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大人金安：哥嫂兩位同鑒，在這新年春節，我對大人請安，并祝康健。孫讀書考第二名，同時我等身體很好，望勿掛念！”

《給阿嬤的情書》在新加坡上映之際，74歲的謝映貂在電影片尾，看到了自己8歲時寫下的稚嫩僑批。更早之前，侄孫在北京觀影時發現這個“彩蛋”，消息輾轉傳到謝映貂耳中，讓她十分意外：“60多年前我寫了一封僑批，給阿嬤和哥嫂，我自己都忘記這件事了。”

銀幕中，“謝南枝”通過一封封僑批，以“鄭木生”的名義，憑一己之力托舉素未謀面的“葉淑柔”一家。銀幕外，隨父南渡的謝映貂也曾接力父親謝南清，照拂留在汕頭的哥哥謝昭璧一家，供后輩上大學。

留下的人守著土地、房屋、妻女，下南洋的人寄回錢款、食物和家書。一個家庭被分散成地圖上的幾個點，一封封僑批連起跨越山海的線。直至近半個世紀后，2004年，謝映貂與哥哥謝昭璧終于在廈門見面。7月3日，南都N視頻記者來到汕頭，找到了謝映貂的侄子、侄孫女，探訪汕頭僑批文物館，記錄電影“彩蛋”背后一個潮汕家庭的往事。

謝映貂觀看《給阿嬤的情書》。受訪者供圖

為討生活下南洋

1935年，30歲的謝南清獨自踏上了南渡的船，在他身后是留守家鄉的妻子和兒子。穿過一周左右的風浪，他抵達了新加坡——他的父親謝逢記的經商地。

謝南清是謝家下南洋的第二代。1905年，父親謝逢記從廈門登船去了新加坡。那時，謝南清剛剛滿月。

潮汕地區背山面海，歷史上天災戰禍頻繁，迫使一代代潮汕人將目光投向海洋。自清朝開放海禁后，無數潮汕百姓為謀生計，從樟林古港乘坐“紅頭船”，冒險“過番”（出洋），前往東南亞等地。

據《汕頭海關志》統計，自1864年至1911年，潮汕地區約有294萬人背井離鄉、遠涉重洋。“海內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這是當時流行的說法。

謝逢記一去14年，沒有音信。他的妻子不識字，想不出別的辦法，就把潮州歌冊上的字一個一個剪下來，拼貼成一封特殊的“家書”，托水客輾轉帶到新加坡。這封用歌冊碎片拼成的信，竟然真的找到了謝逢記。

謝南清跟隨父親的腳步來到新加坡后，在克拉碼頭開了一間店鋪，售賣魷魚、洋參等干果海味。

店鋪處于返鄉華僑的必經之地。“對于在新加坡打拼的華人華僑來說，回中國是一件大事。潮汕人會在店里面買一些補品、海參之類的。”謝南清的孫子謝龍波說道。

站穩腳跟后，謝南清寄往家中的僑批也變得穩定。為了讓家里過得好一點、多寄一些錢，僑批每隔半個月就會抵達家中。

女兒謝映貂出生后幾年——大約在1956年，謝南清決定把妻子和女兒接過去。為什么把兒子謝昭璧留在了老家？

謝龍波向南都記者解釋其中的緣由：“一方面是老一代人講究‘在老家留一個根’，家里必須有人，這樣在外再遠也能找回來。另一方面，當時新加坡有規定，只能讓配偶和未成年的子女過去生活，我的父親謝昭璧當時已經成年。”

下南洋之前的家族合影，謝映貂被抱在懷中。受訪者供圖

出發那天，謝映貂被母親抱在懷里，前來送行的是她的祖母和比她大19歲的哥哥謝昭璧。謝昭璧曾和妻子照顧妹妹兩三年，他后來告訴兒子謝龍波，姑姑謝映貂從小就像一只百靈鳥，“兩三歲就能唱兒歌，很漂亮”。

船開了，謝映貂還不知道，她再見到哥哥將是近半個世紀后。

“被僑批養大的一代”

在潮汕地區，人們把“信”稱為“批”。僑批，也稱“銀信”，是海外僑胞寄回家鄉的書信及匯款。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來自新加坡的僑批托舉著謝昭璧一家挺過困難的日子。

1961年，謝昭璧的第一個兒子謝梅波降生。1964年，第二個孩子謝龍波出生在廣東揭陽，他和妻子一共有四個孩子。

謝龍波從小就知道，爺爺、奶奶、姑姑在南洋。“我們是被僑批養大的一代。”謝龍波對南都記者說，他記得五六歲那年，正在村里的曬谷埕幫忙曬稻谷，遠遠看到批腳（投遞員）來了，“高興得不得了，跑著去告訴媽媽‘阿公來了’”。

祖父謝南清會在信中詢問：“孫兒伶俐乎？”“今冬（指收成）情如何？”“外祖母誕辰，未知兒爾曾否辦禮往祝壽乎？”每一封信，都帶著跨越山海的牽掛。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謝映貂。受訪者供圖

姑姑謝映貂漸漸長大的身影，也會出現在來往寄送的全家福中。“姑姑很漂亮，是我們的偶像。”謝龍波說，姑姑擅長畫畫，數學方面也有特長，畢業后進入酒樓從事財會方面的工作。

謝龍波記得，1972年，爺爺謝南清回來給太奶奶過90歲生日，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爺爺。一起回來的還有一卡車行李——自行車、縫紉機、兩塊梅花牌手表，還有洗衣粉、豬油、餅干、咖啡、阿華田。“當時手表有日期顯示，有人上門收購，能賣500元。”

謝龍波第一次喝到咖啡，就是爺爺帶回來的。“阿華田也很香甜，我之前從沒嘗過這種飲料，至今難忘。”

后來，看到父親謝南清年事已高，合伙生意漸漸關門謝客，已經工作的謝映貂接過了資助家鄉的擔子。

1978年，謝梅波考上大學。“我老爸告訴我，大侄兒都上大學了，很難得。你可不可以寄一些錢幫他學習？”謝映貂后來回憶，“我說行，學習很好啊，這個是很難得的，不能放棄。”

20多歲的謝映貂每個月給侄子謝梅波寄去20元。那時候，謝梅波在大學里每月的生活補助是18.8元：“很多人都是靠它生活，姑姑給我寄了20元，我有時候還能省點錢當作回家的路費。”

四年間，謝映貂每個月都寄錢回家，后來謝龍波讀大學，已經畢業工作的謝梅波也接過這個傳統，繼續供弟弟讀書。

謝梅波說，“一代傳一代，阿公影響了姑姑，姑姑也影響了我。”

近半世紀的擁抱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謝南清在新加坡的生意遇到了困難。他租用的店鋪被政府拆遷，不再經商。

他開始在僑批中暗示“行情不好”，希望家里能夠自力更生。后來，他甚至明確寫信說，以后僑批會減少，只在四大節日的時候寄。

而潮汕情況同樣艱難。謝梅波記得，家鄉經濟狀況不好，“很窮，家里因為有華僑還能吃上稀飯，周邊好多人都吃不飽” 。

“有時候，老一輩會覺得下南洋就是金山銀山，其實也是非常辛苦的。”謝龍波記得那時父親寫信，兩邊都不容易，但彼此并不完全理解對方的處境。

更大的分歧來自老人“落葉歸根”的愿望。晚年的謝南清想回到潮汕老家，但謝映貂堅決不同意，她剛結婚，二十出頭。“國內當時還在用煤油燈，生活環境和新加坡差太遠。”謝龍波的女兒謝嘉琳告訴南都記者，姑奶奶謝映貂寫了很長一封信，“她擔心父親謝南清回來受苦，在僑批里寫了很多信勸哥哥，不要讓父母回來”。

還有一些親戚間的瑣事——有人“太貪心，總想多要東西”。傳聞和閑話在兩邊傳來傳去，加深了隔閡。那幾年里，謝映貂和家人回來中國旅游也會刻意避開親戚。

1982年，謝梅波大學畢業參加工作。1984年，他出差到新加坡，第一次見到了姑姑：“非常激動，畢竟資助了我四年大學，第一次見面很親切。”

1986年，謝龍波也畢業了，家里的經濟狀況開始好轉。他開始通過電話和信件，慢慢化解父親和姑姑之間的誤會，并告訴姑姑：“改革開放了，只要努力就能過好，不用像以前那樣。”

2004年，謝映貂終于下定決心回來。

2004年，謝映貂（右）與家人重逢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闊別48年，一在廈門見面，謝昭璧就認出了妹妹，兩人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嘩啦”。所有的誤會，在這一刻都煙消云散了。

謝映貂后來每隔幾年就回來一次，還帶孫女、外孫女來。每次來，都會去汕頭僑批文物館看看。

“看到侄兒們、鄉親們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謝映貂說道。

“后來才知點滴都不易”

2004年，謝嘉琳跟隨家人一起去廈門接姑奶奶謝映貂。那是她第一次見到這個只在照片和電話里聽過的人。有別于謝龍波、謝梅波記憶中“親切、熱情”的印象，提起謝映貂，謝嘉琳對她的印象是“獨立”。

謝嘉琳向南都記者回憶，姑奶奶謝映貂帶了很多東西，其中包括一個大沙拉碗和沙拉勺，“那時候汕頭西餐廳都很少”，還有寶格麗香水和首飾，送給謝嘉琳的母親。

謝嘉琳說，姑奶奶和家人用潮汕話溝通，偶爾遇到一些外來英語詞，想不起來潮汕話的表達，就用翻譯機翻譯，或者用潮汕話簡單解釋。

后來，謝嘉琳離開汕頭前往英國求學。謝映貂還按照家里的習慣，給她包了紅包表達祝福。

2017年，謝龍波陪同父親謝昭璧，把家中珍藏的368封家族僑批和其他涉僑文物資料近500件，無償捐贈給了汕頭僑批文物館。

據當地介紹，這批僑批開創了文物館受贈的多項先例：一次性捐贈數量最多、寄批時間持續長、絕大部分封信配套完整、品相完好。

謝嘉琳告訴南都記者，“以前不理解為什么要寄豬肉、空盒子，后來才知道點滴都不容易。從一家僑批能看到那么多華僑家庭的縮影和中國的發展。”

2026年夏天，《給阿嬤的情書》在全球上映。在新加坡，74歲的謝映貂坐在電影院里，看著影片中關于僑批、祖輩的故事。“淑柔”用潮汕話念那些寄回來的情書——“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

謝映貂8歲時寫給阿嬤的家書，存放于汕頭僑批文物館。南都N視頻記者 李思涵 攝

故事落幕，銀幕上出現謝映貂8歲時寫下的那封稚嫩家書。這是謝家現存的第一封由第三代寫下的僑批。

1960年，她在華文學校考了第二名，拿到獎學金。在父親謝南清的指導下，她用鉛筆寫下了人生第一封僑批——“祖母大人金安：哥嫂兩位同鑒，在這新年春節，我對大人請安，并祝康健。孫讀書考第二名，同時我等身體很好，望勿掛念，順此告知并請金安！”

謝映貂回憶，“我進了小學，第一年就拿到獎金，我就想著，不如把獎金寄給阿嬤，讓她開心。”

1990年10月23日，她寫下謝家目前保存的最后一封僑批：“我已抵馬來，一切順利。不過日前血路有些阻塞，幸有好轉，免介。附上人民幣兩百元，并問近好。姑書。”

南方都市報（nddaily）報道

出品：南都即時

監制：王佳

統籌：向雪妮 韋娟明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李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