的新高度，為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更為可靠的文本基礎。

中華書局向首都師范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贈書儀式

二十年深耕打磨全新晉史定本

《晉書》為唐代官方修撰的紀傳體正史，由房玄齡領銜編纂、唐太宗親撰史論，全書共計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志、列傳、載記四大體系，系統梳理兩晉王朝興衰脈絡與十六國政權更迭歷史，是現存最早、體系最完備、史料最核心的晉代典籍，也是串聯漢魏、兩晉至隋唐歷史脈絡的樞紐性史料，在中古史學研究中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大眾熟知的點校本《晉書》由吳則虞先生執筆完成初稿，后經楊伯峻、陰法魯等先生全面覆校，唐長孺先生審定《載記》部分，最終于1974年正式出版。半個世紀以來，這部原點校本始終是國內學界通用的權威版本，支撐了幾代學人的學術研究、課堂教學與文史創作。

但受限于當時的館藏資源、版本視野和學術積累，原點校本存在底本年代偏晚、宋元版本利用不足、部分標點分段有誤、全書體例不統一等諸多問題，學界始終期盼一部更為精審、嚴謹、完善的升級版本。

為回應學界長期訴求，適配當代學術研究規范，《晉書》修訂工作于2007年正式啟動，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先期主持，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聶溦萌接續攻堅，多校師生接力參與，前后歷時二十年，最終完成全面修訂。相較于原點校本以金陵書局本為工作底本的做法，本次修訂做出了關鍵性調整——改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前期建刊本為底本，廣泛比對宋元舊本，審慎參考明清善本，形成以早期古本為核心、歷代校勘成果為輔的全新校勘體系。最終校勘記數量從原點校本2200余條，大幅擴充至4600余條，修改標點和分段達數百處。

改換底本，帶來了校勘思路的整體變化。比如，原點校本《景帝紀》有“帝燒鐵灸之”一句，根據校勘記，其中“灸”字，殿本、局本作“炙”，點校本根據宋本（即百衲本）等改字，并引《后漢書》說明作“灸”義長。在補充版本校工作后發現，包括修訂底本在內的大部分版本都作“灸”，也就不必再出晚期版本的異文校，因此刪去了原校勘記。校勘記的數量變化只是修訂工作的冰山一角。

聶溦萌在回顧修訂歷程時，將工作分為“穩步推進期”、“沉淀期”和“奮起直追期”。2016年夏天，修訂組完成了130卷修訂長編和校勘記初稿提交中華書局。但初稿在本校、他校方面尚有不足。隨后的幾年里，修訂組與編輯部反復琢磨，厘清《晉書》“校史”與“考史”的邊界：校勘中的文字異同看似客觀，實則帶有相當程度的主觀判斷，需要根據各書的具體情況，判斷出屬于文本流傳訛變范疇、具有校勘意義的文字差異。找準“校史”的邊界離不開“考史”工作的充分展開，“校史”的目標又使得“考史”工作終究要隱藏于幕后。

2022年起，聶溦萌將全部精力集中到對長編的修改上，“其他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根據修訂工作安排的”。2024年11月，《晉書》修訂定稿會召開，重點解決疑難問題，其后改定長編，提交定稿。到校樣通讀階段，修訂組與編輯部“合署辦公”進行最后沖刺。2026年上半年，修訂本正式面世。

研討會現場

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深度融合

如果說底本的更換是“骨架”的重塑，那么對校勘背后研究工作的重視，則是本次修訂的“靈魂”。

多位學者在座談會上指出，本次《晉書》修訂不僅產出了一部高質量的整理本，更催生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中華書局原執行董事徐俊在發言中，將《晉書》修訂視為一個“學術事件”。他列舉了修訂過程中衍生出的重要成果：聶溦萌《中古官修史體制的運作與演進》、青年學者研討會論文集《版本源流與正史校勘》《十六國春秋輯補》整理成果等，均是在《晉書》修訂過程中打磨成型。這些研究反過來厘清史源、校正文本、梳理制度，讓新版《晉書》不再是簡單的文本校勘，而是帶著深厚學術思考的升級定本。

深耕魏晉南北朝史數十年的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點校本《南史》修訂主持人張金龍表示，原點校本《晉書》陪伴了自己的學術成長生涯，也讓他深知舊本存在的諸多細節局限。他強調，古籍校勘三法相輔相成：本校、他校是基礎，理校負責判定異文正誤，三者缺一不可。二十四史這類綜合性史書疑難考證，不只需要文字、文獻功底，更要求整理者深耕對應斷代史，兼顧文獻學功底與深厚史學素養。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主任胡鴻教授評價稱，對以中國古代史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來說，古籍整理相當于“基礎設施建設”。《晉書》是中古史研究的樞紐史料，新修訂點校本依托更好的底本、更全的校本、更細的校勘，將會成為未來學界新的權威通行本。他同時呼吁，現行學術評價體系應給予古籍整理工作更多的尊重與傾斜，因為這種“慢工出細活”的基建工程，其價值需要放在更長的學術史尺度中衡量。

點校本《晉書》的修訂歷程，也是一場潤物無聲的青年學術培育工程。古籍整理工作細碎繁瑣、耗時長久、見效緩慢，卻是打磨文史學者基本功、錘煉治學素養的重要路徑。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爽表示，《晉書》修訂工程采用的協作模式，使眾多魏晉南北朝專業學生、學者參與討論打磨，雖非全員全程深耕，但為青年學者奠定了扎實的古籍辨析與史料研究基礎。

同時，《晉書》修訂工程也是高校學術研究與國家級專業出版深度融合的范例。中華書局總編輯尹濤介紹，自2007年立項至今，修訂工作橫跨二十載，見證書局三代編輯團隊的接續耕耘。高校學者深耕學術前沿，負責版本考證、史實辨析、文本校勘等學術工作；編輯團隊專注體例統一、文本打磨、校對審核，形成了嚴謹高效、可復制、可延續的協作模式。他透露，目前《宋史》《明史》修訂本稿件已經交稿，進入編輯出版流程，后續項目實施中，他懇請專家學者繼續從學術上把關，使修訂本成為“更符合現代古籍整理規范、能夠代表當代學術水準、體現21世紀新時代典范之作。”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晉書》修訂本的出版絕非整理工作的終點，而是晉史研究與文獻傳承創新的全新起點。這部凝結兩代學人二十年心血的典籍，以扎實嚴謹的學術升級補齊了晉代正史整理短板，豐富了“二十四史”修訂成果，讓千年晉史在當代治學語境中煥發活力。

從1974年原點校本到2026年修訂本，半個多世紀的時光流轉，見證了古籍整理事業的范式轉換與幾代學人的學術堅守。正如徐俊在發言最后所寄望的：“希望修訂工作行穩致遠，在保證質量前提下力爭早日完成，成為立得起來、傳得下去的新時代古籍整理標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