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聽見中國走向世界的號角

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成為輿論焦點。有統計顯示，他在兩年內已遭遇 4 次暗殺企圖，頻率之高，在美國總統中實屬罕見。

這些刺客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屬于左翼陣營。而特朗普，則是美國右翼的代表人物。

因此，美國現任副總統萬斯直接將此類事件定性為 “左翼暴力”。為什么左派（或者說左翼）似乎更傾向于使用暴力？ 這背后，其實牽扯到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學和歷史脈絡。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評價事物要看其 “進步意義”。一件事是否 “進步”，進步了多少，成了衡量其價值的基本標尺。

從這個角度看，幾乎每一個現代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 “左派”—— 因為我們都在追求比過去更好的未來。

政治光譜上，最右端是 “反動主義”。“反動”，意味著將社會拉回前現代的狀態。前現代政治，無論是西方的封建主義還是東方的專制主義，其核心特征往往是權力不受制約的君主，以及權利的不平等與政治自由的匱乏。

如今，若有人還想當 “國王” 或 “皇帝”，那就會被視為對現代化的 “反動”。美國左派常諷刺特朗普想當 “國王”，其用意正是給他扣上 “反動” 的帽子。

“左” 與 “右” 的劃分，源于法國大革命。當時，保衛國王的是右派，反對國王的則是左派。

隨著舊制度被推翻，左派陣營開始分化。那些不那么 “進步”、還堅持一些傳統價值的左派，逐漸被更激進的左派視為 “保守派”，他們索性就成為了 “保守主義者”。

保守主義的核心，并非反對一切變革，而是 “保衛” 現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如自由、法治、財產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這些原則的奠基者是 “自由主義”。有趣的是，保守主義的鼻祖、英國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至死都認為自己是 “老自由派”。

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的轉變就是一個當代例子。他自稱曾支持左翼的民主黨，但后來被一些 “走得太遠” 的左派理念（如極端的跨性別議題影響其家庭）逼成了 “右派”。

這揭示了一個關鍵：所謂的 “進步”，很多時候并非客觀事實判斷，而是一種主觀價值評價。 如果 “揮刀自宮” 代表進步，那很多人寧愿選擇 “保守”。

相較于傳統社會，現代人有一個關鍵轉變：時間觀從 “循環” 變成了 “線性進步”。古代人認為歷史是興衰循環，普遍 “厚古薄今”；現代人則相信社會在不斷進步，普遍 “厚今薄古”。這就是 “古今之變”。

推動這一變化的核心力量，是 “理性”。啟蒙運動將過去視為無知和迷信的黑暗時代，認為只有依靠人類的理性，才能走向光明。

理性，取代了宗教啟示和政治權威，成為衡量知識的標準，這是邁入現代社會的關鍵一步。科學的勝利，就是理性的勝利。它的威信源于理智，而非強制。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當一些思想家試圖將研究自然科學的 “理性” 方法，全盤照搬到復雜的人類社會時，悲劇往往埋下種子。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和馬克思是這一路徑的代表。黑格爾認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是 “為獲得承認而斗爭”；馬克思則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將 “階級斗爭” 作為歷史前進的動力，并預言資本主義必將被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取代。

這套理論被稱為 “科學社會主義”，是典型的理性主義意識形態。

這里必須分清 “理性” 與 “理性主義”。 以理性為標準，是現代性特征；但 “理性主義” 則是一種 “唯理性是從” 的信念。

其危險在于，它認為 “理性認為是真的，在現實中必然為真”。如果現實不符，那是現實錯了，必須按照理性藍圖來改造世界。

理性主義者往往對自己的理性極度自信，自以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代表著進步、正確與正義。

因此，他們改造社會的愿望也更為迫切和激進。理性主義與激進主義，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對社會現狀越不滿，變革的愿望就越急切，手段也越可能趨向激烈。法國大革命就是啟蒙理性結出的一個激進果實。

在法國大革命的浪潮中，誕生了近代第一位社會主義者巴貝夫。他深受盧梭影響，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舊制度，建立公有制社會。

馬克思繼承并光大了這一理論，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列寧將暴力提升為革命的核心手段，通過十月革命奪取政權。中國詩人徐志摩當年游歷蘇聯，曾感慨地寫道：“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片海，一片血海。人類求得過這片血海，才能登上彼岸。”

這段 “血海論”，是對左翼暴力革命觀的形象比喻。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其顏色往往是鮮紅的。在政治光譜中，最典型的左翼意識形態就是社會主義，其代表色正是紅色。

我們可以粗略地將左翼分為 “紅左” 與 “白左”。“紅左” 對資本主義極度不滿，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消滅資產階級。

而 “白左” 雖然也對現狀不滿，但方式趨于溫和，主張通過議會選舉等制度內途徑進行改革。

聊到這里，開頭問題的答案已逐漸清晰。 為什么一些左派更傾向于使用暴力？因為他們通常是堅定的理性主義者，深信自己掌握了讓社會變得更 “進步”、更 “美好” 的終極藍圖。

這是一項 “崇高”、“正義” 的偉大事業。任何阻礙這一 “進步” 的人，自然就成了 “反動派”。

既然是在為正義而戰，那么 “代表進步消滅反動分子”，就成了一種充滿使命感的行動。那幾個刺殺特朗普的左翼分子，顯然懷揣著這種 “崇高” 的使命感。

這種邏輯的極端體現，是柬埔寨的波爾布特。為了建立他心中的 “理想國”，他不惜使用最殘酷的暴力，導致全國約四分之一人口死亡。

但直至生命終點，他都不認為自己的理論和理想有問題，聲稱 “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當然，這并非說暴力是左派的專利。右派同樣會使用暴力，例如為了國家利益發動戰爭、執行死刑等。

兩者的區別往往在于場景和理由：右派更傾向于民族主義、國家利益等理由；而左派的暴力，則常常與 “全人類解放”、“進步正義” 等普世價值或國際主義理念相連。

在當下西方，許多右派仍堅守自由主義的經典信條：“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一些極端左翼分子，在自認為占據 “政治正確” 和 “進步” 的制高點后，其手段卻可能變得愈發不容異見，乃至激進。

當他們認為在辯論中無法 “戰勝” 對方時，“從肉體上消滅對方” 就成了一個選項。這正應了那句話：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去年美國右翼人物查理?柯克遇刺，今年特朗普再次遇襲，都與此邏輯一脈相承。這也難怪副總統萬斯會毫不客氣地將這些事件定性為 “左翼暴力”。

這場關于 “進步” 與 “保守”、“理性” 與 “傳統” 的古老辯論，至今仍在以各種方式，深刻影響著現實世界的沖突與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