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語并非始于猶太復國主義，卻被其改造成殖民語言
• 1948年后約9000處巴勒斯坦地名被希伯來化，歷史隨之被抹去
• 巴勒斯坦作家以希伯來語寫作，借語言抵抗占領與委婉語
• 替代性學校反對烏爾潘模式，把希伯來語放回以巴政治語境
• 阿拉伯語在以色列長期被邊緣化，學習它本身也成政治行動

希伯來語能否去殖民化？

對許多人來說，這門語言與猶太復國主義已緊密相連，如今又因種族滅絕而永遠蒙上污點。但情況并非一直如此。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和反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正試圖重新奪回這門語言。

今年早些時候，在法國“正義！”這一去殖民化猶太人團體中，一位同為猶太活動人士的人在群聊里問道：“學習希伯來語有問題嗎？”

這個問題源于她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一場爭論。一名在法國上希伯來語課的人說，在課堂里，除她之外的所有學生都公開支持以色列，這讓她感到極不舒服。正如人們所料，社交平臺X上的回應來得又快又輕蔑。許多評論者堅持認為，希伯來語本來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發明的語言。既然如此，她又在期待什么？

群里的那位活動人士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和許多猶太人一樣，她對希伯來語有很深的情感聯系，同時又拒絕猶太復國主義，并積極反對它。如果希伯來語與猶太復國主義不可分割，那么像她這樣的人又該如何自處？

她并不孤單。自10月7日以來，希伯來語越來越被視為與猶太復國主義及其名義下實施的暴力捆綁在一起。對許多仍然依戀這門語言的非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來說，這種認知變化帶來了真實的困境：希伯來語能否與以色列國家分開？學習或使用這門語言，是否就意味著卷入猶太復國主義工程？在巴勒斯坦解放政治中，希伯來語是否還有位置？

人們把憤怒指向以色列國家的各種象征，這可以理解。但把希伯來語與以色列等同起來，本身正是猶太復國主義成功將這門語言據為其民族主義工程所用的結果。希伯來語并非始于猶太復國主義，也不專屬于以色列國。

與此同時，現代希伯來語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確實發揮著殖民語言的作用。與加沙持續發生的暴行，以及定居者和軍隊在整個約旦河西岸持續實施的人口驅離相比，關于語言的問題似乎顯得瑣碎甚至抽象。然而，語言恰恰是權力如何變成“常識”的重要方式之一。

希伯來語并非置身于塑造這片從河到海土地上生活的剝奪結構之外。相反，它幫助推動并維持這些結構。它優先使用某些名稱，突出某些歷史，同時抹去另一些歷史，因而成為使持續中的“災難日”正常化的機制之一。

但希伯來語并非一直都是殖民語言，也不必永遠如此。

希伯來語“消失”神話

與猶太復國主義神話相反，這場運動并沒有“復活”希伯來語。這門語言從未真正死去。希伯來語在3000多年前出現于以色列和猶大王國。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毀后，它不再作為日常口語使用，但始終保留為祈禱和禮拜語言，同時也是文學、商業和社群生活的語言，在某些時期既用于書寫，也用于口頭交流。

幾個世紀以來，希伯來語一直在演變。中世紀時期，巴勒斯坦和意大利的詩人發展出新的句法結構，以適應各自的文學風格。安達盧斯的猶太學者和拉比把科學、哲學和語言學著作從阿拉伯語譯成希伯來語，并在這一過程中創造了數以千計的新詞。旅行者、商人和拉比用希伯來語與遠方的猶太社群交流，另一些人則用這門語言寫信和記錄商業往來。

從16世紀開始，希伯來語進入新的增長和發展階段。意大利作家猶大·利昂內·本·以撒·索莫創作了第一部希伯來語戲劇《婚禮嬉戲》，第一部意第緒語—希伯來語詞典也在這一時期問世。到了17世紀和18世紀，第一批希伯來語報紙出現，繁榮的文學文化隨之興起。到19世紀政治猶太復國主義出現時，希伯來語已經具備一位語言學家所說的完整“傳播基礎設施”：書面希伯來語已用于新聞、文學、科學和教育，整個猶太世界中也存在一些能流利使用這門語言的小群體。

猶太復國主義真正完成的是另一件事：近兩千年來，它第一次把口語希伯來語變成了整個社會的語言。

對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來說，希伯來語是建設巴勒斯坦猶太家園計劃的核心。它是一種建國工具：恢復口語希伯來語，有助于塑造新的猶太集體身份，同時取代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所輕蔑地稱為流亡中“軟弱”“墮落”的語言——意第緒語、拉迪諾語、猶太—阿拉伯語等。

但一個殖民運動的語言，只能成為殖民語言。希伯來語成了猶太定居者的語言，而這些定居者追求的不是融入既有的巴勒斯坦社會，而是取而代之。在這一過程中，希伯來語本身也被改造為今天人們所知的現代以色列希伯來語：一種適應現代生活、并被置于從河到海取代巴勒斯坦阿拉伯語主導地位的位置上的語言。

這一工程始于1948年后對巴勒斯坦地名的系統性重命名。大約9000個城鎮、村莊、河流、山丘、泉水及其他地理特征的阿拉伯語名稱，被替換成希伯來語名稱。哈拉姆變成赫茲利亞，巴薩變成羅什哈尼克拉，雅法變成雅福，利德變成洛德，亞胡迪耶變成耶胡德。甚至連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語名稱“圣城”，也在許多路牌上被改成“烏爾沙利姆”——這是一個憑空造出的名字，卻被包裝成古老遺產。

這種重命名并非形式問題。它重塑了以色列猶太人理解周圍國家的方式。隨著巴勒斯坦名稱從地圖、路牌和日常語言中消失，巴勒斯坦歷史也變得不可見。

希伯來化也并未停留在過去。數十年來，約旦河西岸在主流希伯來語中一直被稱作“那些地區”，這一說法模糊了占領本身，也模糊了生活在占領之下的巴勒斯坦人。雖然西岸許多地方距離特拉維夫不過20公里，這個詞組卻讓人聯想到一個遙遠而隱約危險的區域。近來，隨著以色列社會進一步激進化，“那些地區”越來越多地被“猶地亞和撒馬利亞”取代——這是定居者運動偏愛的《圣經》術語。

對于不了解背景的聽者來說，公共討論中不斷使用“猶地亞和撒馬利亞”，會讓人覺得猶太人與這片土地之間有著最深、最重要的聯系。如果這種聯系被視為理所當然，那么猶太人住在那里似乎就顯得合情合理。而如果猶太人在那里的存在被看作一種權利，那么把以那里為家的巴勒斯坦社群“轉移”出去，也就可能開始顯得可以接受。由此可見，希伯來語話語在為持續剝奪巴勒斯坦人合法性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語言抵抗

挑戰希伯來語殖民性質的努力并不新鮮。自猶太復國主義早期起，尤其是1948年之后，巴勒斯坦人幾乎別無選擇，只能至少學習一些希伯來語，以便獲得公共服務、尋找工作或應對教育體系。但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尤其是80年代之后，巴勒斯坦作家開始更積極地使用希伯來語，不再只是把它當作在猶太國家中求生的實用工具，而是把它作為抵抗和自我表達的媒介。

1986年，巴勒斯坦作家安東·沙馬斯出版了希伯來語小說《阿拉伯花飾》。這部作品想象了一個后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在那里，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平等共享這個國家。對沙馬斯而言，用希伯來語寫作既是其身份的一部分，也是一個政治行動：拒絕把這門語言拱手讓給猶太復國主義。

沙馬斯對自己的意圖說得很清楚：“我想做的，是讓希伯來語去猶太化……讓它更以色列化、少一些猶太性，從而把它帶回其閃米特起源，帶回它的地方。這與國家應當成為什么樣子這一設想是平行的。正如英語屬于說英語的人，希伯來語也是如此；國家也應當屬于生活在其中的人。”

沙馬斯的計劃，為追問“希伯來語去殖民化意味著什么”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起點。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語言抵抗首先意味著把阿拉伯語，尤其是巴勒斯坦地名，重新帶回日常表達，并拒絕使用經過官方處理的詞匯。說“雅法”而不是“雅福”，是在提醒聽者，這座城市首先是巴勒斯坦的。把約旦河西岸稱作“被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則幾乎不給人留下模糊空間：無論是以色列統治的性質，還是生活在其下的巴勒斯坦人，都被明確指出。

但詞語選擇的意義遠不止于命名巴勒斯坦人在占領下面對的直接暴力。它還意味著重新界定猶太人與這片土地本身的關系。與其使用“阿利亞”——這個把移民以色列描述為從流散地回歸、帶有精神升華意味的詞——去殖民化的希伯來語使用者可以直接說“移民”。與其把以色列稱作“這片土地”——這一說法隱含著猶太人的主張——他們可以使用更開放的“以色列—巴勒斯坦”。

希伯來語的殖民性質還通過委婉語發揮作用，而且也許最具隱蔽性。以色列軍方對巴勒斯坦人的定點暗殺，被稱為“定向預防”，從而掩蓋其本質：法外處決。巴勒斯坦抵抗——無論暴力還是非暴力——都被描述為“破壞秩序”，而參與其中的人，即便完全非暴力，也會被稱作恐怖分子。近些年，這一邏輯被進一步推進，出現了“外交恐怖主義”一詞，尤其用于回應巴勒斯坦在聯合國爭取承認和建國地位的努力。對巴勒斯坦人——包括兒童——不經審判的監禁，則被淡化為“行政拘留”。

因此，語言抵抗可以很簡單：拒絕這些把日常暴力變成例行公事、變成官僚程序的委婉語，直呼其名——占領、強制遷移、抵抗和種族滅絕。

如今，正是《薩布拉》雜志在承擔這類工作。這本雜志創刊于2023年，延續了沙馬斯及更早一代巴勒斯坦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傳統。其巴勒斯坦撰稿人用希伯來語書寫以色列境內、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生活，直接面向猶太讀者發聲，而不再經過猶太裔以色列編輯和譯者所不可避免帶來的中介、過濾和偏見。

政治斗爭的場域

圍繞希伯來語的斗爭也發生在課堂上。長期以來，希伯來語教學主要通過“烏爾潘”模式展開。這是一種高度民族主義的框架，旨在為猶太移民適應以色列生活做準備。實際上，烏爾潘課程通常由以色列政府資助，教授給學生的遠不止語法和詞匯，還包括猶太復國主義的規范和文化。

烏爾潘課程承擔著把猶太復國主義版本的歷史和政治當作事實來呈現的任務，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假裝巴勒斯坦人并不存在。從把整片從河到海的土地都畫成以色列的地圖，到圍繞以色列猶太人日常生活展開、卻排除國家內巴勒斯坦公民的課程設置，烏爾潘中的希伯來語教學成了推進猶太民族工程的一種手段。

但新一代活動人士和教師正在挑戰這一模式。他們不再假裝希伯來語可以脫離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現實而存在，而是把這門語言放回其社會和政治語境中來教授，提醒學習者注意其中嵌入的權力關系。

“這不是烏爾潘”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一所替代性語言學校，也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它的課程把希伯來語教學當作從批判視角探討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機會，使巴勒斯坦人、流散中的猶太人以及其他語言學習者能夠在不接受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框架的情況下學習希伯來語。

激進教育者也在挑戰希伯來語相對于巴勒斯坦阿拉伯語的支配地位。雖然1948年后，阿拉伯語在形式上保留了官方地位，以色列沿襲英國托管時期的做法，承認阿拉伯語與希伯來語并列，但兩種語言從未得到平等對待。

希伯來語很快主導了政府、高等教育、法院和公共生活。法院判決只以希伯來語發布，行政表格和程序也只以希伯來語提供。在以色列存在的大部分時間里，許多路牌只有希伯來語和英語，甚至阿拉伯城鎮也是如此。直到少數族裔權利組織持續施壓，并促成2002年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后，以色列當局才擴大了阿拉伯語在道路標識中的使用。以色列11所大學全部以希伯來語為主要授課語言；除阿拉伯語言文學系外，沒有一所大學用阿拉伯語授課。

希伯來語在公共空間中的事實性優越地位，最終被寫入法律。2018年，以色列《民族國家法》把阿拉伯語從官方語言降格為僅具有“特殊地位”的語言。其結果是一種語言秩序：巴勒斯坦人被期待掌握希伯來語，而學習阿拉伯語的以色列猶太人卻寥寥無幾。在那少數會說巴勒斯坦人母語的以色列猶太人中，很多人是在軍隊或情報部門學會的，把它當作“了解敵人”的工具。

在這種高度軍事化的種族隔離語境中，學習阿拉伯語本身就成為一種政治行動。它本身無法消除殖民關系，但卻是以色列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建立更互惠關系的前提。因此，像“這不是烏爾潘”這樣的學校，越來越多地同時教授巴勒斯坦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而以色列—巴勒斯坦及流散社群中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去殖民化猶太人，對這類課程的興趣也在增長。

希伯來語去殖民化，也意味著挑戰它在現代猶太身份中的位置。近一個世紀以來，猶太復國主義把以色列和希伯來語都置于許多猶太人理解自我的核心。要拆解這一遺產，就必須建立——或重建——一種扎根于那些被猶太復國主義邊緣化的語言、文化和歷史中的猶太性。世界各地的意第緒語和拉迪諾語活動人士，已經在從事這項工作。

這一切本身都無法終結殖民或種族滅絕。語言既受權力塑造，也會塑造權力。但語言是政治斗爭展開的場域之一。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及流散社群中，活動人士、作家、教育者和普通使用者已經在表明，希伯來語不必永遠附著于塑造它的殖民工程。無論是從內部改造希伯來語，重新思考它與巴勒斯坦阿拉伯語及巴勒斯坦人民的關系，還是削弱它對猶太身份的束縛，這場正在萌芽的運動都證明，這門語言仍然可以再次被改變。

作者：拉斐爾·米穆恩

文章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本號觀點

本文出處：Can Hebrew be decolon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