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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美國人都會有這樣一個時刻：第一次接觸《獨立宣言》。對多數人而言，這份文件是以近乎圣典的面貌進入他們視野的：它是美國公民宗教中最高、最神圣的文本，而這種地位，最集中地凝結在它關于人類平等的那句動人宣示中：“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份《獨立宣言》是一項深刻的價值宣示，表達了人類追求自由的普遍愿望。正如美國總統杰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在紀念美國建國二百周年的一次演講中所說：“《獨立宣言》是我們政治秩序中的北極星，是自由的恒星。它不受變遷影響，因為它陳述的是永恒的道德真理。”

從公民信念層面看，這就是《獨立宣言》的含義。然而，從歷史層面看，故事要復雜得多。

就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落筆時的原意而言，《獨立宣言》與其說是在確認人類平等本身，不如說是在針對政治權威的性質提出一項明確而尖銳的主張，并有力宣示人民擁有革命的權利。這一論證受到約翰·洛克（John Locke）以及其他啟蒙時代社會契約論思想家著作的影響。它本來要討論的是政府成立的前提條件，也就是在政府和政治秩序出現以前，人類被設想為處于一種原初而純粹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沒有人天然有權統治他人；它并不是一份關于如何廢除奴隸制、實現被奴役者解放的路線圖。

歷史學家保琳·邁爾（Pauline Maier）在《美國經文：〈獨立宣言〉的形成》（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指出：“開篇那些關于‘不言而喻’真理的斷言，所涉及的是政府建立以前、處于‘自然狀態’中的人。”她寫道：“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言，平等只意味著一點：沒有任何人可以憑出身之權，或以神授之名，對他人擁有統治權威。”

換言之，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是在替美國革命時代一種普遍情緒發聲。邁爾寫道，那是一套已成正統的政治觀念，其基本原則，殖民地居民即使從未讀過任何系統的政治理論著作，也可以從教堂布道、報紙甚至學校課本中接觸到。只要看看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即可。他在《常識》中寫道：“既然所有人原本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僅憑出生，就有權讓自己的家族永遠優先于其他所有家族。”《常識》發表于《獨立宣言》簽署前約六個月。

杰斐遜所說的平等，是一種思想實驗。它并沒有延伸到現實的政治社會，也不是為那些被排除在政治共同體之外的人準備的。人可以在被創造時平等，卻仍然彼此有別；人可以在被創造時平等，卻仍然處于從屬地位。

在許多愛國者派領袖看來，這一點本就是既定前提。

但還有那些被排除在歸屬圈之外的人：女性、原住民、無地勞動者，以及最鮮明的黑人美國人，包括自由黑人和被奴役黑人。他們并未把《獨立宣言》讀成，或者更可能是聽成，一種關于墮落以前那種原初狀態的抽象主張。他們把它理解為一項面向當下的激進原則宣言。他們也把這一原則作為武器，用來對抗一個不愿把革命所承諾的自由和自治延伸給被奴役者的社會。

正是他們的《獨立宣言》，也就是他們為自己創造出來的那份《獨立宣言》，代表了此時此地關于人類平等的普遍主張。也正是他們的《獨立宣言》，最終取代了杰斐遜那份歷史性和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獨立宣言》，成為美國公民理想的支點。它從黑人美國人傳到廢奴主義者，再傳到共和黨和亞伯拉罕·林肯那里。林肯在葛底斯堡將他們的《獨立宣言》奉為精神基礎，以支撐“一次自由的新生”和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這個政府是在“八十七年前”，也就是1776年建立的。

今天遭到攻擊的，正是這份《獨立宣言》。一種政治運動拒絕以共同信條為核心的美國共和國愿景，轉而擁抱排他性的種族民族主義；它用血統和傳承來界定美國公民身份，嘲諷《獨立宣言》中“關于平等的那五個詞”，并膜拜等級和種姓秩序。但同樣是這份《獨立宣言》，仍在激勵美國人為自己在這個國家中的位置而斗爭，要求獲得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黑人美國人迅速抓住革命話語，要求在這個新生的美國共和國中獲得自由而平等的位置。這種速度很難被夸大。

布里斯托爾·蘭比（Bristol Lambee）是康涅狄格州一名受奴役男子。他代表“若干貧苦非洲人”致信當地“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說：“為此，我們恭敬地請求你們：當你們正在商議、主張并維護自己的自然權利，以反抗那些企圖以專斷方式把你們置于奴役之下的人的圖謀時，也請想一想我們不幸的處境。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在難以承受的重負下呻吟。”

我們對蘭比所知不多，但他這份發表于1774年10月的請愿書，是用革命話語寫成的，使用了杰斐遜兩年后將要采用的同一套措辭。蘭比寫道：“請愿者認為，自由建立在自然法之上；對一個非洲人的幸福來說，自由同對一個英格蘭人的幸福一樣必要。我們還認為，盡管我們目前處于奴役狀態，但我們與其他人一樣，擁有獲得自由的自然權利，也擁有不受侵擾地享有我們憑誠實勞動所取得財產的自然權利。”

黑人美國人能夠像大陸會議任何成員一樣熟練地使用愛國者的話語。隨著戰爭加劇，他們的請愿和訴求也變得更加強烈，并開始直接援引《獨立宣言》。

1777年，一份由“許多被拘禁于奴役狀態中的黑人”提出的請愿書寫道：“請愿者認為，他們同所有其他人一樣，擁有一種自然且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這一權利由宇宙萬物的偉大之父平等賦予全人類，而他們從未通過任何契約或協議放棄它。然而，他們卻被殘酷權力之手不公正地從最親愛的人身邊拖走，其中一些人甚至被從慈愛父母的懷抱中撕裂。”這份請愿書由波士頓黑人社群的重要成員普林斯·霍爾（Prince Hall）、蘭開斯特·希爾（Lancaster Hill）、彼得·貝斯（Peter Bess）和布里斯特·斯倫瑟（Brister Slenser）等人簽署，另有其他未列名者。

請愿者繼續寫道：“他們不得不表示驚訝：人們竟然從未想到，美國在同大不列顛發生這些不幸糾紛的過程中所依據的每一項原則，都比千百條論據更有力地為請愿者申辯。”

使用《獨立宣言》和革命的話語，并不只是修辭。此類請愿的目的，是推動立法者把憲法和法律開篇的文字看作不只是序言，而是包含真實意義、具有現實后果的承諾。

1779年，年近七旬的受奴役者尼羅·布魯斯特（Nero Brewster）與另外19人向新罕布什爾州議會遞交請愿書，宣稱“自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并懇請議會“仁慈地為我們出面干預，制定你們認為明智而適當的法律和規章，使我們能夠重獲自由，躋身自由人之列；也使‘奴隸’這個稱謂，不再在這片正為自由的甘美果實而光榮斗爭的土地上出現”。

閱讀自由黑人和被奴役黑人留下的文字，就是見證《獨立宣言》在現實中的展開：見證它成為一部鮮活的文獻，其內涵遠比美國獨立這一狹隘語境更為廣闊。正是在這里，你可以看到這種內涵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它源自這樣一些人，他們深切理解自由意味著什么，也深切理解承認自由這一原則將迫使人們面對什么。

就文體而言，請愿書要求作者表現出一定的謙卑。其他形式則允許更尖銳、甚至更熾烈的修辭，用來猛烈抨擊愛國者領袖的虛偽。

1783年，一位署名“非洲人之聲”的匿名作者在《馬里蘭公報》發表社論，開篇寫道：“請聽聽你們自己作出的宣言。”隨后他引用《獨立宣言》說：“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他接著寫道：“我們不再提出任何論證。甚至可以說，在這個開明時代，如果還假定美國人需要別人拿出論據來證明我們享有自由的權利，那就是對美國理解力的侮辱。”這位“非洲人之聲”繼續寫道，那等于假定“美國已經忘記了自己不久前以鮮血宣示的那些崇高原則”。

美國建國時代黑人美國人把《獨立宣言》的文字當作有待實現的承諾來使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也許來自博物學家、數學家本杰明·班納克（Benjamin Banneker）。1791年，他在一封信中把杰斐遜自己的話回敬給這位國務卿，直面其虛偽：

他寫道：“正是在那個時候，你公開宣示了這一真實而無價的信條；它值得被記錄下來，也值得后世世代銘記：‘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班納克先把《獨立宣言》稱為永恒真理，然后又將它舉起來，與其作者形成反向對照。他寫道：“想到這一點是多么可悲：你曾如此充分地相信人類之父的仁慈，相信他將這些權利和特權平等而不偏不倚地分配給人類；然而與此同時，你卻通過欺詐和暴力拘禁我如此眾多的同胞兄弟，使他們處于苦不堪言的囚禁和殘酷壓迫之下，從而違逆他的仁慈。你在同一時間被發現犯下了最罪惡的行為，而這正是你們在別人對待你們自己時口頭上所痛恨的行為。”

杰斐遜當時在喬治·華盛頓手下任職。他從未認為自己是在發表關于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的聲明。但黑人美國人完全是這樣理解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們毫不猶豫地用這些前美國革命者自己的文字和承諾向他們施壓。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感受到了這種矛盾，這一點足以戳破今天一種常見說法：仿佛這些“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在道德上沒有過錯，仿佛說出他們虛偽的真相，就是在歪曲或敗壞歷史。放到當下來看，你也應當把保守派反動人士對黑人歷史和黑人研究的攻擊，理解為一種試圖遮蔽事實的努力：早期共和國時期的黑人美國人，同樣也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人”。

這種壓力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到19世紀最初十年，北方多數州要么已經廢除奴隸制，要么已經讓奴隸制走上消亡之路。即使在南方，也曾一度出現釋放奴隸熱潮。弗吉尼亞州在1782年修改法律，使奴隸主更容易釋放他們奴役的人；包括多莉·麥迪遜（Dolley Madison）的父親約翰·佩恩二世（John Payne Jr.）在內，一些人也確實這樣做了。

這種解放能量十分短暫。軋棉機等技術發展，以及英格蘭蓬勃興起的工業革命，使被奴役的非洲人重新變得具有經濟價值，成為一種利潤豐厚的資產，推動著關鍵商品的生產。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獨立宣言》作為受人崇敬的政治文本，開始淡出主流視野；在美國政治話語中，它的位置逐漸被《憲法》取代。例外存在于黑人美國人及其盟友那里。他們繼續把《獨立宣言》視為一項必須兌現的自由和平等承諾，用它來對抗奴隸制、奴役者，以及那些為奴役者利益服務的政府。

出生于英格蘭、后來在弗吉尼亞州擔任長老會牧師的喬治·伯恩（George Bourne），于1816年出版《圣經與奴隸制不可調和》（The Book and Slavery Irreconcilable），譴責那些一手拿著“獨立宣言”、另一手拿著鞭子的政治人物。

1831年，威廉·勞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其反奴隸制報紙《解放者》的創刊號中，大量援引《獨立宣言》，為被奴役者發出呼吁。他寫道：“我們的《獨立宣言》大膽宣示了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然而，就在美國政府所在地，幾乎每天都有新生命降生，而法律卻從他們出生之日起就宣告他們不與其他人平等，并且終身剝奪他們的自由，以及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

應當說，加里森憎惡《憲法》，并譴責它是“與死亡所立之約”和“與地獄所訂之盟”，因為它以種種方式賦權并強化了奴隸制南方對全國政府的控制。但《獨立宣言》是一支照亮救贖之路的火炬。

南卡羅來納州出身的廢奴主義者安吉麗娜·格里姆凱（Angelina Grimké）在1836年的《致南方基督教婦女的呼吁》中宣稱，奴隸制“與我們的獨立宣言相悖”。1834年，紐瓦克有色人種反奴隸制協會則對美國的虛偽作出了尖銳譴責，宣稱：“我們認為，自《獨立宣言》發表以來，美國人民使我們有色人種同胞流下的全部鮮血，如果都被匯入一座水庫，那么這份文件的起草者及其繼承者，都足以在其中游泳。”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1852年的演講《對奴隸而言，七月四日意味著什么》（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中，作出了對美國最著名的譴責。在整篇演講中，他像使用手術刀一樣使用《獨立宣言》的語言和理想。道格拉斯對擠滿紐約州羅切斯特科林斯廳前來聽他演講的數百人說：“無論我們轉向過去的宣言，還是轉向當下的表白，這個國家的行為看起來都同樣丑惡而令人反感。”他說：“對美國奴隸而言，你們的七月四日是什么？我的回答是，這一天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日子都更清楚地向他揭示了他始終承受的嚴重不公和殘酷。”

這種對《獨立宣言》黑人傳遞下來，又被黑人和白人廢奴主義者接過來繼續使用。它既是一種控訴，也是一項承諾；既是這個國家的精神根基，也是衡量這個國家制度的標準。正是這種關于《獨立宣言》的愿景，后來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19世紀50年代加以捍衛。當時，林肯正是在反對南方奴役者及其辯護者的斗爭中，逐步走上政治領導地位。

在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伊利諾伊州參議員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等人的推動下，林肯在19世紀50年代初重新投身這場政治斗爭。在他當選總統前夕，林肯已經把《獨立宣言》中關于平等的主張，稱為對那些企圖讓暴政與壓迫卷土重來者的“譴責和障礙”。1859年，他指出，杰斐遜在一份“本來只是革命性質的文件”中，寫入了一條“適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時代的抽象真理”，并將它保存下來，使其能夠在后世持續發揮作用。

在《葛底斯堡演說》的第一句話中，林肯把這種理解銘刻進美國的國家身份：“八十七年前，我們的先輩在這片大陸上創立了一個新國家，它孕育于自由，并獻身于人人生而平等這一命題。”而這種理解，早在林肯出生前幾十年，就已經由被奴役者提出的權利主張塑造出來。

正是這種關于《獨立宣言》的理解，后來以《第十四修正案》的形式寫入《憲法》。這項修正案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條款，保障所有在美國出生并受美國管轄的人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特朗普總統曾試圖通過行政命令終結出生公民權；而最高法院剛剛維護了這項憲法承諾。

俄亥俄州眾議員約翰·賓厄姆（John Bingham）是《第十四修正案》第一節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該修正案批準約一年后，他在1869年的一次演講中為自己參與制定的這項憲法成果辯護時說：“請記住，這是一個由來自各個民族、族群和語言的人共同組成并加以代表的政府；也請記住，1776年，當我們為代議制政府而展開的全國斗爭剛剛開始時，人民的宣言并沒有說所有白人生而平等，而是說所有人生而平等，并由造物主賦予生命權和自由權。”

今年，我們紀念《獨立宣言》簽署250周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意義是動態的。而我們所理解的這種意義，與其說來自簽署它的人，不如說來自那些聽見其文字、并把這些文字認領為自己自由和獨立之標準的人。他們追求的獨立，不是擺脫英國，而是擺脫奴役。

正是這份《獨立宣言》，被奴役者的《獨立宣言》、廢奴主義者的《獨立宣言》、林肯的《獨立宣言》，構成了美國事業跳動的心臟。正是這份《獨立宣言》，仍然向所有把這個國家視為家園的人作出承諾；也不斷提出挑戰，要求美國不辜負自己宣稱的理想與抱負；并且筑成一道屏障，抵御那些甘愿以自由換取暴政虛假慰藉的人。

正是這份《獨立宣言》向我們指出了一條道路，使我們或許能夠真正成為例外。

賈梅爾·布伊（Jamelle Bouie）是美國記者、評論作者，現為《紐約時報》觀點欄目專欄作家，主要寫作方向包括美國政治、歷史與文化。弗吉尼亞大學卡什民主研究所資料顯示，他常駐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和華盛頓特區，同時擔任CBS新聞政治分析員；加入《紐約時報》前，他曾任《Slate》雜志首席政治記者。

布伊2009年畢業于弗吉尼亞大學，主修政治與社會思想、政府學。 他的專欄特點是把當下政治爭議放回美國建國、奴隸制、種族政治、憲政制度和政黨演變的長歷史中考察，因此常被視為美國公共討論中兼具歷史意識和現實政治判斷力的重要自由派評論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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