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疫情，北大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和法學院教授沈巋，卻有著不同的看法。
張頤武，不像是一個舞文弄墨的文人，更像是一個磨刀霍霍的政治批判家，圍攻方方的“帶頭大哥”。
張頤武還不點名批評張文宏，發表《繼續全面防控，不要中了西方的連環計》認為，所謂“與病毒共存”的說法顯然缺乏任何說服力，就像勸一個考試成績遠勝落后生的優等生，要借鑒差生的學習方法。這不是為了中國，而是別有深意。
張頤武天天拿美國說事，很少關注中國疫情中的民生民意，“美國死八十多萬，沒事一般，中國一個女性缺衛生巾哭訴，社會反應巨大。”張頤武只看到缺衛生巾，卻看不到拒診挨餓痛苦的百姓，視而不見社會反應大的原因。
同張頤武相反，沈巋教授更加關注的是疫情中個人的人格尊嚴和憲法權利，大疫之下善待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不能盲目、無知地任意或過度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
沈巋強調，“大疫是對人性的大考，也是對制度的大考”，“我堅決反對曝出患者的全部行蹤軌跡”。
沈巋在《清零策略下如何尊重作出犧牲的個人》一文中指出，“為多數人利益而完全犧牲、湮滅個體的價值，已經不能與發展迄今的人類文明水平齊頭并進。”
在清零防疫之下，少數人是為了多數人的健康安全作出了特別的犧牲。只有沈巋教授敢說，“我們欠少數作出特別犧牲者一份道歉和感謝！”
沈巋提出，在這一場對人性、國民素質、制度的大考中，我們會得到多少教訓？
張頤武和沈巋都是北大教授，區別為何如此之大呢？
張頤武這個中文教授，天天在網上發的五花八門，很少談文學，像是萬事通。
張頤武熱衷于為萬達站臺，吹捧王健林，說什么“萬達是引領時代半步的公司”。王健林在內部年會上唱了幾首歌，張頤武就寫下《王健林“出海”是中國形象的一個側面》。
“尊重實事求是的批評，不庸俗吹捧，不阿諛奉承”，最諷刺的這是作為影評主任張頤武自己定的網絡影評人七大公約之一。
張頤武欣賞的是周小平王兆山，痛恨的是方方。
寫出“縱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在張頤武眼里，“談不上有什么惡意，沒必要上綱上線，說他冷血、殘暴，千古罪人，拍馬屁、觸及了文學的底線這些都說不上，議論如果過度了，反而顯得我們也不得體了。”
對于方方，張頤武卻是另一幅面孔，咬牙切齒把方方定性為反華代表人物。張頤武的根據就是“用紀實的文字拋出的那個殯儀館一地手機的照片”，問題是方方日記是純文字記錄，哪里來的照片呢？方方就認為，張頤武沒有看過日記。
張頤武有過作品沒看就妄評的歷史，他曾經說王安憶在2008年沒有推出作品。實際上，王安憶發表了兩個中篇。王安憶批評，“評論家不看作品就做出如此判斷，而由此引發的種種判斷，令所有的東西都變成了謊言。”
張頤武最喜歡誅心，在動機上做文章。那么張頤武的動機又是什么呢？
張頤武這個堂堂北大教授，居然沒有一點人文主義思想，說什么“一個章子怡，比一萬本孔子都有效果……要像重視孔子一樣重視章子怡，中國文化才會有未來”。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主導了北大精神自由的傳統，形成了獨特的“北大精神”。馬寅初，為了捍衛真理和學術尊嚴而“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
張頤武的身上我們看不到北大的精神，在沈巋教授那里我們又發現了北大的風骨。
沈巋教授敢說真話，堅持真理，三問教育部長袁貴仁。
沈巋呼吁，“現代人類文明和價值要求我們善待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無論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無論是日常的還是緊急狀態下的。”
“無人性，不正義”，這是著名學者孫立平說的。
知識分子必須有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人性。如果喪失了人性，還談什么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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