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展雄

曹魏與西晉之優劣

公元263年，曹魏權臣司馬昭發起了攻蜀之戰。唇亡齒寒、利益相關的吳國高度關注戰役進程，并且對司馬氏集團的性質進行了一次小探討。江東的樂觀派判斷：司馬氏專權以來，淮南魏將屢次興兵反抗，百姓也沒有歸附。如今他們想要一舉滅蜀，恐怕沒那么容易。

從公元251年到258年，短短七年內，淮南地區接連爆發了三次擁戴魏室的起兵事件，困住司馬氏的手腳。官員張悌表達了不同看法：“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習鑿齒《襄陽耆舊記》）”

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曹氏集團留下了高比例高密度的屠城記錄，征呂布屠彭城，攻袁尚屠鄴城，伐烏丸屠柳城，暴行累累。曹操四處屠城，以兵威奪取大位，天下才剛安定沒幾天，曹丕曹叡又大修宮殿，耗費物力財力，早就失去民心了。

為什么魏室在淮南三叛后不能反撲，不能反攻倒算司馬懿父子，原因就在于此，正如張悌所言，“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

在21世紀的輿論風向里，尊曹貶晉成為一種流行的觀念?，F代人贊美魏武之風、從寒門里提拔人才，奉其為英雄人物；對靠著陰謀詭計上位的司馬氏集團蔑視，再加之西晉政權的門閥性質，評價更低了。時人對曹氏和司馬氏優劣的評判，卻恰好相反。張悌稱贊，司馬氏革除魏國弊政，與民休養生息。

曹魏施政嚴酷。屯田制把農民捆綁在國有土地上，平民盡管獲得國家調配的耕牛，但要上交60%的產出（不使用官牛的情況下，上交50%），每遇墾荒、修路、造屋等徭役，要無條件承擔勞動。

曹丞相還有屠城、強制兵役一系列舉動，導致中原民怨沸騰。公元219年，劉備集團發起襄樊之戰，開辟敵后戰場非常成功：梁、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

史書里的“群盜”其實就是受夠壓榨，起而抗曹的游擊武裝。在《三國志·魏書·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也能找到蛛絲馬跡，陸渾縣的孫狼因苦于徭役率眾起義，隨后接受關羽的收編。

這幾支起義部隊愿意服從關羽的指揮，劉備集團主力被耗在樊城攻防戰時，盟友分隊能夠挺進到離洛陽、許昌只剩幾十公里的地方，對奸雄曹操的政治心臟產生威脅。農民軍如此信任一個軍官，軍民魚水一家親的情形是非常罕見的，這可能是史家給關羽“威震華夏”這個極高褒獎的原因。

魏國建立后，曹丕同樣不愛惜民力，他盡管賢明聰慧，但有著喜好游獵、貪圖珍玩奇寶的公子哥毛病，曾派專使前往吳國索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鴨、長鳴雞”。第三代執政者曹叡則大興土木，建昭陽殿、太極殿和總章觀。

在日后西晉，外戚楊駿與賈南風的斗爭中，有個小插曲。謀士朱振建議楊駿，發動政變，火燒云龍門，廢掉皇后，立皇太子為帝。楊駿猶豫良久之后，回復了句“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此事一方面反映了楊駿其人性格懦弱遲疑，另一方面能看出魏明帝曹叡修的建筑有多么奢侈豪華。

在草根群眾看來，曹家當皇帝，跟司馬家當皇帝沒有區別。更何況，司馬懿父子奪取大權后，廢除苛政，輕徭薄賦。成濟當街砍殺高貴鄉公，從三綱五常來看，固然是弒君大惡，但民間沒有波動，故而“曹髦之死，四方不動”。

士族真正的病根

關于魏晉最為人詬病的官員選拔制度，學者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提出了不少新知卓見。

跟刻板印象不同，實行九品中正制的魏國，在三國中反而是官員中大族子弟占比例較低的，要比吳蜀低。東吳西蜀的君主犒賞軍功勛貴非常豪爽。蜀漢開國元勛關羽之子關興弱冠便以尊貴的侍中起家，東吳的顧、陸、朱、張（上文提到的張悌便出身張家，末代丞相，抵抗西晉進攻而戰死）子弟，入仕途便是高官，而魏晉很少出現青年官員剛進體制就一步登天的情況，九品中正制規范了大族子弟的初始崗位和爬升路線。

后續的東晉南朝也同樣如此。一向恩賞大方的蕭衍，他向親信張弘測家族賜予官位，其三子都是按照九品制度以秘著職位（秘書郎和著作郎的合稱）起家，沒有逾越規矩。而關隴軍功貴族集團的北周、楊隋給親信的子弟升官沒有章法可言，楊素之子楊玄感起家直接官品二品，與父同朝，后拜刺史。

九品中正制一旦定了下來，朝廷就不會爛賞，對青年官員的入仕起到了較強的制度性約束。蜀漢比曹魏對寒門更不友好，其實也沒什么特別的奧秘，因為打天下的軍人坐天下，江山由關羽、張飛打下，東吳同樣由豪強立國。名臣陸遜所屬的陸氏一門，先后出了“二相，五侯，將軍十余人”，孫權甚至頒布世襲領兵制，允許豪強士族的領兵權力可以父子相傳，來予以籠絡。

魏晉士族真正的病根在于不像漢代士人那樣有務實經驗，至于沉溺玄學、攀比門第這些毛病屬于次要問題。漢代的慣例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預備役干部經驗滿級。魏晉的公務員體制改革后，盛產眼高手低、沒基層經驗的青年官員。

這又是強干弱枝的央地關系的結果，西漢太守秩二千石，與九卿相當，尊榮與地位僅次于三公，“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語出漢宣帝）。隨之，郡一級地方政府的功曹、主簿等編制，含金量也不低。士人樂于在這些崗位出仕，鍛煉之后，再獲得重任。

魏晉以降，太守地位不斷下降，郡一級的編制含金量貶值。青年才俊進體制內，一窩蜂鉆中央機關的崗位。競爭最激烈的崗位有中書郎（相當于“中央辦公廳主任”）、散騎侍郎（相當于“中央警衛局成員”）、著作郎（相當于“中央警衛局成員”），其次是東宮和親王的屬官。

漢代郡吏把地方高官當作恩主看待，私人關系很強，錢穆在《國史大綱》提出“二重的君主觀念”：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對太守，其名分亦自為君臣。除非任職中央，否則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義上，只有一個地方政權，而并沒有中央的觀念。甚至已進身為中央官，仍多為其舉主去官奔喪。當時的士大夫，似乎有兩重的君主觀念，依然擺不脫封建時代的遺影。

曹孟德本人是“二重的君主觀念”親歷者，他進體制內的第一個職位洛陽北部尉,由司馬防提拔，此人出身河內司馬氏家族，時任京兆尹。后來天下大亂,司馬防跟著漢獻帝播遷，在長安過了幾年，然后又回遷到許昌。這時候前屬下曹操，經過東征西討，加官進爵，已經位列司空,官位反而比司馬防要高。按習俗慣例，郡吏出身的曹操又該敬重禮遇司馬防。

最終解決這個尷尬處境的辦法是，司馬防索性自己辭職，辭掉了京兆尹職務，跟曹操自然就沒有上下級關系，雙方保持了體面。日后，司馬懿步入仕途，便是憑借司馬防這一層關系。

實行九品中正制，暗含了擴展中央力量的動機。漢代的察舉制相當于省長、市長的培養和考核，覆蓋面為州郡以上官員，不涉及大量的縣和縣以下的中低層官員。九品中正制則基本把一至九品的官員選拔任命都覆蓋到了，中央的管控力延伸到縣一級。

曹魏政權恐懼強藩抬頭，削弱地方長官們的威望。曹爽的“正始改制”以中央集權、君權獨尊為主旨，調整州郡縣行政級別，裁撤東漢末年權勢顯赫的州牧職位。后續的兩晉宋齊梁陳，總體趨勢為強干弱枝，士族青年們畏懼在偏遠地方任職。

再加上，南朝劉宋開啟了任用宗室和寒人壓制世家大族的制衡之術，門閥表面上地位崇高，實權則被一步步削減。在婚配上，皇族都不一定能娶到他們的女兒，高級文武官員也很難門當戶對。北方的侯景來降，向梁武帝求賜婚，梁武帝明確回絕，“王謝這種門第太高的，你就別妄想了，去低一些的門第看看吧。”而瑯玡王氏，陳郡謝氏淪為政治花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被打壓的士族

沙俄貴族跟魏晉南北朝門閥子弟類似，也有清談的毛病。俄國文學史思想史有一類經典形象：多余人。他們一方面教養良好，熟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拜倫的詩歌，不滿腐朽的專制制度；另一方面，困于出身的階級局限性，貴族們又不敢革命，只能終日衣著光鮮，徘徊于宴會，一副“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的派頭。

然而改革一到來，這些空談法國哲學，跟貴婦們調情、跳舞的“多余人”立刻投身建設事業，撐起實務。1864年1月，亞歷山大二世頒布“省縣兩級地方自治法令”，朝廷積貧積弱，對基層的專制統治有心無力，干脆進行一部分放權，允許成立地方自治局（Zemstvo）?；鶎有姓母锛て鹆饲f園貴族的熱情，他們開始大展身手，勸課農桑——推廣機械化的新式農機具，建立農場，俄國小麥、甜菜等農產品產量僅次于美國，教化百姓——興辦教育，到20世紀初，共辦起了1萬所初等學校和大量的“掃盲班”，救死扶傷——1890年初，大規模的霍亂傷寒爆發，地方自治局投入抗疫，多達60%的機關所屬醫護人員犧牲。

到了一戰期間，地方自治機構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動員能力。戰爭前期，沙皇政府的官僚貪腐效率低下，軍隊被德國人單方面痛擊。1916年，步槍、馬匹、軍服的供應交給地方自治局聯盟、城市自治聯盟，部隊后勤補給逐步改善，俄軍也不再被動挨打。

在中國，皇權與地方精英的關系要更為復雜微妙。曹魏對付士族，表面用九品中正制安撫，暗地打擊。曹氏集團傳到第三代，何晏夏侯玄等一干士人互相交游，互贈“四聰”、“八達”、“三豫”這樣的稱號，讓魏明帝浮想到前朝往事。

東漢中后期，士風漸漲，汝南名流許劭和族兄許靖開“月旦評”（月旦，就是每月初一），品評當世的人物。在月旦評，定下陳氏“三君”、荀氏“八龍”、穎川“四長”的稱號，隱然有了“影子內閣”的氣象。

穎川陳氏的先祖陳寔在鄉間德高望重，病逝后，有三萬余人前去吊喪。包括三公在內，有數百人披麻戴孝，執子孫之禮。“國家級的干部”對區區“市長”（陳寔做官最高僅僅做到了太丘長，今河南省永城市）行如此大禮，只有在東漢才會發生。

袁紹所在的汝南袁氏能夠有“四世三公”之稱，不是因為當官經驗多豐富，而是精通孟氏《易》，家學不虛。黃巾大亂的時候，汝南袁氏等名門受到漢朝“無套褲漢”們的尊敬。袁閎見朝廷黑暗，隱居鄉里十八年，居鄉期間，傳播學問，抵制腐敗的縣官，頗受民間尊敬。黃巾軍破城后，特意命令部眾不得騷擾袁閎家所在的街巷。

現代人經常引用的一則東漢民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雞”，來嘲諷察舉制。但這些瀆職干部，往往恰好由外戚與閹人提拔上來。

漢靈帝開動兩次黨錮之禍，瞄準了士大夫里面骨頭最硬、最不阿附權貴的一批人，進行雷霆一擊，貶的貶，禁錮的禁錮。

曹叡宣布“抑浮華”，開動國家機器打擊士人。浮華的意思并非生活作風奢靡，揮金如土，而是指不老老實實讀圣賢書，不老老實實忠君愛國，研究老莊玄學，互相交游，這里面還涉及到帝王最厭惡的結黨營私?！耙指∪A”相當于再一次黨錮之禍，司馬師兄弟就被打成“浮華黨”外圍有嫌疑分子，入仕受挫，三十來歲還處于無業狀態。

在壓制士人風氣一事上，掌權者不斷升級換代，愈發熟練。跋扈將軍梁冀和董卓只會用粗暴赤裸裸的武力鎮壓，大開殺戒，而曹操的手段更為“高明”，對孔子的后裔、當世儒林領袖孔融，扣上不遵守禮教的帽子，刻意羞辱。

晉朝的誕生，或多或少扭轉了這個趨勢，但其以智詐篡弒而開國，又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跟華夏相比，沙俄有個無法比擬的優勢——君主神圣性，羅曼諾夫王朝是前朝皇室絕嗣，由貴族縉紳大會擁戴的產物，此后俄國三百年來沒發生過改朝換代，沙皇能夠高枕無憂。而中國在曹魏之后陷入了君臣互不信任的死循環，前朝皇帝暗弱，權臣以下犯上，篡位奪權，新的皇帝又害怕下一個操莽之徒出現，加強乾綱獨斷，削弱世家大族的政壇影響力。如是往復，中央的君權不斷擴張，而君位的合法性卻不斷貶值。

曹丕身為開國之君，卻又自我否定，呈現出一種虛無主義態度，他在禪讓典禮結束后，以譏諷的口吻說道“堯舜之事，吾知之矣”。他可能不會預料到，這種“堯舜之事”在日后兩三百年里會反復重演，朝代更替的斗爭會更加暴戾，更加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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