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輸掉了針對伊朗的戰爭，特朗普贏得了與這場戰爭相關的權力斗爭。

這一輸一贏，在美國獨立250周年的特殊年份，共同訴說著一個“美利堅悲劇故事”。

之所以說是“悲劇”，是因為這兩件事都在瓦解衡量美國“輝煌”的重要標準。軍事上“天下無敵”，曾是美國強悍實力的標簽，但伊朗戰爭證明了美國軍事不僅無法再確保“贏”，甚至連體面地輸都很吃力。

權力制衡、自我矯正，曾是美國人引以為傲的體制優勢，而對于這場在美國社會極不受歡迎的戰爭，美國國會沒有展現出任何對特朗普的實質性約束。

美國怎么輸

截至6月28日，美國和伊朗完成了一波對攻。

起因是伊朗25日用無人機襲擊途徑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隨后美國出動戰機襲擊伊朗軍事設施，再然后就是伊朗打擊美國駐中東軍事基地。

霍爾木茲海峽上的船只/圖源：新華社

這是6月16日美伊達成“諒解備忘錄”以來，雙方首次交火。國際輿論的普遍反應是，那份協議還有意義嗎？答案是既有也沒有。

說“有”的證據是，雖然美伊在對攻時都毫不猶豫，但也都點到為止。如果雙方都把協議視為一紙空文，大可不必克制。這波對攻后，特朗普發出的“伊朗將不復存在”的威脅，以及伊朗“對美軍發起地獄式打擊”的回應，在各自兌現承諾前，外界嗅到的都是熟悉的味道。

說“沒有”的理由是，這份協議真正的作用在于美伊“同意”啟動正式談判，對“停火”本來就沒有多大約束力。正如耶魯大學政治學者格雷姆·伍德所說，“該協議之所以達成，可能僅僅是因為雙方都想停止戰斗，并且都愿意加入模糊條款，因為他們都不想受精確條款的約束。”

不管從哪個角度，都解讀不出美國“贏”了這場戰爭。如果對比歷史和現實，這一點或許才是美伊協議最值得解讀的地方。

美國和伊朗代表團21日在瑞士比爾根山談判，這是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后的首輪會談/新華社記者 連漪 攝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海外用兵的歷史中，有一部重要的法案，即1973年的《戰爭權力決議》。這部法案的初衷是汲取越南戰爭的教訓，約束美國總統不經國會授權而對外發動戰爭。根據美國憲法，對外宣戰權被賦予國會，但該法案也沒有強行約束，而是做了個折衷——總統必須在“不宣而戰”48小時內告知國會，然后才是帶有約束性的條款。

自該法案生效以來，歷任美國總統海外用兵都履行了告知程序，所以從“告知”的次數可以大致推斷出美國動用軍隊的頻度。有機構做過統計，從1974年福特擔任總統至特朗普第二任期針對伊朗的戰爭，美國總統向國會“告知”的總次數是131次。拔得頭籌的是克林頓（38次），其遙遙領先的紀錄與冷戰結束之初美國權力巔峰的現實高度重合。

從過往記錄來看，美國那130次的海外用兵，得失的評價見仁見智，但沒有哪一次形成了目前美伊的局面：沒有實現發起戰爭時設定的目標，沒有讓對手屈服，解凍了對手（伊朗）在戰前遭凍結的240億美元資金，而且還牽頭為對手張羅3000億美元的重建資金。

即便是讓美國付出慘重代價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主流的觀點也是“巨大戰略失誤”，而不是美國徹底“輸”。如果再往前推，在被打得“求脫身”的越南戰爭里，戰爭結束后美國也沒有操心越南戰后重建的事。

當地時間2026年6月14日，伊朗德黑蘭，一名伊朗男子走過恩格勒拉布廣場帶有反美圖像的壁畫/圖源：視覺中國

“德黑蘭的官員讓美國簽署了一份連美國人都形容為有辱國格、令人難堪、徹底投降的文件。”格雷姆·伍德對美國“輸”的定性毫不客氣，“誰在乎協議是否真的會執行，或者每一部分是否最終不如最初看起來那么美好？”他在文章中寫道，“兩國都遭受了災難性的損失，但美國的失敗更為明顯：地位的喪失，以及證實了即使是富裕國家也無法將其意志強加于貧窮但決心堅定的國家。”

而且，未來的歷史學家們，或許不難從這場戰爭中總結出某些歷史性意義來。正如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的文章所稱，“世界正變得更加多極化，新技術賦予較弱國家更強的防御能力，使得美國的軍事優勢效力下降。伊朗戰爭正是對這一新現實的深刻證明。”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美利堅悲劇故事”或許也是歷史的必然。

特朗普怎么贏

當然，特朗普并不這么看。戰爭開始沒多久，他就一直在兜售美國“贏”的敘事。對于美伊協議，他的定性是“很可能就是伊朗無條件投降”。

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對特朗普有個頗具深意的評價：“特朗普總統很多時候并不撒謊，因為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話，而這比他撒謊更可怕。”

對米爾斯海默所稱的“可怕”，我的理解是，特朗普的話語正在形塑美國政治，從而實質性地影響美國的政治生態。很難否認，米爾斯海默的那番話，也適合特朗普關于伊朗戰爭“贏”的敘事。

這種“可怕”，也是“美利堅悲劇故事”的一部分。

蓋洛普的民調顯示，僅三成美國人贊成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這一比例創下了1980年代以來美國歷次重大對外軍事行動的新低。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5月的民調，對特朗普政府處理伊朗軍事行動的方式表示不滿的美國人高達62%，其中59%的人認為使用武力本身就是個錯誤的決定。《經濟學人》/YouGov6月的民調顯示，66%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盡一切可能盡快達成協議并退出戰爭。

但就這樣在民意上極不受支持的政府行為，卻絲毫沒有觸動美國的民意代表機構——國會的“有所作為”。這一點，美國國會6月23日和24日兩次時間上緊鄰的投票結果，很能說明問題。

美國華盛頓國會大廈/圖源：pexels

6月23日，美國參議院以50票對48票的結果，通過了由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民主黨領袖格雷格·米克斯發起的關于針對特朗普伊朗戰爭權力的決議。此前的6月3日，該決議以215對208票的結果在眾議院通過。這份決議在伊朗戰爭爆發后不久發起，但在此前的七次投票中都以失敗告終。美國當地時間6月24日深夜，由民主黨參議員蒂姆·凱恩發起的內容大致相似的決議，在參議院以47票對50票遭到否決。

兩份決議的內容都是限制特朗普針對伊朗戰爭的權力，但為何投票結果卻完全不同？關鍵原因在于，6月23日的投票中，四名共和黨參議員加入了民主黨的投票陣營（一位民主黨籍參議員轉投了共和黨陣營）。而在6月24日的投票中，四名共和黨參議員中有兩名改變主意了。其中的關鍵人物是共和黨參議員比爾·卡西迪和蘭德爾·保羅。

6月23日的投票結束后，特朗普惱羞成怒，在白宮約見了比爾·卡西迪，雙方的會面火藥味十足。卡西迪事后對媒體稱他也對特朗普發了脾氣，“你沒有告訴美國人民到底發生了什么。這場戰爭原本應該持續四周，結果已經打了四個月”。

當地時間2026年6月24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參議員比爾·卡西迪在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未在畫面中）于美國國會舉行的參議院共和黨午餐會后離開/圖源：視覺中國

顯然，特朗普的脾氣更有政治意義。在6月24日的投票中，卡西迪重回共和黨陣營，此前投票中反對特朗普的蘭德爾·保羅，選擇了事實上支持特朗普的“出席而不投票”。很難否認，投票結果的反轉，顯示了特朗普形塑美國政治的威力。

更為關鍵的是，根據美國國會議事規則，6月23日的決議在性質上屬于“共同決議”（Concurrent Resolution），通過后無需總統簽署，總統也無權否決，但其本質上是國會“內部表態”，對總統行為構不成實質性的約束。對于特朗普來說，這樣的決議即使通過，效力連“罰酒三杯”也算不上。

而6月24日的決議，屬于“聯合決議”（Joint Resolution），參眾兩院通過后，需要總統簽字，從而形成正式的具有約束力的法案。這類決議，總統有權否決，而國會也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總統的否決，從而形成法案。1973年的《戰爭權力法案》就曾上演了這一幕。而這一幕，在特朗普時代再也沒有上演的可能。

美國總統特朗普/圖源：新華社

由此不難看出，美國總統不得民心、顯而易見的政策失誤，美國國會就連在內部表達不滿，都歷經八次才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實質性約束美國總統權力的行為，第一次就遭秒殺。

6月18日，也就是美伊協議達成后兩天，特朗普接受美國奧克斯新聞網采訪，在被問及“從這場戰爭中關于自身權力局限學到了什么”時，他的回答是，（權力）沒有限制，“我還沒學到那個教訓。我知道有（局限），但沒有限制。”

“雖然將美國的屈服歸咎于無能的領導層很有誘惑力，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那些允許此類人掌權的政策和制度。”美國耶魯大學學者提摩希·史奈德對于特朗普“贏”的原因，分析可謂一針見血。

的確，對外戰爭輸得一敗涂地，對內權力斗爭卻贏得輕而易舉，這何嘗不是“美利堅悲劇故事”？

作者 |雷墨

編輯 | 阿樹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