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初，清史專家戴逸在《嘹望》雜志上撰文呼吁：“編纂《清史》，此其時也！”著名學者季羨林說過，“如果我們今天不完成纂修清史這項工作，我們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后世子孫……如果到了我們這兒中斷了修史的傳統，那是不可以的；可是辛亥革命到今年整整90年，都沒有完成。所以我們必須完成，義不容辭。”

2001年4月7日，戴逸聯合季羨林等12位學者聯名正式向黨中央、國務院提交了纂修清史的建議。

2002年12月12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戴逸出任主任委員，并在京召開了第一次工作會議。

按照戴逸的設計規劃，清史工程包括主體工程和基礎工程兩大部分。主體工程包括六個部分：通紀、編年、典志、傳記、史表、圖錄。主體工程用10年時間，以三千五百萬字篇幅，寫出一部囊括近三個世紀的清朝歷史；基礎工程同樣用10年的時間，整理編譯出大約二十億字、相當于三部《四庫全書》數量的檔案和文獻資料。

三千五百萬字是什么概念？有學者統計，二十四史字數總和不到七千萬字。也就是說，這部新修清史的體量將是二十四史總和的一半。

戴逸曾經信誓旦旦，2012年必須向中央拿出一部近一百卷、三千五百萬字的“送審稿”。實際上一直到2018年才完成送審稿，出版社還有三審三校，到正式印刷出版，還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面世。

易代修史，是我國獨有的史學傳統。在清朝滅亡的近百年中，我國一直沒有一部完整、權威的《清史》能夠與二十四史相提并論，只有一部狗尾續貂的《清史稿》。《清史稿》是一幫清朝遺老寫的，書中貫穿著反對民主革命，頌揚清朝正統的思想。清史館館長趙爾巽把此書看作是“急就之章”，“并非視為成書”，只是想以此作為“大輅椎輪之先導”。因此，《清史稿》很難與“二十四史”一起位于“正史”之列。

新修清史是建國以來最宏大的文化工程，但是在學術界對為什么要重編清史，以及編撰的意義和方式等問題，一直存有巨大的爭議。

李治亭在《關于清史編纂體裁體例的幾點設想 》中提出，“首先，應為編纂清史正名，或稱之為定位，名正言順。確定編纂清史的性質，深刻認識未來的《清史》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在中國學術史上將居于何種地位，惟其如此，才能方向明，指導思想正確，是成功的編纂清史的基本保證。”

李治亭聲明，“我們正著手編纂的清史，就是官書、正史，名正言順”，“我們重修清史，是黨中央決策的國家行為，代表國家學術的最高水平，這與歷代修史沒有什么不同。”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戎笙卻說：“反對設清史館（包括任何改頭換面的清史館和按傳統由國家領導人掛名），反對撰寫一部與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相銜接的“正史”，反對用紀傳體和文言文”，“這樣一部浩大的文化工程，當然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指導，但絕不能與歷代王朝的官修正史相提并論。……今天怎樣修清史，最重要的是創新。首先是要創新體裁，還要有新材料，新觀點，新方法。”（《拋棄“正史”，創新體裁》）

中國計量學院教授黃力民專門寫了篇《“官修正史”可以休矣》的文章，提出疑問“今天———21世紀還有沒有必要以國家名義頒布的前朝正史？國家與社會應當怎樣支持歷史學研究包括寫一部規模宏大的前朝史？”

黃力民指出，“1911年以來的清史研究似乎不能令人滿意，不過這并不能歸因于官修清史的淺陋或闕失，學術界當然清楚地知道人文社會科學落后的深層原因。”黃力民批評中國歷史研究不思進取，80年代初出版的《簡明清史》兩卷本，簡直就是單調乏味、不堪卒讀。

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不反對按“正史”的標準修一部清史，以取代《清史稿》，使中國傳統的“正史”有一個完滿的結局。

葛建雄擔心的是，“清末去今未遠，一些名人之后還有很大的影響，如何保證新修清史不受到他們的干擾，并且不受到政治權力、地方勢力、利益集團的干預，盡可能做到客觀真實，也會有不少難題。”（《“正史”可修，非創新不可》）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就反對以史為鑒，反對歷史為政治服務。因為朱看到，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無不留下親自干預或者關注“以史為鑒”的記錄。從唐太宗定型的史館體制，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朱維錚認為，唐太宗欽定的古為今用導向和權力干預機制，自始便決定了史館必成統治意識形態的應聲蟲和傳聲筒，必隨權力的腐敗而腐敗。

1961年，臺灣地方當局為了和大陸爭正統，用一年時間就組織纂修的八卷本《清史》付梓，結果錯漏百出成了學術界的笑柄！

有的學者對官修正史，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以捍衛學術的獨立性。

學者們強調的是創新，創新體裁，還要有新材料，新觀點，新方法。王戎笙擔心的是，“在當前學術風氣不良的情況下，如何建立新的運行機制，新的組織形式，新的有效措施，防止個人專斷，防止學術腐敗，防止把好端端的‘國家重點文化工程’搞成‘豆腐渣工程’。國家投入巨額資金，如果產出的卻是幾千萬字的文字垃圾，那么，留給后人的只是一個苦澀的笑話。”

有媒體問戴逸，從學術水平和價值上看，新修的清史能否完全超越二十四史？

戴逸回答：呵呵，我們不敢和二十四史比。二十四史是古人在當時條件下寫的，他們花費的力量不一定有我們大，修史專家沒有我們多，篇幅沒有我們大。新修清史的內容比二十四史多得多；但我們不敢說水平比他們高，因為修二十四史的人都是當時史學界的頂尖高手。我們只是說學習它，繼承它的長處，我們的目標是一定要有所創新，并達到21世紀初的最高水平。 （《瞭望》2009年第3期）

3500萬字的新修《清史》，能不能超越二十四史呢？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