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敘事最危險的時候,是它和權力合為一體。
宏大敘事并不是現代才有,先秦時期周天子、諸侯和諸子百家各有一套關于天下秩序的解釋,此時還是多種宏大敘事競爭的時代。
戰國初年,有個士人叫田子方。有一天他在路邊碰到魏國太子,太子下車向他行禮,田子方端坐不動。
太子臉上掛不住,便問:富貴的人和貧賤的人,到底誰才有資格傲慢?
魏國太子言下之意是奚落田子方身份低賤。
誰知田子方回答:只有貧賤的人才能對人傲慢。諸侯傲慢會亡國,大夫傲慢會丟失封地,但光腳的讀書人不一樣,話不投機,穿上鞋子就走,納履而去。天下之大,到哪兒還當不了一個窮人呢?
后人常把這當成讀書人的風骨,但田子方的底氣,不只是脾氣硬,而是他真的有退路。腿長在自己身上,天下又不止一個老板。
這也是為什么先秦時期的士人,身上有一種封建王朝時期很少見到的氣質:精神上獨立自由,重義輕生,守道義而不屈權貴。
這種底氣,來自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絕對中心,而是一片競爭中的權力市場。
齊都臨淄不用我,我便西行赴魏都大梁;梁若不納我,即刻束裝南奔楚都郢城;郢地難容身,再往西入秦都咸陽。
孔子、孟子可以周游列國,吳起、樂毅一言不合能改投新主。人有退路,說話才有底氣。這就是大一統之前的情況:權力還沒有完全合攏,敘事還未走向單一。
秦朝的宏大敘事是什么?很簡單:天下一統,不能再有多個權力中心。秦以前,諸侯有自己的軍隊、法律、稅收和人事權;秦以后,只能有一個皇帝、一套法律、一個行政體系。
從此以后,宏大敘事的背后站著官府、刑罰、戶籍和徭役,能一路管到縣、鄉、里。
但是,凡事有利則有弊,大一統也帶來代價。
始皇、漢武帝時代,百姓就吃到了大一統的苦頭。當統治者不再安心于種田修養,一心要搞大工程,走征戰線的時候,民眾的負擔陡然增加了數倍。
先秦諸夏時期,某個諸侯國橫征暴斂,老百姓還能跑到同文化圈的其他國家去。比如秦國嚴刑峻法、軍功制以殺戮為本,百姓只能種地打仗,東方六國百姓都畏懼秦的嚴苛統治,不愿做秦國百姓。
秦趙長平之戰的爆發導火索便是上黨百姓不愿歸附秦國。根據史料記載,大量原楚地“新秦人”、本土老秦人結伴南逃楚境,楚國邊境長期藏匿秦地流民。
岳麓秦簡中便有兩個案例,一個叫“學”的少年,父親服徭役時常被官吏鞭打,回家遷怒毆打他,少年鋌而走險,準備持刀劫掠盤纏,計劃邦亡荊(逃楚國),被捕后判磔刑還有一個叫“多”的男子,12 歲時跟著母親母子二人一同逃去楚國,在外流亡十年,秦軍攻占楚地時被俘,削去爵位淪為平民。
當然,也有逃亡魏國三晉之地的,根據岳麓秦簡、睡虎地秦簡的記載,有很多秦國刑徒、底層百姓翻越太行山逃亡魏國;秦國貴族、官吏也有奔魏案例,商鞅失勢以后,本來也是準備逃亡魏國的。
大一統之后,逃離的空間明顯變小了。對普通人來說,原先可以在不同諸侯之間尋找縫隙,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大一統思潮不可逆了:統治階級已經嘗到了號令天下唯我獨尊的爽感。
被統治者被堵死在圈內:要么在統一的大帝國里無處可逃,要么在一群割據但又個個想要統一的勢力里充當征戰的炮灰。
興亡都是百姓苦,活著都夠嗆,哪還有空思考什么變化呢。
大一統確實結束了很多混亂,但也取消了很多選擇。敘事一旦和統一權力綁在一起,就會變成普通人的現實處境。對始皇帝來說,修馳道有意義,修長城有意義,統一文字有意義,統一制度也有意義,都是他的豐功偉績。
但是對被征發的普通百姓來說,那些意義最后會是徭役、賦稅、兵役和死亡風險。
于是,極為荒誕的一幕出現了:國家能力空前增強,民眾負擔也空前增強。
秦始皇死后和臭咸魚堆在一起回咸陽,不久,大澤鄉下起了一場雨。
按《史記》的敘述,陳勝、吳廣帶著九百名戍卒前往漁陽,因為大雨道路泥濘,無法按期抵達。在嚴苛的秦法里,失期意味著極重的懲罰,甚至可能是死亡。
對秦朝來說,他們只是維持帝國穩定在竹簡上劃過的數字,某地多少戍卒某年某月到某地。
可對陳勝吳廣們來說,雨、泥、路、干糧,還有遲到后的懲處,卻是當前最現實的困境。“天下一統”對掙扎在泥濘地里的戍卒眼里就是個笑話,他們走不到目的地,可能就是死亡。
所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并非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憑什么你們肉食者生來決定天下,而我們只能被決定,成為代價?
古代的宏大敘事,通過戶籍、律令、徭役和兵役落到普通人頭上。
到了現代則通過新聞、口號和情緒,進入你的腦子。它們不會征發你的身體去服徭役,但會征發你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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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劉震云講過一個段子:他有個二叔,在工地上燒火做飯。有一天大半夜突然給他打電話,劉震云以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趕緊接了。
結果二叔在電話那頭很沉重地說:震云啊,你咋還有心思睡覺,薩達姆都死了!
這個段子既真實又荒誕,薩達姆在二叔眼里滿足了他宏大敘事的想象,是一種象征:反美、硬骨頭。
這么看來,薩達姆確實該死,他讓一個在工地燒火做飯的普通人大半夜輾轉難眠。
普通人在真實生活里,沒什么選擇權,也缺少兜底的保障,更沒有和生活討價還價的底氣。整日幻想躋身宏大的世界博弈,為素未謀面的上位者憤慨不平,為千里之外的異國心緒起伏,為一場遙遠的勝負牽腸掛肚。
這便是宏大敘事迷人又致命的特質:它不會改變一個人當下的窘迫,卻會重塑人看待自身苦難的邏輯。
普通人有眺望遠方的權利,但越是在現實中束手無策,人就越想在宏大故事里尋一份精神慰藉。現實求而不得的體面與尊嚴,往往能在那個虛幻的“我們” 之中,短暫得以填補。
宏大敘事并不是中國獨有,西方也有宏大敘事。
“宏大敘事”這個概念,最早來自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大意是用一個統一的大故事去解釋歷史、社會和人類未來。美國夢就是宏大敘事,它告訴人們努力就有機會改變命運。馬克思的階級解放、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民主進步、宗教救贖都是宏大敘事。
問題在于宏大敘事之間是否可以競爭?
自由主義可以質疑民族主義,宗教可以批判消費主義,左翼可以批判資本,右翼可以批判福利國家,個人主義可以反問集體目標。
諸多敘事之間互相爭吵、互相拆臺、互相揭短。普通人的喘息空間,正是來自于這些敘事之間的競爭,假如某種敘事只向他的受眾宣揚未來的美好,卻在當下屢屢食言而肥,便會為人所唾棄。
真正的危險在于只允許一種宏大敘事,權力與其互為背書。宣布自己掌握了唯一正確的歷史方向和未來。此時的宏大敘事就不再給人們提供意義,而是壟斷意義。
你的痛苦會成為必要的代價,你的犧牲是歷史進程,你的不滿是沒有格局,你的悲傷和苦難都是“小鳥在歌唱”。等到十年、二十年后,翻開歷史書一看,你曾經的苦難只是輕描淡寫的幾行字,甚至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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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里,楊金水有句臺詞:“你說的這個我們里面,有我嗎?”
普通人對宏大敘事的懷疑,被這句臺詞一語道破。當某個利維坦需要你激動、忍耐、付出的時候,道貌岸然,假惺惺的說你是“我們”;可真等到真的吃肉喝湯分配的時候,你還是“我們”嗎?
一個偉大目標,如果只要求普通人犧牲;一個宏大方向,如果不能解釋普通人的痛苦,只要求普通人閉嘴,那它就不再是理想,而是單向索取底層的枷鎖。
一個成熟文明的社會不是沒有宏大敘事,國家、未來和犧牲是人類探討和追求的主題之一,但不能無視個人和當下,更不能永遠只讓同一批人為大局犧牲忍耐。
當一個人眼里只剩下國家、民族、歷史、未來、偉大目標,卻看不見普通人的房貸、工資、孩子、疾病、失業和恐懼時,他談的就不再是理想。
它只是在用宏大的詞,掩蓋別人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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