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墻壁的“2600”標牌

雙橋中路10號院內碉堡，現已無存

嵌有“2600”標牌的建筑

一棟外觀普通的庫房，經過文保志愿者的細致觀察，竟然找到了不尋常的歷史信息。近日，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王嵬在雙橋中路10號院內發現，一座庫房的標牌上印有阿拉伯數字“2600”。據他判斷，這可能是日軍為紀念“皇紀二千六百年”而留下的歷史坐標。在北京地區的侵華日軍建筑遺存中，此類標記非常罕見，北京青年報記者已將相關情況反映至朝陽區文物管理所。

嵌墻標牌或為日軍侵華印記

文保志愿者王嵬近日在整理昔日考察照片時，一組意外入鏡的阿拉伯數字引起了他的關注。他曾赴雙橋中路10號院探訪鐵路遺跡，院內一棟磚砌建筑因窗臺采用斜向碼砌，與他在東北所見的老舊營房做法如出一轍，遂將其攝入鏡頭。不料回家細審照片時發現，墻腳處一方水泥標志牌上，清晰可見數字“2600”。這組數字在王嵬看來，絕非尋常的施工編號或度量標記，而極有可能是建造者為紀念“皇紀二千六百年”所留印記——若此推論成立，則該建筑的營建年代當直指1940年，且與侵華日軍密切相關。

針對“皇紀二千六百年”這一概念，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謝任曾在《抗日戰爭研究》期刊上發表題為《慶典中的政治：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與中國淪陷區》的文章。文中記述：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將傳說中的第一代天皇即位之年（公元前660年）定為“皇紀”元年。依照這一算法，1940年正是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為紀念這一“百年一遇”的重大時刻，日本決定于該年11月10日、11日舉行規模盛大的“紀元慶典”，各殖民地、占領地也都被卷入其中。

庫房附近曾發現有碉堡遺存

王嵬關注的這棟老建筑，坐落在雙橋中路10號院內，現產權歸屬中國農墾集團有限公司。北青報記者步入這座院落后發現，正對大門的一棟建筑采用紅磚砌筑，平面呈東西長、南北窄的矩形，坡屋頂，東西兩側為山墻，目前用作庫房出租。記者在此建筑北墻下方找到了水泥標志牌，牌長38厘米、高20厘米，其中印有阿拉伯數字“2600”——這正是引發王嵬關注此建筑的焦點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建筑西北側約100米處，曾有一座磚砌碉堡，是該院的附屬建筑。2016年北青報記者曾走訪此地，所見碉堡呈低矮的圓柱形，頂部為穹窿結構，東南側開有門洞，墻壁上高低錯落分布著多個射擊孔，射孔內砌有扇形槍臺。當時，該形制碉堡在朝陽區僅此一座。然而，半年后記者回訪發現，此碉堡已不復存在。目前，豐臺區程莊路旁尚存一座形制相同的碉堡，是侵華日軍“西倉庫”建筑遺存，已被公布為不可移動文物，可作為對比參照。

王嵬表示，雙橋中路10號院的地理位置特殊，其緊鄰日軍修建的通古鐵路（通縣至古北口），且碉堡足以佐證其曾用于軍事目的。此外，他還查閱到一份1945年2月的航拍照片，顯示該院當時已經建成。

民間記憶中曾作為日軍馬場

為探究雙橋中路10號院的歷史淵源，北青報記者走訪了多位當地居民。據他們回憶，該院平面呈正方形，院墻四角各筑有一座碉堡，1949年以后陸續被拆除，記者2016年拍攝到的碉堡位于該院的西北角，是院中最后一座碉堡。對于雙橋中路10號院最初的用途，居民均稱其為日軍的養馬場。

朝陽區作家協會主席紅孩（筆名）在雙橋一帶土生土長，據其了解，雙橋中路10號院過去疑為日軍建造的養馬局，1949年后仍繼續用于養馬，直至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此外，北青報記者致電雙橋中路10號院的管理單位——北京中墾華信物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雙橋物業部），一名工作人員也表示，曾聽聞此院為日本軍馬場的說法。記者查閱《北京市朝陽區地名志》了解到，雙橋附近的五井村一帶，1945年以前曾是侵華日軍農場的稻田，北與軍馬莊相接。志書中所載“軍馬莊”，正位于雙橋中路10號院的位置。這一地名信息，或為該院歷史用途的間接佐證。

日前，北青報記者致電朝陽區文物管理所，據一名工作人員介紹，在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期間，他們曾邀專家前往雙橋中路10號院調查，但未將院中的建筑認定為文物。該工作人員同時表示，關于雙橋中路10號院曾是日軍養馬場的說法目前仍僅限于傳說，他們尚未找到明確的史料記載，不過對于記者反映的“2600”標志牌，他們會去進一步了解。

·延伸·

京包兩地“2600”標牌互為印證

關于北京地區的“皇紀二千六百年”遺存，早在2015年便有媒體報道稱，豐臺區文物所當年發現一塊石碑，正面刻有“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碑”字樣，據推測其出自侵華日軍在豐臺修筑的軍營。

無獨有偶，包頭市文物保護單位“包頭二十中學日軍營房舊址”亦提供了重要參照。該舊址為日軍侵占包頭后修建的兵營，現存兩座營房，其建筑形制與雙橋中路10號院的房屋頗為相似——窗臺同為斜向碼砌，其中一座營房的墻壁上同樣嵌有“2600”字樣的水泥標志牌。此外，該舊址還遺存有碉堡，其形制與雙橋中路10號院原西北角碉堡相近。

針對上述關聯，北京建筑大學王銳英教授分析認為，雙橋中路10號院內的建筑，形制類似廠房、車間或倉庫，也有可能是聯排式兵營。其碉堡火力部署強大，但側重于防護場院主體建筑，而非瞭望或監視周邊較大區域。這樣的布局表明，被防護的場院和建筑相當重要，且需保持隱蔽。因此，對于當地流傳的日軍“軍馬場”一說，王銳英推測，亦不排除日軍以軍馬場為幌，實際在院內儲存槍械、彈藥等軍需物資。

王銳英進一步指出，僅憑“2600”的標志牌，難以對該建筑的身份作出確切判斷，但有了包頭日軍營房舊址這一重要參照物，便足以肯定該建筑系侵華日軍修筑。標志牌置于墻壁根部，其含義即為奠基之意，由此推斷，雙橋中路10號院的建造時間大概率就在1940年。

本組文并攝/本報記者崔毅飛

視頻剪輯/本報記者彭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