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先生在我心底里，是如“謎”一般的存在。這種感覺，始于我的青年時代。上師專時念的是中文，老師在課堂上講中國現代文學史，講到她及其詩歌，講到《你是人間的四月天——一句愛的贊頌》，那種神情，至今仍清晰地印在腦海。老師告訴我們，這是一位多才又浪漫的奇女子，也是從那一刻開始，先生的名字如同種子般在我心底萌芽。后來，聽說她的故鄉在福州，心里又多了一層“老鄉見老鄉”的親切感。曾有一段時間，買了林徽因作品集以及張清平的《林徽因傳》、姜雯漪的《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林徽因傳》，廢寢忘食地讀了起來，仿佛徜徉在她的精神世界中。姜雯漪在傳記的前言中寫道：“她是一個女人，一個母親，一個作家，一個建筑學者，一個傳奇。她是林徽因，最令人懷念的民國女子。”李筱懿在《心若向陽，無畏傷悲》一書的序中寫道：“在燦若星辰的民國女性中，恐怕她是被誤讀最多的女子。”我很贊同這句話。不論我自己，還是周遭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曾經對她有些“誤讀”——把她誤讀成了“眾人熟知的詩情滾滾和劇情滔滔的‘客廳太太’”（《林徽因與文化遺產保護》前言語）。“現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梁再冰語），年輕時我認識的徽因先生，多少帶有一些“小資”情調，多少帶有一些浪漫的色彩。但梁先生多次強調，即便是全世界誤會，林徽因依然是心中最偉大且正直的母親。

之所以會成為一個“被誤讀最多的女子”，是因為“她是一個時代的一道風景”。如果一百個人同時欣賞一道風景，一百個人可能會有一百種解讀。梁從誡先生《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中寫道：“老一輩談起，總說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藝、美麗的女詩人”，而在從誡先生的眼里，“她卻是一個面容清癯、消瘦的病人，一個忘我的學者，一個用對成年人的平等友誼來替代對孩子撫愛（有時卻是脾氣急躁）的母親。”不同的人，崇拜的因由有些差異。徽因先生之所以會讓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津津樂道，在欣賞她的才華的同時，還因為她的美麗以及關于她的“情事”，很容易引起年輕的心底的“共鳴”。誤讀也是讀，我更愿意把這種“誤讀”視作一種善意的“誤讀”，當作一種受到時代和條件的局限，如同“盲人摸象”般無法全面客觀地了解徽因先生而產生的“誤讀”。

在我的心底，徽因先生就是一本書，時常翻一翻、讀一讀，讀讀關于她的傳記，讀讀她的作品。越讀，越讀不透，越增添了心底的“謎”一般的感覺。

一

丙午春節，福州三坊七巷開了“林徽因主題館”。開館之時，不少人慕名而來，有的甚至專程從外省趕來。為了保證觀展效果，主辦方不得不采用網上預約方式，掃碼進館。即便如此，展館門口仍擠滿了人。有的游客說：“好不容易來一趟，讓我們進去吧！”三坊七巷本身就是福州最熱門的景區，那段時間，主題館成了熱門中的熱門。在福州這座城市，林徽因再次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按過去的話說，這里聚集了許多關注她的人；按今天的語言說，來了許多徽因先生的“粉絲”。在展廳里，有人與同伴竊竊私語，交流著、品味著；更有上了年紀的老年人，義務當起了導游，向游客們講解。如果按照誕辰來算，徽因先生已經122歲了；如果按照逝世來算，她離開我們也有70余載了。可人們談起她，不會因為時間的久遠而淡忘，相反地更加記住她的名字。

“林徽因主題館”入口處

那段時間，我也多次去了主題館。走進展館，一種清新柔和的感覺迎面撲來。淡紫色墻貼上書寫著《人間四月天——福州古厝走出的林徽因》，直接把三坊七巷與徽因先生勾連起來。我久久地站立在這面墻前尋思：選擇在三坊七巷辦這樣一個主題館，特別有意義。林徽因從古厝走出去，如今又在古厝中辦主題館，有一種“先生回家”的感覺，讓我能夠從她走出去的地方來看這樣一位民國的女子，來表達對她愛的贊頌。這讓我想起風箏，飛得再高，走得再遠，它的繩頭總攥在手中。福州的古厝，就好像是攥住風箏的那個點，不管你走得多遠，心里總是牽掛著她。而對于一個觀展者來說，在她走出去的地方來讀她，感覺是不一樣的：對于本土人來說，多了一份親近；對于那些從異地而來的“粉絲”們，有一處可以因徽因而相聚的地方。這就好比徽因先生在上個世紀她家中的那個“太太的客廳”一般，這里也如一個“客廳”。走進徽因先生，談論徽因先生，可以在一幅幅圖片、一段段文字中與徽因先生進行著心靈的交流。

穿過走道，便是天井。我站在天井里望著掛在壁上的玻璃屏。這是一張圖，以三種色彩標識，介紹1920年林徽因與父親歐洲之行的路線、1924—1927年林徽因美國求學之旅的路線以及1928年歐洲游歷的路線。徽因先生生于1904年，16歲起開啟了8年歐美游歷。這8年，應當說是她開眼看世界的8年，是她人生轉折的關鍵，不僅奠定了她作為建筑學家與詩人的雙重基石，更在游歷過程中，她不僅萌生了“用科學方法保護中國古建”的念頭，形成了“理性與感性交融的獨特文風”。我以為，不止于此，她不論是隨父游歷，還是美國留學，或是蜜月旅行，她所接觸的人物可謂是當時的翹楚，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浸染，漸漸內化于心。如果說，上個世紀30年代展露了她的才華和魅力，那么這游歷的8年，可謂是她的氣質和才華的涵養期。這也可以算是徽因先生獨有的際遇。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女子中，能夠擁有這樣三條游歷路線的，畢竟鳳毛麟角。

走進展廳，整個展廳分為“福州女兒”“壯懷家國”“人間四月天”“百年歸來”等篇章。我讀每一行文字，端詳每一幅照片，走進了徽因先生的世界，心生一番感動。我在展廳中，看到了一位情感豐富的女子。這種情感，正如她的詩歌中表達的，有著《你是人間的四月天——一句愛的贊頌》的愛，也有《八月的憂愁》里“仍不明白生活同夢怎樣的牽連”的愁楚；有著《蓮燈》一樣的心，“情愿化成一片落葉”的淡然；在《仍然》中“永遠守望住美麗的夢”，《別丟掉》“這一把過往的熱情”；她《靜坐》著，相信“冬有冬的來意，寒冷像花，花有花香，冬有回憶一把。”她詠嘆《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的”。她的詩，很唯美，很婉約，但在這唯美與婉約中透著她的堅韌、她的剛氣，她純潔的本心。

當我走出主題館的時候，展廳里的每一張圖片、每一行文字都是那樣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我記住了展廳前言對她的評價：“她是中國近現代第一位女建筑學家；她是詩人和作家；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圖案的設計者之一；她是中國古建筑、景泰藍藝術設計工藝等文化遺產的偉大守護者。她是福州的女兒。”尤其是我在展廳里摘下話筒，聽到金岳霖先生對林徽因先生的評價，特別是用“極贊欲何詞”來表達他的高度評價和深切懷念時，我突然感到，用任何語言來贊美徽因先生似乎都頂不上這句話。

“極贊欲何詞”是對徽因先生評價的高度濃縮，可以說已經到了不知該用什么詞語來形容、來表達的地步。支撐這評價的是她的令人折服的才華與她所取得的成就。當我聽到金岳霖的話語時，我的腦海瞬間冒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何以徽因？

世間許多長得漂亮的人，因為缺乏內養，讓我覺得淺薄；世間許多有才華的人，又因為勤奮不夠，才華不得展露，在世間沒有留下痕跡，讓人眷念。而我看林徽因，在她的身上展現出了這樣的特點：外在的美麗與內在氣質的結合。林徽因是一個公認美麗的民國女子，她的美麗，不止于容貌，更在于內在氣質的外化所給人的獨特韻致；才華與勤奮的結合，她的才華橫溢，但她的勤奮讓人不可企及，她的勤奮讓她的才華轉化成了一項項成果，讓人們為她而折服。1924年徽因隨梁思成赴美留學期間，因學業壓力、過度勞累及環境不適導致免疫力下降，初步出現肺結核癥狀。梁再冰在《我的媽媽林徽因》一文中寫道：“我們入川后不到一個月，母親肺結核癥復發，病勢來得極猛，一開始就連續幾周高燒至四十度不退。”縱觀徽因先生一生，一直都是這樣“帶病”地忘我工作著；三是情商與智商的結合，形成了獨有的人格魅力，她有才華，同時又有人格魅力。

站在這幢老厝前，仰望那面標注林徽因三條游歷路線圖，引起了我對“圈”的聯想。徽因先生的家族圈、交往圈、事業圈，如同一顆石子投進江湖，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漣漪，每一圈都相互關聯。徽因就如同投入江湖中的石子，泛起了屬于她的斑斕漣漪，影響并浸潤著徽因獨特的性格、氣質與品性。

二

走進展廳，第一個部分以“福州女兒”為題，介紹了林徽因的家庭以及家風。徽因先生出身于名門望族，是在家人的期待中來到人世間的。她的家庭、家風對徽因先生的成長起到了潤澤作用。但是，我站在這座老厝，想到徽因先生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這是她“扣好人生第一粒紐扣”的關鍵時期，我以為對徽因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

展廳內景

一個就是她的母親。因為母親的緣故，使得還是年幼的徽因就知道了世間冷暖，在她細小的心靈中就萌生了不能做一個像“母親”那樣的人的念頭。梁從誡先生在《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一文中寫道：“外祖母雖然容貌端正，卻是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不識字的舊式婦女，因為出自有錢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紅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歡心。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個孩子——一個美麗、聰穎的女兒。這個女兒雖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愛，但外祖母的處境卻并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外祖母從此更加冷遇，實際上過著與丈夫分居的孤單的生活。母親從小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傷。”梁從誡先生在文章中寫道：“童年的境遇對母親后來的性格形成是有影響的。她愛父親，卻恨他對自己母親的無情；她愛自己的母親，卻又恨她不爭氣；她以長姐真摯的感情，愛著自己異母的弟妹，然而，那個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際關系卻在精神上深深地傷害過她。可能是這一切，后來她的一生中很少表現出三從四德式的溫順，卻不斷地在追求人格的獨立和自由。”從梁從誡先生的這些文字，可以窺見這段經歷對徽因先生的影響：她深刻地從母親身上吸取了教訓，她害怕成為母親那樣的人，避免重蹈母親的覆轍。這一點，在李莊時期，徽因先生曾寫信給費慰梅說：“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莫過于讓自己陷入仇恨。我生來是個女孩子，而這又是戰時，我自己的母親碰巧是個極其無能又愛管閑事的女人，而且她還是天下最沒有能耐的人……”在徽因先生的心底里，一直有一種避免自己成為像母親那樣的人的強烈愿望。她要做一個有能耐的人。

另一個就是她的父親林長民先生。這是一位對中國近代史有著深刻影響、也可謂傳奇性的人物。作為父親，長民先生曾經這樣說：“做一個天才女兒的父親，不是件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費慰梅在《林家掌上明珠》一文中寫道：“林長民是個藝術家和浪漫才子，這兩種氣質也影響了林徽因的性格。”他的言行對徽因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影響著徽因先生的性格形成。長民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作為與影響，表現出了他的正直剛正，不畏權勢，有著革新思想，胸懷家國情懷。在上個世紀初葉的動蕩社會中，他努力地參與社會的變革，隨社會動蕩沉沉浮浮，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徽因先生的童年及少年，是在國家發生深刻變革中度過的。父親是她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是讓徽因“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開徽因先生心靈“格局”的第一人，是在徽因心底里種下“家國情懷”種子的第一人。父親在徽因16歲時，之所以帶她遠游，林長民說：“第一要汝多觀覽諸國事物增長見識；第二要汝在我身邊能領悟我的胸次懷抱。”作為父親，不僅傳給了她優秀的基因，更在后天對徽因先生起到了耳濡目染的作用。對于徽因先生來說，長民先生可謂亦父亦師。

這也許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父母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任導師。當然，徽因有幸，她不僅擁有了一個好父親，同時還擁有了一位真性情的政治文化泰斗——梁啟超，梁思成的父親。他對徽因先生如同慈父般關愛。

家族對徽因先生的影響，還有林家“滿門忠烈”的民族氣節。家族多位男性成員在近代中國革命與抗戰中為國捐軀：叔父林覺民與堂叔林尹民同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林覺民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與妻書》；父親林長民是民國著名政治家、五四運動幕后推動者，1925年參與郭松齡倒戈反奉戰爭，被敵軍流彈擊中身亡，以身殉道；弟弟1941年3月在成都空戰中，擊落敵機后不幸被擊中墜毀，壯烈殉國。徽因也因此結識了8名空軍學員并成為他們的“名譽家長”。8名學員均在抗戰中相繼犧牲，她為此寫下了泣血長詩《哭三弟恒》，詩一改她的婉約風格，五次出現“時代”一詞，百感交集卻又超越了個人感情。家族的滿門忠烈，培養了她的家國情懷，堅定了她“讀書擔責、寧折不彎”的精神底色，堅定了她的文化堅守。在徽因身上所體現出的民族大義和鐵骨錚錚，與她的家族門風有著極大的關系。

三

我的眼睛，再次盯著門口的那塊玻璃屏上的三條線路圖。從16歲到24歲，8年時間，開啟了她的游歷生涯：先是隨父親考察，再是與梁思成赴美求學，學成之后，又與梁思成開啟歐洲蜜月之旅。望著用不同顏色標注的線路圖，我浮想聯翩。如果以建筑來聯系，它們之間是互相聯系的。16歲時，父親林長民懷揣讓徽因“增長見識”“領悟我胸次懷抱”“俾得擴大眼光，養成將來改良社會的見解與能力”的心愿。在倫敦時，林徽因從一位女性友人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建筑不是簡單地蓋房子，它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門藝術”。這次游歷讓“林徽因定下了一生志向”，從此，學習建筑成為“她選定的‘改良社會’的途徑”，而且這個志向直接影響著梁思成。梁思成在《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中寫道：“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說到以后要學建筑，我當時連建筑是什么都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合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筑這個專業。”赴美留學時，他與梁思成皆選定建筑，雖然她因為建筑系不招女生而改注冊美術系，但“她幾乎選修了所有建筑系學生的專業課程”，她不僅接受了成為一名建筑師的最初訓練，而且實現了價值的突破，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在中國，一個女孩子的價值至多只在于作為她家庭的象征。在這里，有一種我所景仰的民主精神。”而第三次游歷則是他們的新婚之游，也是他們的建筑考察之游。三次游歷，從初識，到學習，再到深入，反映出了她與梁思成對建筑的熱愛和對古代建筑大師的尊崇：他們選擇宋代為李誡立碑的日子作為自己的結婚吉日，他們給自己的兒子命名亦為“從誡”，以此來表達對《營造法式》作者李誡的深深敬意和對兒子的殷切期許。

進展廳右側，一面玻璃墻上寫著一系列名字，右上角標注“朋友”二字：卞之琳、常書鴻、胡適、陳岱孫、鄧以蟄、錢端升、金岳霖、李健吾、周培源、梁思永、張奚若、徐志摩、泰戈爾、費慰梅、沈從文、費正清、蕭乾、梁思莊、傅斯年、李濟、陶孟和、朱光潛。望著這一墻的名字，不禁讓人肅然起敬。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可謂皆是各學界的泰斗級人物，每個人都可以冠以“著名”二字，而且學界牽涉面廣。對于這個群體，加拿大傳記作家保羅·埃文斯在《費正清看中國》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梁思成夫婦向他們介紹了一些中國學者，其中有哲學家金岳霖、政治學家錢端升，還有章士釗、陶孟和、陳岱孫，以及物理學家周培源等。這是一個對中國未來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群。”在徽因的朋友圈中，還有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1924年訪華時見到林徽因，稱贊她如潔白的茉莉般美好，就是他心中那朵最初的茉莉花。費正清、費慰梅夫婦，這兩個美國人，“1932年，在北平，梁思成和林徽因與一對新婚的美國夫婦不期而遇，一見如故。梁思成和林徽因給他們分別取了個中國名字——費正清、費慰梅。”從此，他們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友誼。相聚時，無話不談；天各一方時，書信不斷。從他們相識起，直至李莊時期，之后一直保持著聯系。

注視著三條路線圖和她的朋友圈，它們之間是相關聯的。三次的游歷讓徽因先生從認識建筑到夯實基礎，而她的社交圈中展開的哲學、文學與建筑的對話，推動了學術視野的跨界融合，搭建了她跨學科的知識結構，為她的職業發展提供了資源支撐，使得她在動蕩年代里仍然保持思想活力。在梁思成、林徽因合作的《平郊建筑雜錄》中，首創提出了“建筑意”的美學概念：“在建筑審美者眼里，都能引起特異的感覺，在‘詩意’和‘畫意’之外，還使他感到一種‘建筑意’的愉快。”這一概念的提出，體現了徽因先生作為建筑師與詩人的雙重敏銳，將理性的結構分析與感性的文化洞察完美結合，成為了中國建筑美學的重要基礎。

四

行走于展廳之間，望著一張張圖片，讀著一段段她的同事、她的學生關于她的文字。徽因有幸，她的身邊有了這樣一群志同道合者。最重要的志同道合者，當然是她的丈夫梁思成先生。張清平先生在長篇傳記文學《林徽因》中這樣比喻他們的結合：“梁思成是堅實的基礎和梁柱，是宏大的結構和支撐；而林徽因則是靈動的飛檐、精致的雕刻、美麗的欄桿。他們一個厚重堅實，一個輕盈靈動，他們的組合無可替代。”家庭背景相當，兩人志趣相投。金岳霖在肯定他們結合得好的同時，非常簡要地對梁思成與林徽因進行了比較：“比較起來，林徽因思想活躍，但構思畫圖，梁思成是高手，他畫線不看尺寸，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沒那本事。”且不說夫唱婦隨，也不論婦唱夫隨，他們是因愛攜手，理念相同，志趣相投。他們幾乎形影不離：共同赴美留學、共同參加古建筑的考察，共同創辦中國第一個建筑系，共同撰寫中國第一部建筑史，共同參加國徽的設計，共同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他們共同成為了“中國最早、也是迄今為止最知名的古建筑保護者”。我有時這樣想，如果沒有梁思成與林徽因的結合，沒有他們志同道合地、同甘共苦地攜手，“何以徽因”呢？林洙說：“梁思成與林徽因不可分。”常沙娜說：“他們從事業到生活都已融為一體。”

站立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周圍，還有一個又一個同樣熱愛著事業、肯于投身事業的杰出人才，形成了梁思成與林徽因的事業圈。在古建筑考察中，有劉敦楨、莫宗江這樣一幫肩負尋找歷史重任的學者。在興辦中國第一個建筑系時，有同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時的同學陳植、童寯、蔣方蔭等的加入。在國徽設計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中，成立了一個團隊，而徽因“當然因為她的學識、她的能力足以擔當起團隊靈魂人物的角色”。在搶救景泰藍中，有常沙娜、錢美華、高莊、莫宗江等人的加入。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又一個優秀人才組成的事業團隊，讓徽因的才華通過團隊轉化成了一件件可觸可觀的作品。

毛澤東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荀子·勸學》篇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何以徽因？我以為，徽因先生是一個天生麗質、秀外慧中的可塑之人，這是造就徽因先生的內因。徽因先生又是有幸的，她的成長土壤是優渥的，也是許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她的家族圈、朋友圈、事業圈在潛移默化著她，影響著她，成就著她。內因與外因相互作用中內化于心，又在內化于心后外溢為氣質，展現于讓人嘆為觀止的一項項成就，贏得人們的交口稱贊。如《林徽因與文化遺產保護》前言所言：“實際上，林徽因的內美更在于她的學識素養。建筑界的后輩們，都說她秀外慧中，錦心繡口，才華橫溢，思想奔放；事事獨具慧眼，性格爭強好勝。”不僅如此，還外化出了她的民族情懷與她的堅韌。

五

在展廳里，我仔細地看著每一幅照片，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觸動。最感動的是她深通中外文化，執著守望傳統的本心與情懷。在自己的婚禮上，她“為自己設計了一套‘東方式’帶頭飾的結婚服裝”，“可以說是她后來一生所執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創作”（梁從誡《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流行‘全盤西化’的思潮，年輕的林徽因并沒有受這種偏激思潮的影響。她對于吸取西方文化精華，又能堅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著自己的深刻見解。”（《林徽因與文化遺產保護》）她第一次隨父親歐洲考察，之所以萌生學習建筑的夢想，是因為“現代西方一流的壯觀激勵了我，充滿我心中的愿望是將其中的一些帶回我的祖國。我們尤其需要建造的理論，因為這能夠使你的建筑物屹立許多世紀。”（林徽因語）她有著“洋鬼子們的淺薄千萬學不得”（《窗子以外》句）的清醒，既“開眼看世界”，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又堅守中國傳統。1926年1月17日，美國《蒙大拿報》刊登一篇采訪她的文章。她在采訪中說：“西方國家在中國修建的建筑，搞的是西式裝飾，是對東方建筑的褻瀆，是對中國本土和特有藝術的粗暴剝奪”，主張“學習所有藝術的基本原理，用以設計建造我們自己的東西”。那時，徽因先生只是一個學生，但她說：“等我回到中國，我要帶回什么是東西方碰撞的真正含義。”當收到梁啟超先生寄給思成和她的宋代李誡編寫的《營造法式》時，面對這本“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的巨著，他們由此下決心要寫一本自己國家的建筑史，將“彌補中國建筑史的空白，成為他們的人生目標”。正如費慰梅在《中國建筑之魂》中說：“她有學習建筑的夢想，想帶一些西方的古典建筑思想回國的欲望。她認為中國需要一種能使建筑百年不朽的好建筑理論。”并且在學成回國后，參與創建中國第一個建筑系，潛心考察古建筑，懷揣“中國人的建筑史，要用中國人來寫”的使命感和緊迫感。”1940年，第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中國建筑史》得以完成，林徽因撰寫了其中的宋遼部分。新中國成立時，她與莫宗江先生合作的國徽圖案因具有強烈的中華民族特色，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贊賞。在圖案改進過程中，她提出了國徽與商標的區別，提出“‘國徽’要莊嚴穩重，又要富麗堂皇；要象征化、圖案化、程式化；要有民族特色”。她在研究敦煌的裝飾紋樣時，非常明確地指出：“現在為了要認識在圖案花紋方面本土的傳統根基和新進來的養料如何結合，我們就必須能分辨各種單獨特征的來龍去脈，發現各種系統與典型規律。”徽因先生能夠如此精準地把握住國徽的精髓和要義，表現出了她的文化自覺與熱愛祖國的情懷。

在展廳里，看到一幅幅關于她考察古建筑的圖片，心里非常感動。沒有徽因先生超乎人們想象的刻苦勤奮，就沒有我們今天看到的她的業績。如果沒有這些業績的印證，也許就不會有美國《紐約時報》在2018年4月11日，也就是林徽因逝世63年后的紀念文中所指出的：林徽因與梁思成是“中國最早，也是迄今為止最知名的古建筑保護者”。我想特別指出的是，徽因先生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她那樣老早就被醫生宣布患有絕癥的瘦弱女子，卻不顧自己的健康狀況，陪伴思成在當時極為落后的窮鄉僻壤四處奔走，乘騾車、住雞毛小店，根據地方縣志的記載去尋訪早已被遺忘了的荒寺古廟。一個患有殘疾，一個身染重疴，這對熱愛祖國文化遺產的夫婦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滿積年塵埃的廟宇里，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處飛著蝙蝠）去丈量、測繪、探索我國古代的營造方式。”蕭乾《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寫道：“截止1941年，梁思成所主持的營造學社已經踏訪了15個省份里的兩百多個縣，實地精細地研究了兩千多座古建筑，其中很大一部分林徽因大概都參加了。”她與梁思成完成《中國建筑史》的撰著時，正是在四川李莊，當時的林徽因“肺病又不時發作”。可以說，徽因先生熱愛建筑超過熱愛生命，這樣的勤奮是內化于心后積聚的一種力量。“人們很難想象，一個人在‘逃難’中，在貧病交加、工作繁重的境況下，還能有這樣的興致，更何況在開心、快樂、幸福的時光，對美的感受和追求該會有多大興致。”

她用她的勤奮，去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和美化這個世界。勤奮，讓她的才華轉化為一項項成果，反之，她的成果又承載著她的才華。

在展廳里，讓我充分感受到她是一位思維極其開闊、創新能力極強的人。她在為《清式營造則例》所寫的“緒論”中就已經告誡建筑家們，“雖然要明了過去的傳統規矩，卻不要盲從則例，束縛自己的創造力”。她把“多方面的知識與才能——文藝的和科學的、人文學科和工程技術的、東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匯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們所說的‘修養’，而是在許多領域都能達到一般專業者難以企及的高度。”作為古建筑學家，“她不僅有精湛的科學造詣，而且把科學家的縝密、史學家的哲思、文藝家的激情融于一體，傾注到創作之中”（梁從誡語），被她嫻熟自如地運用于解決各種問題，得心應手而絕無矯揉的痕跡。樓慶西在《關于發表〈敦煌邊飾初步研究稿〉的附文》中寫道：“大概是由于林先生所具有的詩人與文學家的氣質，因此她對建筑藝術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而且還推而廣之，對一切其它的傳統的、民間的工藝美術也都具有特殊的敏感與感情。可以說她是用詩人的心靈與藝術家的眼睛去欣賞、去研究這些藝術。”“母親這樣一個人的出現，也可以算是現代中國文化界的一種現象。”她不僅“光大了中國的傳統文明，也無愧于當時的世界水平”。這種現象何以在徽因身上得以體現？我想，如果站在三坊七巷來思考，從她的家族圈、朋友圈以及她的游歷路線、她一生走過的路來看，我以為，她有著雄厚的學養功底，又勇于挑戰自我，想站在塔尖上，追求完美，想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極致。也可以說，她是一個有底氣的人。

人們公認徽因先生才華橫溢，我以為徽因先生溢出的不只是她的才華，還有在內在的天資聰穎和天生麗質，以及后天受到的優良教育，家族圈、朋友圈、事業圈這樣的環境熏陶下，外溢出的情懷、勤奮、創新、熱情、時尚與現代、活力與張力。

六

行走在展廳，望著大廳里的每一個觀展者那樣神情專注，我相信人們在這里認識的徽因先生，不只是一位美女、一位才女，而是“一位非常有社會責任感的建筑學家。她和我父親梁思成是長期的合作者，這種合作基于他們共同的理念，和他們對這個事業的獻身精神。”（梁再冰語）梁再冰的這段話，在主題館得到了很好的揭示，也引起了參觀者的深深共鳴。

時間往前走，經過歲月的沉淀，可以撩開歲月蒙著的面紗，可以讓人看得更真實、更清晰的徽因。徜徉于展廳之中，回味金岳霖先生的“極贊欲何詞”，我理解這句話的評價恰如其分。

“這樣的主題館設立在三坊七巷這樣的歷史文化街區中，本身就讓人物紀念與地方文化空間形成了很好的結合。”一位參觀者如是說。在先生的故鄉，在三坊七巷這樣占據“半部中國近代史”的古厝中開設這樣一個主題館，意義非凡。主題館的整個展館設計很有特色，無論展館的色彩基調還是展品的陳列，讓人走進展館，就宛如走進先生的世界，仿佛在與先生進行著穿越時光的心靈對話，引起人們的心靈共鳴：

“相比‘才女’這一標簽，我更愿意把林徽因理解為一位始終保持獨立和專業精神的女性。”一位在多倫多工作、有留學經歷的學子參觀后寫了一篇觀后感：“這次進入主題館，我對林徽因女士的海外求學經歷產生了很強的共鳴。看到她當年同樣離開中國，在陌生環境中學習和尋找自己的方向，會覺得不同時代的留學生其實面對一些相似的問題：如何在新的文化環境中堅持自己真正想走的道路。”

我的一位青年朋友參觀了展廳徽因先生考察古建筑的圖文后，讓他憶起2017年曾經沿著梁思成與林徽因的足跡重走山西、河北的幾座山野古建的情景：“有些至今借助車輛仍難以到達，一種感佩之心油然生起，尤其感佩他們當年的民族情節和毅力”。 在“尋路她巷”微信公眾號上，這樣的觀后感還有很多很多。讀每一篇文章，心靈都受到深深觸動，都感到有一種情感在涌動。

在徽因先生故鄉的老厝中，有一處可以與先生進行心靈交流的地方，真好！讓我們可以走進徽因、認識徽因，記住這位奇女子。她在歲月中沉淀出、內化出一種文化。對于今人來說，不分年齡、不分性別、不論層次，都會受到這種沉淀出的文化的影響，他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會想著一個問題：何以徽因？盡管答案各有不同。

回望那三塊玻璃墻，我非常感慨。策展人匠心獨運，用徽因先生的三次海外游歷、用她的家族和她的朋友圈為“綱”，用它來牽住了展廳中的每個篇章、每幅圖片、每段文字。策展人很好地把握了主題館的魂與脈。展館的負責同志告訴我，開館僅僅是一個開端，他們還將進行深化挖掘，眼下正在編排一部徽因先生的情景劇，還將把這里打造成研學基地，舉辦一些“沙龍”活動……這一切，我很期待。

設館以來的反復走進，只為思考一個問題：何以徽因？

還會繼續地反復走進，她是一本書，每一次的走進，都是新一次的翻閱、一次重溫，都會有新的感悟、新的收獲。

作者簡介
陳元邦，省鄉村振興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省文史館館員、中國作協會員。先后出版散文集《走走想想看看》《坊巷格局》《致敬這座城》《撿拾思想》等8本散文集，詩集《夢境穿越時光》。先后獲得全國人大新聞獎二等獎，福建省人大新聞獎一等獎、二等獎，福州市“茉莉花獎”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