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自古詩人皆入蜀”“文宗自古出西蜀”。蜀地，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自古便是世人向往的天府之國。從三星堆、金沙遺址等偉大的考古發現改寫歷史，到從四川走出的司馬相如、李白、蘇軾等一代文壇領袖，再到杜甫、高適、陸游等文人入蜀地后留下不朽詩篇……古往今來，燦若星辰的名人巨匠來往于蜀地之上，講述著蕩氣回腸的“入蜀”往事。

倘若作為一名“入蜀”的穿越者，行走在有著數千年歷史積淀的蜀道之上，會邂逅怎樣的風景呢？也許會遇見開放包容的古蜀文明，也許有三國歲月的金戈鐵馬，也許還能體會“揚一益二”的繁華富庶……而于仲夏6月的時節，一場在蘇州吳文化博物館開啟的“入蜀—歷史上的梁州與益州”展覽，就將“入蜀”的景象緩緩呈現在今人的眼中。

當巴蜀文化跨越山河之隔，落地江南文化的核心之地，會帶給當地觀眾怎樣的感受？而身處江南地區的資深文博人，又如何打造一場講述巴蜀的歷史地理變遷與人文敘事的展覽？近日，就在展覽火熱展出之際，封面新聞獨家對話到了吳文化博物館館長陳曾路、展覽負責人高超，聽他們說起從江南“入蜀”的故事。

展覽海報

講述“入蜀”的歷史往事

“串聯絡繹不絕入蜀之士的故事”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一千多年前，“詩仙”李白發出這句千古絕唱，將蜀道的崢嶸、突兀、強悍、驚險描繪得淋漓盡致。正因于此，在世人的印象中，“入蜀”之路總是充滿艱難險阻。

李白的千古名句，雖寫盡巴蜀山川雄險，可蜀地卻從未與世隔絕，文化的交流也從未中斷。于是，在“入蜀—歷史上的梁州與益州”展覽中，就以“入蜀”為線索，匯集227件（套），近250件文物，為觀眾講述一段關乎梁州和益州的“入蜀”故事。

作為一家地處長三角地區的博物館，為何將目光投向巴蜀之地？采訪中，陳曾路介紹了展覽的緣起。他表示，“入蜀”是該館“新九州”系列的第五個展覽，此前已經舉辦過“定州”“荊州”等展覽。“九州”，最早出自《尚書·禹貢》，是傳說中的中國上古地理區域，用于指代中國。而吳文化博物館所打造的“新九州”系列展覽，就依托于古代“九州”的概念。

展覽現場

“梁州，本身就是古九州之一。在《尚書·禹貢》的記載中，梁州的面積很大，大概位置在華山以南、黑水以北。放到現在看，主要覆蓋了陜西南部、四川盆地、漢中以及云南、重慶的部分地區。所以，這自然是我們無法忽視的存在。”陳曾路說。同時，他也談到，四川作為文博資源大省，不僅有三星堆、金沙等強大的文博IP，更有三國文化、蜀道文化等深厚的文脈積淀，也值得展覽聚焦講述。

從巴蜀大地自新石器時代到明清時期跨越千年的風骨與情懷，到在中華歷史中延綿數千年的蜀道如何書寫先民穿山越水的勇氣，還有中原文脈、關中匠藝、江南風雅何以播撒在巴山蜀水之間……采訪中，陳曾路也說起，“入蜀”與此前的系列展覽有些許不同，因為以前大多圍繞時間脈絡講述某個地區的歷史變遷，敘說朝代更迭下的世事演變。但在此次展覽中，希望在學術性中更多融入故事性，更注重展覽名中“道路”的概念，并希望借“入蜀”這一主題展現蜀地的歷史嬗變、時序更迭和文明演變。

工作人員在布展中

“‘入蜀’的故事，也是‘出蜀’的故事。我們期許依托這一主題，串聯歷史上絡繹不絕的入蜀、出蜀之士的故事講述。他們其中有司馬相如、李白、杜甫、蘇軾等著名人物，但更多是一些無名的人。我們將這些故事串聯起來，讓大家更動態、更鮮活地去認識巴蜀大地。”陳曾路解釋道。

于是，當觀眾站在展廳入口，踏上展覽的“入蜀”之路時，一場跨越數千年的蜀地探尋之旅也由此展開。

呈現巴蜀大地的歷史風物

“于細節處見蜀地的重要歷史節點”

從寶墩等史前文化的發現，展露了成都平原4500年前的一縷文明的曙光；到以三星堆—金沙遺址的“雙子星”，點亮古蜀文明的璀璨星空；再到秦并巴蜀后，昔日西南邊郡逐步成長為華夏文明的核心腹地……在四川這片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土地上，留下燦若星辰的歷史名人和文化遺存。而如何能在一場展覽中，清晰呈現蜀地長達4000余年的豐厚歷史脈絡呢？這個問題，高超在策展中苦苦思索。

工作人員在布展中

“四川古屬九州之梁州，不僅地理區域廣闊，歷史更是源遠流長。開句玩笑的話，就算借到上千件文物，我覺得也無法全面地反映巴蜀大地的歷史變遷。”高超回憶道，在最初策劃展覽思路中，團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構思了不同的亮點，并且從中提取出了小標題。“但我們羅列到30個點的時候，又覺得太多太混亂了，涉及的時間線很分散。最終，我們決定以時間線維度分成三個單元，把每一點落實到單元的脈絡中。”

如今，漫步展覽中，在第一部分“天塹初開·文明匯流”中，觀眾得以窺到先秦時期的蜀地風貌，看到蜀地怎樣突破地理桎梏，擁抱多元文明的基因，與中原、荊楚等文化的跨區域互動；再至“天府定鼎·文脈綿延”單元，看到四川在秦漢至唐宋元明時期的歷史中，成為王朝經略、文脈傳播與民族交融的重要區域；最后，行至“山河新聲·家國同心”部分，領略明清以來，巴蜀在國家一體化的進程中，完成了文明形態的進一步轉型……在每一個單元中，“入蜀”的意義也隨著時代的演變而不斷變化與發展。

展覽現場

與此同時，當觀眾久久凝望展柜中的精美展品時，會發現策展團隊的借展路途不局限于當下四川，更有云南、陜西、重慶的文物到來，共同講述歷史里梁州與益州的沉浮往事。正因于此，高超與伙伴的借展之路，走過了上萬公里，面對浩如煙海的珍貴文物，也作出了艱難的取舍。

“可以說，展覽中出現的文物，都是我們一件一件挑選的，都契合了本次‘入蜀’的主題。”采訪中，陳曾路和高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同一套亮相展覽的展品——石門十三品拓片。石門，是連接關中平原和漢中平原的褒斜棧道南端的一段隧道，是蜀道的重要部分，而這十三件著名摩崖石刻則是從石門百余件石刻中遴選而出的精品，在書法藝術領域占有重要地位。

展覽現場

“如果將整場展覽看作一部講故事的影視作品，那石門十三品拓片無疑是最重要的‘演員’。”陳曾路說道，石門十三品不僅代表了蜀道在地理上的重要意義，更是蜀道在文化上的重要坐標。“借由這一展品，展示了蜀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豐富內涵。”

此外，高超還提到了展覽中的三塊銘文磚，皆來自安康博物館，銘文分別為：青龍四年、嘉平元年、景元四年。“當時借展文物的時候，博物館提議他們有品相更好的銘文磚可以替代，但我拒絕了。因為我的確想用這三個年號，來訴說三國時期的故事。”高超說道，在青龍四年，晉武帝司馬炎出生，他最后滅掉吳國，統一了全國；嘉平元年，發生了高平陵之變，司馬氏開始掌握曹魏大權；景元四年，鄧艾率兵偷渡陰平滅蜀漢，蜀漢走向了歷史的終點。

“也許在展覽中，這三塊銘文磚并不起眼，不少觀眾也是一晃而過。但是它們所代表的時間節點，其實改變了蜀地的歷史走向。”高超這樣說道。

用展覽連接江南與巴蜀文脈

“訴說文化交流的九州同源”

蜀道雄奇險峻，自古入蜀之路便崎嶇難行。但雄關險道未曾隔絕文明往來，險峻蜀道之上依舊有文明高歌。當蜿蜒的蜀道連通了南北文脈，從歲月深處走出的器物無聲訴說著九州同源，這片開放包容的土地，也在歷史的演變中將多元的文化融合，跨越山水與千里之外的地域產生文化共振。

“巴蜀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吸收外來文化，然后為己所用。”高超表示，展覽中亮相很多展品，其實都在呼應蜀地之上的文化交流從未斷絕。譬如，展覽中亮相了多件三角援青銅戈，這一器物來到蜀地后被發揚光大。此外，展覽還有來自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邛三彩，這是唐宋時期四川邛窯燒制的高溫釉下彩瓷器，與北方唐三彩工藝同源、風格各異。“從這件展品中，也能反映中國瓷器的發展。”

展覽現場

不止于中原地區，蜀地與長江中下游的蘇州，也有著“共飲長江水”的文脈共鳴。正因于此，蘇州作為吳文化的發源地，也是江南文化的核心承載區，舉辦一場關于蜀地的展覽，也隔空呼應文化交流互通從未停止。高超也提到，吳文物博物館身為一座全面展示吳地文化的特色博物館，通過其視角展現巴蜀文化，也為大眾提供了新的角度。

“蘇州與巴蜀，看似遠隔千山萬水，實則文脈相通。我們衷心希望以本次展覽為紐帶，連通江南與巴蜀文脈，增進彼此理解與認同，合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陳曾路看來，無論是巴蜀文化、江南文化還是三秦文化，都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有野心的一種說法的話，‘新九州’系列展覽也是在講‘何以中國’的故事。觀眾只有了解什么是巴蜀文化、三秦文化，才可以知曉什么是吳文化、江南文化。我們向長三角地區的觀眾講述何為巴蜀文化時，也讓他們更好理解所在這片土地的文化。”陳曾路說。

本文圖據吳文化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