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英國若繼續對阿聯酋支持蘇丹快速支援部隊一事避而不談，就無法阻止這種支持，當美國對一個友好政府厭倦到不愿再容忍其暗中支持一支代理武裝、卷入一場殘酷且破壞地區穩定的戰爭時，通常并不難看出來。

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制裁了整個盧旺達軍隊及其多名高級軍官，禁止美國企業和個人與其進行交易。此前，盧旺達一直在剛果邊境另一側秘密支持一支劣跡斑斑的民兵組織，盡管當時美國政府正推動盧旺達與剛果民主共和國達成一項帶有愿景性質的停火協議。

但在蘇丹問題上，特朗普政府似乎不太可能以類似方式對待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被指以相近方式支持蘇丹快速支援部隊。美國政府甚至在快速支援部隊于10月洗劫法希爾市之前，就已指控該組織犯有種族滅絕和戰爭罪。

這種克制的最新例子，是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本周訪問阿聯酋。魯比奧此行還訪問了另外兩個海灣國家，意在安撫各方對美伊協議的擔憂；該協議旨在結束美國和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戰爭。魯比奧談及蘇丹時只是泛泛而談，不太可能促成任何實質性變化。

自2023年蘇丹戰爭爆發以來，無論是拜登政府還是特朗普政府，都認為阿聯酋過于強大，而且對美國其他利益過于重要，因此始終沒有對其在蘇丹的行為施加哪怕一小部分本應有的壓力和審視。相反，美國選擇了一種間接且大體停留在象征層面的方式，試圖改變阿聯酋的做法，例如制裁設在阿聯酋、由快速支援部隊領導人控制的公司。

但即便是這種象征性做法，方向似乎也有問題。最近，美國和其他一些政府利用金融制裁，對一批被部署去與快速支援部隊并肩作戰的哥倫比亞雇傭兵網絡施加了一定壓力并加強審視。就連這些制裁也顯得猶疑不決：它們回避了那名與阿聯酋政府關系密切、據報其公司正為這些雇傭兵提供支持的阿聯酋商人，甚至沒有點名提及他。人權觀察一份新報告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

這種回避并不只是顧及阿聯酋的敏感，或給其留面子。它實際上是在縱容其代理武裝實施暴行。若要改變阿聯酋的行為，就必須施加聲譽壓力。公民社會組織和一些立法者正努力朝這個方向推動，政府和私營部門也應拿出行動的勇氣。

阿聯酋當局一再強烈否認向快速支援部隊提供支持，甚至還與美國等國一道，在多邊場合呼吁停止對蘇丹交戰各方的外部支持。但記者、聯合國調查人員和非政府組織的報道都提供了證據，顯示阿聯酋一直在幫助快速支援部隊獲取武器和補給；這些證據顯然也得到了美國情報機構的確認。

拜登政府在任期最后幾周，似乎曾以一種間接方式向一名美國參議員承認，阿聯酋曾向快速支援部隊提供武器。不過，相關表述同時轉述了阿聯酋方面的保證，即今后不會再提供此類支持。而僅僅幾周后，一份美國情報簡報就迅速讓這一保證受到質疑。

阿聯酋并不是唯一一個秘密支持蘇丹某一方的外部力量。據報道，土耳其和伊朗也曾幫助向與快速支援部隊作戰的蘇丹國家軍隊提供武器。但快速支援部隊的殘暴程度尤為突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指控其犯有種族滅絕罪，美國國會中也有人呼吁將其列為外國恐怖組織。該組織最臭名昭著的施暴者之一，曾把自己在法希爾實施暴行的過程拍攝并上傳網絡；在媒體關注后，他也只經歷了一次短暫而敷衍的逮捕。

在一條重要的調查線索中，包括人權觀察報告在內的一系列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報告指出，有哥倫比亞雇傭兵被提供給快速支援部隊，用于支援作戰并訓練其士兵和新招募人員。據報道，接受訓練并可能被送上戰場的人中，有些未滿18歲，這違反了適用的國際法。

其中一些人甚至未滿15歲。根據規范國際刑事法院正在達爾富爾進行調查的《羅馬規約》，包括法希爾事件在內，使用15歲以下兒童兵構成戰爭罪，這正是相關法律門檻。

調查報道機構“哨兵”稱，一名與阿聯酋高層官員關系密切的阿聯酋商人穆罕默德·哈姆丹·扎阿比，似乎擁有那家簽約招募“數百名”哥倫比亞雇傭兵赴蘇丹服役的阿聯酋公司。哥倫比亞媒體“空椅子”估計，涉事哥倫比亞雇傭兵約有300人。

沖突洞察集團近期的一項調查利用商業手機數據、航班追蹤信息、衛星圖像和其他開源數據，顯示其中一些雇傭兵在前往北達爾富爾法希爾途中，曾經過阿聯酋的一處軍事訓練設施，或一處由阿聯酋資助、位于索馬里的基地。

這條雇傭兵輸送鏈，只是阿聯酋被指支持快速支援部隊的諸多線索之一。不過，也許正因為這一線索涉及其他國家公民，近幾個月來已有多個國家就此采取了實質行動。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已對數名涉案哥倫比亞個人和公司，以及一家巴拿馬公司實施金融制裁和旅行禁令。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也一致同意制裁其中3名個人。

但這些行動都止步于此：沒有制裁扎阿比、他的公司，或其他可能參與提供雇傭兵的阿聯酋人，甚至連公開點名都沒有。與其說這是在施壓促成改變，不如說這種做法反而強化了一個信號：即便相關國家表面上試圖處理這一問題，它們仍拒絕明確指出阿聯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阿聯酋的否認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把其他政府注意到并描述阿聯酋行為本身，變成了一種帶有敵意的舉動。據報道，2024年，阿聯酋官員曾取消與英國官員的會晤，原因是他們不滿一名英國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沒有主動為阿聯酋辯護；當時蘇丹指控阿聯酋支持快速支援部隊。

反過來，各國政府由此產生的沉默或含糊表態，又制造出一種虛假的不確定性，使外界更難動員壓力。如果阿聯酋對快速支援部隊的支持可以被輕描淡寫地說成“尚有爭議”，那么那些本可能對阿聯酋施加影響的第三方——從各國政府到阿聯酋在國際體育領域的商業伙伴——就更容易回避外界要求其

動用影響力的呼吁，也更不必擔心與阿聯酋保持密切關系所帶來的聲譽風險。

各國政府本可以做很多事情來改變這種局面，包括停止向阿聯酋出售武器。即便做不到這一點，也應實施能夠把更有權勢的相關方置于聚光燈下的制裁，而不是讓他們繼續隱身于黑暗之中。

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或銀行委員會的跨黨派領導人，也應啟動美國制裁法中的一項機制，要求特朗普政府評估并報告：特定阿聯酋官員、公司或商人，是否與快速支援部隊使用兒童兵等侵害行為存在足夠關聯，以至于應依據《全球馬格尼茨基法》受到制裁。國會議員不應只是提出這個問題，也應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場。

對于那些繼續幫助和教唆蘇丹戰爭罪行的人，必須讓其付出真實代價。要做到這一點，政治人物和外交官就必須把制止外部支持所造成的嚴重傷害，置于比在公開場合小心翼翼回避這一問題更優先的位置。

穆塔西姆·阿里是勞爾·瓦倫貝格人權中心法律顧問，并共同領導該中心的蘇丹問責與正義工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