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梵蒂岡展出一幅題為《年輕的中國傳教士》的油畫復制品，畫中一個青年人，身穿中式長衫，眼神堅定，逆風而行，背后是千里江山，風起云涌。

事實上，這是劉春華在1967年創作的名畫——《毛主席去安源》。

《毛主席去安源》

信仰的力量溢出畫面，造成了教廷的誤會。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的學者陳晉在其著作中對此事評論道：“毛澤東帶去的不是上帝的福音，而是窮人的真理。”

共產黨人的確是有信仰的，建黨105周年了，信仰從未衰減，甚至越發重要。社會主義現代化近在眼前，民族復興和文明復興也已無限接近，我們需要思考：共產黨人的信仰，和中國人的理想，如何能再造中國，再造文明？

中國精英的信仰

1821年，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說：“從本質上來講，中國是沒有歷史的。它不斷重復著王朝的覆滅更迭，其過程中整個國家沒有任何進步。”

這一武斷的結論后來主導了西方世界對中國200年的偏見，西方現代以來對一個國家、一個文明的認識，誤入歧途。

且不論中國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物質文明持續突破，只看“不斷重復著王朝的覆滅更迭”這一點，它也正是國家進步的表現。秦朝開啟大一統先聲，陳勝吳廣起義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平等主義口號，漢朝塑造大一統傳統，奠定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體系。從此以后，在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民本是歷史進化的價值指引，大一統是價值擴展的歷史機制。民本主義，是看似重復的歷史震蕩所圍繞的中軸。

《封神第二部：戰火西岐》劇照

民本主義理念的建立，早于秦朝。

周朝以前，商、夏以及堯舜禹圣王時期，中國基本上可以視為一個以宗教為中軸前行的文明。牧野一戰，商周遞嬗，周朝建立了全新的天命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政治理性從此確立，政權的合法性，從君權神授，轉變為道德權力觀，政權之合法與否，關鍵在于其道德性。而政權是否道德，由老百姓說了算，“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孔子對這一基本的政治邏輯進行了哲學抽象。他把德（天命），從一時一地對政治的要求，轉變為每時每刻對人的要求（仁）。君子以仁為依歸，哪怕這個世界上只剩下你一個人，也要堅持知與行的道德性。明朝的張居正總結得尤為精辟：“夫幽蘭之生空谷,非歷遐絕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蘭不以無采而減其臭。”

孔子對周禮所進行的哲學抽象的歷史意義在于，讓道德內在于人，讓文明性格不因朝代更迭而改易。仁政是人性要求，如果政治不符合仁政的規范，那么精英可以逃離，百姓可以造反。其后孟子、荀子進一步論證了民本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說，“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孔子像 / 圖源：pexels

其后中國歷代知識精英，都是以此為人生信仰。學而優則仕，仕的目的，是維護“道統”，“修己以安人”，實踐民本主義，服務天下蒼生。

《禮記·禮運》記載的孔子的理想，就是歷代士人的理想，也是中國人共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

這就是傳統中國精英的信仰。

致命新“蠻夷”

此后中國歷史，政治始終圍繞著民本主義這一信仰中軸震蕩，就像價值規律，價格圍繞價值波動一樣。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趙汀陽先生提出了中國歷史進化的“漩渦模式”，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有很強的解析力。“中國”是一個神性的概念，如能占據中原，建立政權，就意味著上承“天命”，下孚民心，天然具有了政權的合法性。所以歷朝歷代，數不清的外圍少數民族，受此吸引加入“逐鹿中原”的混戰，每一次都把自身融化在同一個文明之中。

中原文明從來沒有侵略性，秦朝開始修筑的長城，表現出來的是防御性。但在歷史上，外圍族群的進攻，是一次次自動跳進“熔爐”的行動，最后都表現為“自帶干糧”加入中華文明的大家庭，使得疆域不斷擴展，文明不斷吸納新的元素，每一個階段都煥發新的生機。

于是，黑格爾所看到的“不斷重復著王朝的覆滅更迭”，恰好就是文明擴展、歷史進步的過程，也是在一種普遍的價值原則指引下的有目的的演進過程。這一普遍的價值原則，就是儒家理想主義。中國知識精英從來不恐懼王朝更迭，儒家天命觀其實就是關于王朝更迭的內在動力機制的學說。他們在意的是“道統”，也就是文明的理想和方向。

黑格爾

不能否認，宋以后，由于自認為繼承“道統”的王朝自身疆域的收縮、能力的下降，中華文明精神原有的闊大氣象逐步收斂了。宋朝在劇烈的政權競爭中把“道統”解釋為一家一姓的天命，明朝放棄了向海拓展的雄心，清朝更進一步閉關鎖國，把儒家思想玩弄成一種固定主仆關系的哲學，在遭遇西方之前，文明的危機已經在逐步深化。1840年英國以武力撞破門戶，只是文明危機的顯性化。

中華文明數千年來總是能夠消融、內化外部文化，促成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外圍和中原之間往往是一種“觸電”關系，蠻夷，只是尚未“觸電”的待開化者。但在近代，中國碰上的“蠻夷”，不再是歷史上熟悉的樣子。正如蔣廷黻所說：“到了19世紀，來和我們找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就是資本主義世界。在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家是資本家的代言人，而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表現為人性（道德性）離開了駕駛艙之后，動物性的自主運動。它對任何基于人性的理念都沒有興趣。政治和資本完全混合一體，多個版本的“東印度公司”，和被資本家劫持的所謂代議制民主，基本精神都是一言以蔽之：物欲。

時局圖

鴉片戰爭是資本為了增殖無所不用其極的結果，軍事科技和產業前沿能力，摧毀一切障礙。資本家們沒有什么理想主義，對道德毫不在意，也不是什么“自帶干糧的蠻夷”——后來他們甚至不允許清朝政府在正式場合使用“夷”這一字眼。

他們只想叫你跪下，成為仆從，消滅主體性；成為工具，無限制地貢獻利潤。

信仰之崩潰

1840年以后，中國的反抗，既是儒家的反抗，也是儒家對自我的反抗，這是一個在“反抗—失敗—反思”的循環中一步步自我否定的過程。

洋務運動，向來鄙薄“器物”的儒家接受了“器物至上”的觀念，“師夷長技以制夷”；戊戌變法，儒家理想主義在制度層面展開了深入的自我懷疑；辛亥革命，則是中國精英自覺終結了儒家作為意識形態正統的地位。

從1840年到五四運動，是中華文明從未經歷過的嚴酷拷問時期。人們逐漸感覺到，似乎本源就是錯的。人性面對動物性無能為力，民本主義面對資本權力毫無抵抗力，道德面對槍炮根本無法招架，中華文化所排斥的物欲主導，似乎才是世界的本來面目。

中國人有很多抵抗行動，最后都成為悲愴的歷史背影。比如虎門水域的鐵鏈橫江、火船沖鋒；比如在鴉片戰爭中手持長桿近身肉搏，因為人們相信英國人沒有膝關節，掃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來；比如義和團運動中，拳民們高喊著“刀槍不入”，用血肉之軀去迎受子彈的穿透力。

《鴉片戰爭》劇照

但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一直在反抗，這才是最重要的。回顧近代以來的全球資本主義殖民歷史，殖民主義者在中國所遭受的反抗，其烈度和持久性都是獨一無二的。人民的反抗，才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沒有被殖民主義徹底征服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共產黨人才一直懷著敬畏之心去看待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白朗起義以及歷史上所有的農民戰爭，把他們寫進歷史教科書里加以肯定。

但結果也是確定的，中國最終無法在軍事上獲勝。兩次鴉片戰爭，列強軍隊都是幾千兵力。中法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列強一方在前線投入的兵力最多時也才五六萬人。中國有百萬清軍，有廣闊后方，對方則是長途奔襲，幾乎沒有后方，結果卻都是以清朝的失敗告終。

面對堅船利炮，中國數千年的信仰動搖了，儒家的理想不再具有動員和組織能力。從一開始大學士倭仁堅持“以忠信為甲胄，以禮義為干櫓”，到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到戊戌變法試圖削弱皇權的“君主立憲”，又到辛亥革命以后逐漸興起的“全盤西化”，總體表現為一個主體性逐漸喪失的過程。

《問蒼茫》劇照

以梁漱溟的體驗來說，就是“中國不單火炮、鐵甲、聲、光、化、電、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是不對的”。

許多人懷疑，中華文明延續5000年，也許不是因為它的強大，而只是因為僥幸。

甲午以后，救亡成為時代主題，救亡的方向，是自我否定。文化自信喪失，文明風雨飄搖。

重建信仰

以陳獨秀1915年歸國創辦《青年雜志》為起點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個重建信仰的過程。它激烈批判封建主義和它背后那個僵死、腐朽的文化體系，在論爭中否定，在否定中探索。

從唯物史觀角度看，傳統封建鄉土社會已經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基礎變了，但上層建筑卻試圖維持不變，這是文化衰敗的根源。

陳寅恪先生在當時是個保守主義者，但他的認識也格外清醒：“……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托之社會經濟制度未嘗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為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沉淪喪于不知不覺間……”

基于現狀，也基于未來，去尋求救世之方，是新文化運動的內在精神。思想家們不是不珍惜自己的文化，而是咬牙忍痛，置之死地而后生。西來之學說，一時蜂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行會社會主義，實用主義，新村主義與泛勞動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最后到馬克思主義。

去尋求救世之方，是新文化運動的內在精神 /《覺醒年代》劇照

轉折點是一戰的慘烈后果被看見，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

一戰的慘烈后果讓前期占據主流地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被重新審視：實行資本主義，最終導致帝國主義戰爭，打得奄奄一息，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在當時，連孫中山先生也動搖了。他早在1903年就預言“歐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時必有大沖突”，一戰后的歐洲廢墟，證實了他的判斷。

十月革命勝利則讓思想者們看到了另一條道路，它既不用跟在列強身后去仿效、追趕，又可以實現民族的獨立與尊嚴，馬克思主義被廣泛認識和傳播。

《列寧在十月》蘇聯油畫

最后進行歷史取舍的是巴黎和會引發的五四運動，中國人再一次發現，無論顧維鈞和他的同僚們多么努力，無論中國的立場如何符合“公理”，國家實力不足，結果都是喪權辱國。用民國一直抱殘守缺的儒家觀念來看，“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有智有仁而無勇，同樣一切皆失，“弱國無外交”被現實確證。

中國人過去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有太多幻想。自鴉片戰爭以來，面對“不一樣的蠻夷”表現出來的迷茫恐慌、無限幻想和病急亂投醫，原因都在于對資本主義缺乏根本的了解。馬克思主義帶來了對資本主義最徹底的解析和批判，并且指明了反抗與超越的方法論。

它是一種理想追求，“自由人的自由聯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和儒家大同主義理想十分相似，它是內在于我們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本能向往，是中華文明的本性所在。它來自西方，但又是對中華文明自身理想的肯定。它還是一種行動指南，清晰地告訴人們如何團結、聯合，開展階級斗爭，砸碎一切枷鎖，奔向民族解放和自由幸福。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體，始終有著對過去的難以割舍的眷戀，因此限制了思想和行動的可能性。而歷史唯物主義宣告，人類歷史發展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共產主義以前的所有人類歷史，從文明角度看都是幼稚的、野蠻的，都是史前史。階級斗爭是擺脫史前史的必由之路，無產階級專政是通往文明的過渡路徑，革命的要求，是消滅落后的生產關系。

當時許多人，把無產階級專政誤解為威權專制，對其加以排斥，是否贊成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也因此成為區別馬克思主義者和其它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的鮮明界限。其實，在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探析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會把全社會徹底劃分為兩個階級：占少數的資產階級和占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的統治，正是民主的實現形式。

《覺醒年代》劇照

反封建的目標是民主，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是民族獨立，馬克思主義把兩者都統一起來，并且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和方法。在這一理論框架下，中國知識精英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非但沒有被否定，而且還被激揚，被國際主義精神所擴展。

“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馬克思早就為理論與現實的融合做好了邏輯準備。

“潤之兄：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蔡和森1920年8月寫給毛澤東的信，一定程度上反映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獲得了滲透性的認同。

也就是在這一年的夏天，毛澤東“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信仰重建，中國共產黨成立。此時，距離黑格爾發表對中國歷史的偏見正好100年。

信仰人民

說到信仰，人們首先想起的就是宗教。這正是梵蒂岡教廷把《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復制品拿去展覽的原因。

共產主義的信仰，也確實常常被誤解為一種宗教。

埃里克·沃格林認為共產主義“擁有深刻的宗教性根源”，“用歷史必然性取代了上帝”；喬治·索雷爾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中保留了強烈的“教會色彩”和宗教遺產，其動員機制類似于宗教對信徒的感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則批評布爾什維克主義具有一種狂熱的宗教替代物性質。

他們都是思想者，但這些又都是迂腐之見。

信仰不限定于宗教。前文說到的中國知識精英的信仰，就是儒家理想，儒家也總被西方知識分子曲解為宗教。宗教和儒家、馬克思主義都承認現實之苦，但在這一基礎上，宗教主張一切只能由外在的神來救贖，個人只能無條件遵從，或者放棄抵抗，寄望彼岸與來生。而儒家認為，人的力量生生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歷史的偉力存在于人民大眾之中。

其中的根本區別在于，認識到苦難之后，你是自我躺平，無助禱告，還是打碎枷鎖，一往無前？

儒家是行動派，聞道之后，“知其不可為而為”，“雖千萬人吾往矣”；馬克思主義也是行動派，“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試圖改變世界，就不能滿足于掌握理論，“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

而物質的力量，存在于群眾之中。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接著說：“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改變世界，關鍵在于組織人民。表現在這個從理論到實踐的聯系鏈條中，信仰共產主義，就是信仰人民。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信仰人民，正是共產黨人和過去一切改良者和民主革命者的本質區別。

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為何一一失敗？根本上是因為清政府不但無法組織人民，而且還懼怕人民，提防人民。辛亥革命之后，為何共和最終淪為虛名？二次革命、護法運動為何皆不成功？孫中山信義卓著，眾望所歸，為何總是屢戰屢敗，被排擠于政權之外？原因各是其所是，但無法組織人民也是根本的政治路線短板。

最早的共產黨人多是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他們以紙、筆、口為武器，以夜校的課堂、演說的桌椅、罷工的隊伍為戰場，深入群眾，組織人民，為贏取人民的尊嚴而戰斗。“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一信條，從一開始就在土地上、在實踐中生根。

信仰人民，北伐戰爭才能勢如破竹，革命根據地才能星火燎原，人民子弟兵才能英勇無畏，四次反圍剿才能以少勝多，萬里長征才能炬火不滅，抗日力量才能在殘酷的敵后扎根，解放戰爭才能發生決定性的力量反轉，繼而一路摧枯拉朽，抗美援朝才能終結 “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贏得幾十年和平環境，獨立自主建設新中國。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在京舉行 / 圖源：新華社

信仰人民，才能在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初心不改，在取得現代化的偉大成就的同時鞏固人民的政權；才能在逐步進入世界舞臺中央之后，牢記使命，把握戰略方向，塑造祖國必然統一大勢，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毛澤東主席說，“人民群眾是我們的觀世音，共產黨人是人民群眾的小學生”，“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在今天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也依然在呼應著對人民的信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這也是一種穿越數千年的回響。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繁花似錦，貫穿始終的核心線索是民本主義。民本主義是先賢對政治規律的總結，也在漫長的辨析和實踐過程中深深種植于中華民族的血脈，成為中華文化自帶的政治糾偏尺度。人民可能沉默，但他們血脈中自在的對政治的是非判斷力，從來不曾沉睡。歷史可能震蕩、拐彎、回旋、起伏，但它都是圍繞著這一核心線索發生的波動，只要這個文明體還能存續，歷史就總要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

《只此青綠》劇照

馬克思主義者理解的民本主義，既承接傳統，又有所區別。傳統的民本思想更多地服務于政權，把它作為政治穩定的前提，“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天我們也相信“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但人的價值的實現才是目的本身，因而強調“人民至上”。“人人出彩”是中國夢的核心內涵，這是對馬克思“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中國化表述。傳統文化里對大同的向往，也被容納在其中。

在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引下，在人民的奮斗下，全世界唯一從未斷絕的古老文明再次煥發出蓬勃生機。一個人人可以感知的現實是，過去在國際霸權主義話語體系中，中國有的，和中國沒有的，都是中國落后的原因；而在今天民族自信回歸之后，反過來看，中國有的，和中國沒有的，恰恰都成了中國強大的根源。

我們會繼續改革開放，繼續虛懷若谷，但早已不再“言必稱希臘”，因為我們看見，先賢留給我們的文明遺產，一樣地光輝熠熠。現代化的中國還是中國，“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中國的主體性沒有在西方現代性席卷中迷失。這是文明的重生與再造，哪怕穿越到直接催生中國共產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現場，也可以對憂思著民族危亡、文明絕續的前賢，問心無愧地說一句：放心吧，中國回來了。

105年了，站在今天這個歷史坐標上，我們還應當銘記馬克思的另一句話：“光是思想竭力體現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

他告訴我們，信仰不死，理想不滅。

作者 |李少威

編輯 | 何承波

值班主編 | 茗婷

排版 | 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