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史學界流行一個說法“明亡于萬歷”,海外歷史學家黃仁宇專門寫了本《萬歷十五年》,斷定萬歷十五年(1587)為明亡之始。實際上這個觀點來源于《明史》,“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后來著名學者趙翼在其《廿二史札記》援引其說,廣為流傳。
康熙朝初修《明史》時,官方亦主張明亡于天啟,可是由于后來還是改成了亡于萬歷。康熙說:“萬歷以群臣敦請,乃立泰昌。萬歷之終,亦不甚明。泰昌之立不過三月,足見天之施報不爽。且萬歷之時,四方構釁,朝廷多事明代之衰,實由于此。(《清三朝史案》)
萬歷皇帝執政48年,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余年,近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也算是個奇葩皇帝。萬歷被大臣批評酒財氣色,和文官賭氣怠工,但是萬歷的功績并不比康熙差,萬歷時代是明朝中期的最好時代,史稱“萬歷中興”。前期張居正改革國家收入大增,“萬歷三大征”平定天下,尤其是幫助朝鮮擊敗日本侵略者,消滅倭寇覬覦華夏的狼子野心,把日本打到“300年片板不敢下海”的程度。看看康熙大帝,打了勝仗還要向沙俄讓步簽訂《尼布楚條約》,送給沙俄多少土地。
“明亡于萬歷”,是《明史》對萬歷的抹黑,也是康熙對明朝的抹黑。康熙為什么堅持明亡于萬歷呢?
多爾袞曾經說:“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清軍入關打得是為崇禎報仇的旗號,甚至為崇禎發喪,來還博得吊民伐罪的美名。清朝認為,取代明朝是定數是天命。康熙元年(1662)諭禮部曰: “我國家誕膺天命撫御衰區,實由太祖皇帝神功圣德,肇造王基。太宗皇帝偉烈顯謹,恢弘大業。暨世祖章皇帝克紹鴻緒,奄有多方。”
《明史》編纂的基本原則,一是為了籠絡明朝遺民,二是為了塑造清朝的正統性。在編纂《明史》的過程中,康熙曾多次提出所修之書關系甚大,須“使后人心服乃佳”,認為史書尤其是前代史書的編纂,須使天下人心悅誠服。
為大清王朝爭正統,這是康熙的首要任務。康熙必須通過撰修《明史》,證明天命所歸在清,明朝之亡始于萬歷,“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云當取,太宗皇帝曰:明與我朝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剪滅闖寇入承大統,稽查典禮,安葬崇禎”,“我朝承襲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
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4月,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頒布“七大恨”,宣布起兵反抗大明王朝。《明史》必須說明朝亡于萬歷,這是政治原則問題,要不然無法解釋努爾哈赤作為大明萬歷的臣子為何要造反呢?
明朝滅亡以后,明朝的士大夫遺民不但沒有痛罵萬歷,反而更加懷念萬歷歌頌萬歷。
投降清朝的錢謙益更是“升平中夜想神宗”,對萬歷朝緬懷不已,”國家休明昌大之運,自世廟以迄神廟,比及百年,可謂極盛矣“。(《牧齋初學集》)
顧炎武稱:”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吳偉業謂:”余嘗惟國家當神宗皇帝時,天下平治。“
談遷《國榷》:今吏民嗷嗷,追念寬政,謳吟思慕,雖改代詎一日忘之哉?
丁耀亢《古井臼歌》:神宗在位多豐歲,斗粟文錢物不貴。門少催科人晝眠,四十八載人如醉。
吳嘉紀《吳嘉紀詩箋校》:杯深顏熱城市遠,卻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見皆垂淚,乃是先朝萬歷錢!
萬歷雖然不上朝,依舊大權在握,掌握朝政,既沒有出現嚴嵩式的權臣,也沒有魏忠賢那樣的宦官,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涌現出大量的科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工商業發達市民社會發展,”眼見當初萬歷間,陳花富戶積如山“。
《明史》一邊說“明亡于萬歷”,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萬歷時代“中外又安,海內殷阜”。
明朝遺民為什么懷念萬歷呢?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經歷過萬歷朝的明朝士大夫們,看看今天康熙朝的貧困,自然感慨萬千。
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這樣描述康熙四十年的盛世:
清興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于食,布帛賤而艱于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兇,良賈無籌。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魯迅先生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
明末西方傳教士驚嘆明朝的富裕繁華,聲稱“大明人“是“衣飾華美,風度翩翩“。讀讀意大利人的《利瑪竇中國札記》還有西班牙人門多薩撰寫的《中華大帝國史》,就明白萬歷時代為什么讓這些西方人羨慕了。
所謂的康乾盛世,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看到的卻是:“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
萬歷應該是被《明史》黑得最厲害的了,明朝滅亡的黑鍋都讓萬歷給背了。明朝的大臣可以痛罵萬歷,還沒有性命之憂。清朝的大臣誰敢罵皇帝?莊廷鑨編寫《明史》被被掘墓刨棺,梟首碎骨,所有列名參校、刻印買賣者均因此獲罪 ,重辟70余人,凌遲18人。清朝的士大夫只好“避席畏聞文字獄 著書都為稻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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