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交易罪深度解析：從“話術”到“威脅”的法律邊界

一、罪名概述：市場秩序的最后防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以暴力、威脅手段實施強買強賣商品、強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務、強迫他人參與或退出投標拍賣、強迫他人轉讓或收購公司企業股份債券等其他資產、強迫他人參與或退出特定經營活動等行為之一，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此外，單位犯本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上述規定處罰。

強迫交易罪屬于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行為人通過不公平交易牟取非法經濟利益。因此，本罪只能發生于經營或交易活動之中，這是構成強迫交易罪的前提條件。自愿、平等、誠信是市場交易的基本準則，強迫交易罪的設立正是為了維護這一準則，為市場秩序守住最后的法律防線。

二、立案追訴標準：罪與非罪的分界線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第二十八條，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買強賣商品、強迫他人提供服務或者接受服務，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

（一）造成被害人輕微傷的；
（二）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二千元以上的；
（三）強迫交易三次以上或者強迫三人以上交易的；
（四）強迫交易數額一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二千元以上的；
（五）強迫他人購買偽劣商品數額五千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一千元以上的；
（六）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投標、拍賣，強迫他人轉讓或者收購公司、企業的股份、債券或者其他資產，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特定的經營活動，具有多次實施、手段惡劣、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等情形之一的，同樣應予立案追訴。

三、“威脅”的實質認定：話術與犯罪的邊界

手段是否達到刑法意義上的“暴力或威脅”標準，是構成本罪的核心前提。“暴力”相對容易理解，而“威脅”的認定往往產生歧義。“威脅”的字面含義是用威力逼迫恫嚇使人屈服。但在司法實踐中，對“威脅”應當作實質解釋，不宜照本宣科地根據漢語詞典來認定。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只要沒有超出語義的字面含義，就是法律允許的。

（一）“話術”與“威脅”的界限

單純的“高壓話術”——如夸大效果、制造緊迫感、反復勸說、利用客戶不好意思拒絕的心理——雖然在道德層面可以商榷，但尚未達到刑法意義上“威脅”的強度。此時，客戶仍有拒絕和離開的意志空間，此類行為應被歸入商業營銷范疇。辯護的關鍵，在于將行為嚴格界定在“話術”而非“威脅”的范疇內。

（二）“軟暴力”威脅的認定

然而，如果話術中包含了對被害人個人安全、名譽、隱私等造成緊迫憂慮的內容，足以使被害人產生心理強制，則仍有可能被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軟暴力”威脅，構成犯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軟暴力”是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響，對他人或者在有關場所進行滋擾、糾纏、哄鬧、聚眾造勢等，足以使他人產生恐懼、恐慌進而形成心理強制，或者足以影響、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財產安全，影響正常生活、工作、生產、經營的違法犯罪手段。采用“軟暴力”手段，使他人產生心理恐懼或者形成心理強制，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的“威脅”。

構成強迫交易罪的“暴力、威脅手段”，其暴力程度應輕于搶劫罪的暴力，包括通過使用言語恐嚇、行為威脅等“軟暴力”手段。

（三）典型案例：美容行業的“軟暴力”陷阱

近年來，美容行業強迫交易案件頻發，成為“軟暴力”威脅的典型場景。

案例一：廣州荔灣美容院“扁平疣”騙局。某美容美發店經營者洪某雇傭店員將顧客誘騙至店內廂房，以顧客身上長有“扁平疣”具有傳染性應立即處理為借口，在隱瞞服務總價的情況下為顧客提供服務。當顧客拒絕支付高額費用時，店員即采用言語恐嚇、阻止穿衣、限制離開等方式脅迫顧客掃碼付款，甚至逼迫顧客通過多個網絡平臺借貸付款，并強制顧客簽署“自愿消費”服務單甚至錄制“自愿消費”視頻。法院認定該系列行為雖未采取傳統暴力方式，但已構成完整的心理脅迫鏈條，實質剝奪了消費者自主選擇權，屬于典型“軟暴力”威脅。

案例二：長汀連鎖美容店“免費體驗”騙局。周某、曾某以“免費進行皮膚檢測”為名邀客進店，顧客使用乳白色膏體后皮膚會不同程度變黑，有時還伴隨紅腫、刺痛等“過敏”癥狀。店員以發炎過敏、毀容爛臉乃至身體損傷等后果恐嚇顧客，使顧客違背真實消費意愿購買門店產品及服務。自2021年7月以來，該連鎖美容店在全省范圍內的投訴多達200起，最終查實65名被害人，涉及強迫交易次數上百次。法院以強迫交易罪分別判處周某、曾某有期徒刑二年二個月、一年十一個月。

案例三：上海嘉定紋眉“升單”陷阱。店長朱某某授意美容師采取威脅手段，強迫52名被害人接受“升單”加價服務，涉案金額達14萬余元。店內錄音顯示，店長曾公然指示員工用護手霜替代麻藥，故意加劇顧客疼痛感，以此逼迫顧客加價升級項目。法院以強迫交易罪判處朱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七個月，并處罰金二萬元。

上述案例揭示了美容行業強迫交易的共同特征：以免費或低價為誘餌、以制造健康恐慌為手段、以封閉空間為場景、以心理強制為目的，形成“虛構病情—場景控制—話術脅迫—簽單收款”的固定作案模式。

四、強迫交易與民事欺詐的區分

在美容等消費糾紛高發行業，欺詐手段與威脅手段往往并用，如何區分強迫交易罪與民事欺詐，是司法實踐中的重要命題。

認定是否構成強迫交易罪，應結合對他人違背真實意愿進行消費起決定性作用的核心行為、被害人人數、交易金額及對美容行業市場秩序的危害程度等具體情況進行綜合判斷。主要以威脅手段實現交易的，不屬于民事欺詐。

兩者的核心區別在于：民事欺詐是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使被害人在認識錯誤的基礎上“自愿”作出交易決定；而強迫交易則是通過暴力或威脅手段直接剝奪被害人的意志自由，使其在心理強制下“被迫”作出交易決定。如果行為主要以威脅手段實現交易，即使伴隨欺詐成分，仍應認定為強迫交易罪而非民事欺詐。

五、“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對“情節特別嚴重”未作明確量化規定，司法實踐中需要綜合判斷。對于強迫交易罪中“情節特別嚴重”，應當綜合考慮犯罪行為的危害后果、犯罪手段是否惡劣、被害人數多寡、犯罪數額及對市場交易秩序的影響程度等因素，妥當作出認定。

（一）參考案例

2023年人民法院案例庫參考案例《王某等人強迫交易案》中，被告人以贈送小禮品、提供免費皮膚測試等為名，將79名被害人騙至會所，以不付費購買護膚用品或不進一步處理會導致毒素回流、毀容以及阻攔離開等方式恐嚇被害人消費，金額共計34.5萬元，最終判處王某等18人八個月至兩年不等有期徒刑。

（二）最新司法實踐

202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5件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典型刑事案例，其中張某劍強迫交易案入選。該案中，被告人張某劍作為工程項目工作人員，2015年至2018年間，以不向其購買水泥、沙土等裝修材料就不能進場裝修為由相威脅，強迫多家商戶以高于市場價格購買裝修材料，強迫交易數額共計92萬余元。法院認定其以威脅手段強賣商品，情節特別嚴重，以強迫交易罪判處張某劍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二萬元。

該案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為“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提供了重要參考：強迫交易數額達92萬余元，結合威脅手段、侵害對象數量及對市場秩序的危害程度，足以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此外，關于量刑升檔的審查，司法實踐中還需重點關注是否造成輕傷以上后果、強迫交易是否達到6次或6人以上、交易價格是否偏離市場價格2倍以上等關鍵指標。

六、強迫交易罪與他罪的界限

（一）與搶劫罪的區分

以暴力、脅迫手段索取超出正常交易價錢、費用的錢財，從事正常商品買賣、交易或者勞動服務的人，以暴力、脅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與合理價錢、費用相差不大錢物的，情節嚴重的，以強迫交易罪定罪處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買賣、交易、服務為幌子采用暴力、脅迫手段迫使他人交出與合理價錢、費用相差懸殊的錢物的，以搶劫罪定罪處刑。在具體認定時，既要考慮超出合理價錢、費用的絕對數額，還要考慮超出合理價錢、費用的比例，加以綜合判斷。

（二）與敲詐勒索罪的區分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強行索取公私財物，有組織地采用滋擾、糾纏、哄鬧、聚眾造勢等手段擾亂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同時符合敲詐勒索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采用上述手段，同時又構成其他犯罪的，應當依法按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三）與詐騙罪的區分

實施“套路貸”過程中，未采用明顯的暴力或者威脅手段，其行為特征從整體上表現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被害人財物的，一般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對于多種手段并用，構成多種犯罪的，應當根據具體案件事實，區分不同情況，依照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數罪并罰或者擇一重處。

七、結語

強迫交易罪的司法認定，核心在于準確把握“威脅”的實質標準——既要防止將正常的商業營銷話術不當入罪，也要避免對實質上的“軟暴力”威脅視而不見。從“話術”到“威脅”的跨越，關鍵在于是否足以使被害人產生心理強制、喪失意志自由。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新型商業模式的不斷涌現，強迫交易的手法也在不斷翻新。從傳統意義上的暴力脅迫，到美容行業的“軟暴力”陷阱，再到網絡平臺的坐地起價，強迫交易罪的適用場景正在不斷擴展。司法機關在個案中需要結合犯罪手段、被害人數、交易金額、對市場秩序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綜合判斷，既不放縱犯罪，也不過度擴張刑罰的邊界。對于市場主體而言，誠信經營、公平交易是不可逾越的底線；對于消費者而言，面對“免費體驗”“低價引流”等營銷手段，保持警惕、保留證據，是維護自身權益的第一道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