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晉書》，[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2026年6月出版，全十冊，780.00元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修晉書詔》雖指摘諸家舊《晉書》各有所短，如云“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實際操作中仍“以臧榮緒《晉書》為本，捃摭諸家傳記而附益之”，最終形成了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的規模。若作進一步分疏，西晉一朝的史事，由于中朝淪喪、文獻散佚，史料不足的窘困，東晉初年的史家已感棘手，如虞預私撰《晉書》，因長于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問于王隱，最終干脆借王隱之書一抄了事。然而王隱《晉書》本身評價也不高，《晉書》本傳譏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王銓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則出自王隱的親筆。近年于溯的研究又補了一刀，認為王銓遠離洛陽官場，又兼門第寒微，從未進入世族累世交往通婚形成的網絡，私錄的晉事及功臣行狀，恐怕也層次不高（于溯《中朝往事：文獻環境與司馬氏創業史的形成》，《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東晉部分，聶溦萌以傳記排列為線索，指出其主體具有家傳特征，當本自何法盛《晉中興書》，東晉初的傳記或仍承自王隱《晉書》，晉末如“情非造宋”諸人則取材于劉宋國史（聶溦萌《中古官修史體制的運作與演進》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至于載記則源于《十六國春秋》。

于溯著《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

聶溦萌著《中古官修史體制的運作與演進》

《晉書》來源的駁雜，客觀上有隔代修史的局限，倒正好隱喻了晉朝在中國歷史上定位的搖擺。學界雖慣以魏晉連稱，絕大多數時候實際指涉的是曹魏和西晉，東晉一般被歸入偏安南方的六朝史脈絡。至于以載記為名附存十六國的興替，雖號稱仿班固敘平林、新市、公孫述事的先例，但席卷南下的五胡部落，絕非晉的驅除，而是掀起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生逢兩個四百年的“中間點”

按照內藤湖南的假說，后漢后半期到西晉屬于上古到中世的過渡期，是中國文化暫時停止向外發展的時代，五胡十六國至唐中期的中世，其特征是外部種族覺醒，文化力量在反彈的作用下而及于中國內部的時代（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收入夏應元選編并監譯《中國史通論》，社科文獻出版社，2004年）。圍繞時代分期問題，戰后日本學界產生了激烈的論戰，但內藤湖南關于過渡期的提法，似未得到太多的回應。

時間是進入歷史最基本的維度，或因中國歷史過于漫長，使普通人反易生出一種客體性，較少有以及身量度過去的自覺。平日上課講到這段，我常常會問學生，現在是公元2020年代，上溯四個世紀是什么時候，稍有茫然后的答案很簡單，1620年代，此時不但滿洲人尚未入關，甚至后來吊死煤山的崇禎在1627年方登上皇位。進一步假設自1620年代以來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王朝的統治之下，大家會不會默認這個王朝是千年帝國，如果這一王朝曾一度為人篡奪，很快又“中興”了，是否會強化這種永恒感，而魏晉人悲劇性的宿命恰是生活在從永恒走向崩解的洪流中。

“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魏蜀吳三國雖然在政治上、軍事上互為敵手，皆自云承襲漢的正統，無論是興復漢室的旗號，還是削平群雄的努力，我們耳熟能詳的三國英雄人物大體也是以恢復漢王朝“舊貌”為目標的，當然天子可以不必再姓劉。三家歸晉，重建一統之后，這一目標乍看也達成了，盡管學者大體遵從田余慶的看法，認為西晉的統一不過是一個低層次的統一。確實西晉初年政治上的諸種弊端，當時士大夫已有相當直率的揭露與批判，大體上可歸為因統治階級的固化而連帶產生的裙帶腐敗與奢靡放蕩。晉武帝竭力扶植“不惠”的太子司馬衷繼位，更加劇了朝野上下的不安感，招致了普遍的批評。借助“倒放電影”的辦法，我們不難指出西晉不過是從漢末至隋初四個世紀漫長分裂中的短暫一統，漢帝國最后的回光返照，甚至可以惡俗地套用一下福煦那句名言“這不是統一，這只是二十年的休戰”。政治的朽爛確如沉疴痼疾，但難道一定會導致短促而亡？晉惠帝的愚癡自然加劇了權力運作的不確定性，起碼他還會思考蛤蟆鳴叫是為公還是為私，東晉安帝據說“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辯也”，也照樣登上了大位，甚至沒有引發太多的議論。事實上，無論武帝君臣還是晉初政治的批評者，仍自以為生活在漢的余蔭中，恐怕誰也沒有意識到此刻正處于疾風驟雨的前夜，不僅是易姓改號，而是天崩地解，按照顧炎武的定義，是屬“亡天下”。

五胡入華是造成這一前所未有變局的直接原因，這一變化本身卻是草蛇灰線、伏延千里。東漢建武中，南匈奴附塞，逐漸進入山西北部，羌人徙居關中，則能追溯至馬援。西晉前期禿發樹機能、齊萬年在西北起事，波及廣泛，撲滅艱難，已呈尾大不掉之勢。面對長期形成的胡漢雜居形態，即使遵循江統《徙戎論》的先見，乘著兵威方盛，國勢猶存，將關中的羌氐強制遷出，雖不能說會提前開啟十六國的亂世，肯定將引起大大小小的“齊萬年們”揭竿而起。在這一學者熟悉的背景中，仍有兩點值得抉出，一是晉末十六國初活躍的胡族領袖，絕大多數并非塞外野蠻精悍之精血，而是來自塞內。其次自漢末以來，割據的各方也經常借用鮮卑羌戎之屬的武力或煽動對方控制區域內的部族起事，即漢地統治者對這些力量并不陌生，有加以收編運用的悠久傳統，這也是八王之亂后期順勢將胡人部族引入內戰的慣性所在。因此，八王之亂初如一個個小的氣旋相互激發，五胡入華則是一個巨大的加速運動，最終釀成了預見之外、破壞力驚人的颶風，所激起的未有之劇變，雖呈現出巨大的斷裂，影響其間的諸種變量卻多淵源有自，很難說是全新的。

除了以上時人或多或少有所覺察的“勢”與“風”外，還有一個因素是局內人渾然不知的。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于寒冷的趨勢，直到第三世紀后半葉，特別是公元280至289年的十年間達到頂點，當時每年陰歷四月份降霜（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但是環境變化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東漢以降胡族入塞浪潮背后隱而不彰的動力，如小冰期與明朝滅亡的關系一般，言人人殊。

斷裂與延續

在舊有秩序瓦解，北方各種政權、勢力旋起旋滅的動蕩時局中，兩晉又被目為中古士族社會發育成熟的時代，尤其是東晉，形成了皇權與士族共天下的局面，田余慶將其定義為門閥政治。如何理解崩壞與延續之間的張力是其中的一大關節。

漢魏、魏晉兩次王朝革命以禪讓的形式展開，客觀上使官僚階層在易代過程中沒有受到大的損失，在保持政權穩定的同時也造成了“世官”現象的普遍存在，約在一個世紀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延續的政治受益群體。西晉初，官僚階層經過漢魏兩代的生長發育，已經形成了一個通過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結起來的共同體，加之漢晉間玄學清談的興起，這些官僚家族除了政治利益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與認同。

落腳在西晉這一短暫穩定時期，仍有一些懸而未定的變化值得一觀。如眾周知，西晉統治階層的重要特征是封閉與保守，即左思所謂“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而九品官人法則為這一仕進上的優勢提供了準制度性的保障，但也要注意當時清論對此的批判。唐長孺、胡寶國皆指出劉毅批評九品中正制上疏“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中的勢族與世族并不能等同（《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魏西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將無同》，中華書局，2020年），勢族蓋指公侯之子孫，當涂之昆弟，是當朝高官子弟。由于漢末至晉初政治上的延續性，朝中貴戚多數出自漢魏以來的世家，甚至不少是黨人名士的后裔，名士、世族與貴戚互有交集，但過度倚仗政治上的優位以壟斷選舉，“計資定品”，仍會招致輿論抨擊。從漢末以來人物評論的風氣而言，直至晉世，名族與名士并未完全合流，出身寒素的單士，仍有機會得到清論的激賞，獲得中正二品，如劉沈升霍原為二品事即為其例。尤可注意的是世家子弟在其中的扭捏之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霍原）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晉書》卷九四《霍原傳》）。一方面漢末人物評論以士人操守德行為先的本色猶在，另一方面在具體行為上已受到中正品第造成的身份區隔之影響。

唐長孺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胡寶國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

如果將九品官人法目為保障士族子弟仕進特權的制度設計，恰在西晉一朝，不少制度上的受益者對此頗有譏彈。時人多將九品官人法目為權宜之制，“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司空衛瓘等也曾上表廢除九品選人，“復古鄉議里選”（《晉書》卷四五《劉毅傳》），而將不能立即恢復舊制歸因于“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晉書》卷四六《李重傳》），即漢末以來因戰亂造成人物流徙的局面猶存。實際上，在晉初輿論中去魏之弊法、循漢之故事才是政治正確，假如西晉政權長期維持，是否會恢復察舉制，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反事實假設。

玄學清談則被視為西晉士大夫社會中另一重要特征，田余慶在討論陳郡謝氏的崛起時曾指出，由儒入玄是成為名士的必要條件，謝鯤一改父輩的儒素習尚，漸入元康玄風，這是謝氏家族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玄學與事功二者兼備是王、庾、桓、謝諸族立身的根本（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玄學無疑是時代的潮流，但這一新潮是否能囊括一切？《錢神論》一文或折射出當時人的觀念。文章以司空公子與綦毋先生的問答引出話題，司空公子先后問綦毋先生是否學過《詩》《禮》《易》，一一做出肯定答復后，綦毋先生又自詡“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若遵循問答的先后次序，儒家經典仍是士人學問的根底，清談則是躋身士人交游網絡的敲門磚，玄學和儒學間未必是取代或對立，而是遞進關系。玄儒兼修的現象既往多被學者目為折衷從權，是思想史的支流，但或許這才是當時士大夫社會的主流。自魯迅以來的研究者多矚目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非湯武而薄孔周、反抗名教的一面，但這種形象凸顯的本身也是近代學術史上進步主義取向的一部分。

田余慶著《東晉門閥政治》

魏晉之際士人轉向玄學，多數仍屬個體的選擇，而非家族文化的轉向，以漢末最具聲望的潁川陳、荀、鐘三家而論，雖有子弟如荀粲、鐘會等沾染玄風，整體仍維持儒學家族的面貌。在玄風興起的時代，也有不少舉足輕重的政治家族，不為時風移易，維系舊觀，司馬家的外戚泰山羊氏便是一例。羊氏本身是典型的兩漢名族，《后漢書·羊續傳》云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羊續本人曾被黨錮牽累，幽居十余年，復出后一度有三公之望，因不愿輸錢東園而未拜，而羊陟更名列八顧之一，規劃滅吳的羊祜便是羊續之孫，司馬師、司馬衷兩娶羊氏為后。無論家世德行，還是官爵事功，兼又卷入魏晉政治的核心，是時羊氏無疑可躋身一流家族的行列。西晉羊氏家族的家學傳承是書法，《世說新語·巧藝》云：“羊長和（耽）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棋。諸羊后多知書，而射奕余藝莫逮?！毖虻㈩H有武藝，趙王倫遣使者迫其為相國參軍，羊耽“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不失將門氣概。羊氏沾染玄風實際上要晚到東晉之后，家族地位早已中衰，羊耽曾孫羊孚雅善理義，曾與殷仲堪談《齊物論》。當然皇室司馬氏家族本身也沒有太多的魏晉風度。若以西晉一朝的本位而言，以八達為代表元康玄學的影響，特別是對士大夫社會主流的影響，恐怕仍可探究。

通向貴族制論的幾條路徑

學者大都觀察到東漢中后期，察舉漸為地方豪強壟斷，所謂“選士而論族姓閥閱”，漢末公孫瓚更有憤激之言“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不難看出長久形成的風氣。此類豪強大族在仕進中的優勢，其實歷朝皆有，而且會隨著政權的長期穩定而得到強化，東漢后期的現象很難說是特例。歷朝打破這種優勢乃至壟斷最直接辦法便是動亂導致的貴賤易位，如公孫瓚的做法，“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引《英雄記》）。兩晉之際無疑是一個動蕩尤劇的時代。不少名族確實隨著中朝淪亡而淡出政治舞臺的中心，如漢魏間望實俱隆的潁川荀氏便是典型。與歷代動亂不同的是，兩晉之際的天地翻覆，雖然掃蕩了許多世家顯宦，但在結構上卻強化了士族在政治上的優勢。因此，從漢末到東晉的一個多世紀中，更具連續性的線索或是皇權的衰落，特別是軍事能力的下降，無論是朝廷本身掌握的兵力，還是對地方勢力的控制，至東晉更以流民帥武裝為基礎的北府作為主要的依傍。

關于士族社會的形成，中日學者切入的角度是不同的，中國學者抓住了皇權衰落這一線索，以政治史為本位，考察皇權與士族之間的消長，田余慶將士族與皇權的共治，即所謂的“共天下”，視為皇權政治的變態。日本學者則更關心社會文化的層面，內藤湖南的提法是貴族政治，而最早使用貴族制一詞的是岡崎文夫，指出這是一種社會制度，他將南朝視為典型的貴族制時代，在宋齊達到了鼎盛，越智重明曾把西晉稱為貴族制最完備存在的時代，皆與政治史為中心的觀察形成了錯位。在論戰中發展起來諸種實證研究，大約在兩個層面支撐起了貴族制論，首先以川勝義雄、谷川道雄為代表，以鄉論、自律性等為紐帶，構建起了從地方名望家到貴族的社會史路徑，其次則是宮崎市定對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強調鄉品與官品的聯系，由此形成了對于士族仕宦特權的制度性保障。

如果將“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視為一種構建排他性社會身份的權力，其本身確實未必是與皇權盛衰同步的，而“清”這一概念的興起，大概是漢末士大夫留給中古社會最重要的遺產。從漢末清議到魏晉清談，形式雖有變化，最核心的要素是“清”。從官僚體系而言，閻步克注意到魏晉以來出現了“清途”的觀念，士人對起家官日益重視，逐漸成為身份高下的重要標志（《察舉制度變遷史稿》第六章，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目前來看，宮崎市定關于鄉品與起家官相差四等的假說，恐怕難以成立，胡寶國曾敏銳地觀察到鄉品二品對應的是某一類起家官，如在西晉多從東宮掾屬、諸王文學、公府掾起家，其背后的實質亦是清途或清官（《九品中正制雜考》，《將無同》，中華書局，2020年）。通過官分清濁，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官僚的等級及遷轉次序，形成了與以官品高低為核心的官僚科層體制相抗衡的社會文化。除了“宦”之外，士族相對封閉的婚姻圈，也可以被視為維持“清”的一種手段。

閻步克著《察舉制度變遷史稿》

中村圭爾在回顧貴族制論戰時曾指出，日本學界對何謂貴族制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把貴族制看作是貫穿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時代和社會的體制，或者說是規定著這個時代與社會性質的體制；另一則只是把貴族制作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所有歷史現象中的一部分（《六朝貴族制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2卷，中華書局，1993年）。在魏晉時代，一方面是統治階層的固化，由此引發關于士族社會的討論，而在社會基層，隨著動亂的持續，大量小農成為國家或豪強的依附人口，唐長孺恰恰是從客的卑微化與普遍化來構建其魏晉封建論學說。社會頂端與底層之間的變動無疑是有聯系的，破產農民所依附豪強中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被歸入廣義的士族行列，由此引發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哪一種變化塑造了魏晉南北朝社會的本質。

從政治史時間而言，西晉無疑是一個短命的失敗王朝，上文談及統治階層的固化與朽敗，底層民眾的流離與依附，無疑是傳統史學將其稱為一個黑暗時代的基本元素，然而造成諸種變化的結構性的因素與結構化的偶然交錯其中，既短暫又漫長，反倒構成這一時代在學術上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