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祖國的藍天，晴空萬里陽光燦爛，白云為我鋪大道，東風送我飛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邊飛舞，腳下是一片錦繡河山。……在人世間，往往鮮為人知的“體驗”，比廣為人知的“了解”，更有魅力、意義和價值。

每年“八一”建軍節前夕收到北京市退役軍人事務局的祝辭時，我都不禁心潮澎湃，激情燃燒，想起歌曲《我愛祖國的藍天》，仿佛又回到了當年民航義務工那與眾不同但卻鮮為人知的軍旅生涯。

渤海之濱的民航新兵訓練團

星月交輝，海風凜冽。

1969年12月14日深夜，一列始發于滹沱河畔的山西原平火車站的軍用悶罐車，經大同、張家口、豐臺、塘沽，到達位于渤海灣的天津張貴莊火車站。隨即，故鄉為山西代縣和繁峙縣身穿空軍軍裝的全體新兵下車，立馬換乘卡車前往警衛森嚴的天津張貴莊機場（今天津濱海國際機場）。這是時年18歲的我，自從11月29日接到《應征青年入伍通知書》后的第15天。有知識，才會有前途！有創新，才會有未來！

實際上，我作為一個縣級重點中學“老三屆”初中畢業的回鄉知青，站在了擁有更多選擇權的人生新賽道的起跑線上。第二天14：00，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新兵團大會，在民航機械專科學校（今中國民航大學）禮堂舉行。大會由副團長張洪祿主持。首先，全體起立高唱《東方紅》；接著，團長兼政委張維山（實際時任民航河北省局局長）宣布了3個連隊的組織編成。爾后，老紅軍張維山團長和民航北京管理局劉崇福副局長，分別發表了重要講話。

郎加明1970年1月于天津

此時，我們這些來自山東青島、泰安、寧陽、臨沂和山西代縣、繁峙等地，總計557名的男女新戰士，方才逐漸了解和明白了：

第一，遵照國務院、中央軍委1969年11月20日決定，中國民航已經“劃歸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成為空軍的組成部分，各項制度按軍隊執行。”因此，我們是有空軍軍籍、服役期為4年的民航義務工。之前，中國民航曾于1969年4月招收一批義務工役制人員。今后，每年都將從全國各地征兵少量的義務工，亦即“民航兵”。

第二，民航總局下轄北京（華北）、上海（華東）、廣州（中南）、沈陽（東北）、成都（西南）、蘭州（西北）6大管理局，均為正軍級單位。總局和各管理局，設立指揮部（配參謀長）、政治部（配主任）、后勤部（配部長、政委）。此外，還有航空學校、工廠、研究所、療養院等。

第三，鑒于中國民航涉及國內外航班、專包機等特殊問題，因而，民航兵雖然穿空軍軍裝和家人享受軍屬待遇，但除了參加重大活動、野營拉練、外調、院校培訓、探親、地方接兵等以外，平時不準佩戴所發的紅五星帽徽和紅領章。

大會在雄壯的《國際歌》中結束之后，各連分別開會，調整和下達各排、各班的名單。其中，我所在的第一連連長為呂士誠（實際時任二總隊直屬航測中隊副中隊長），指導員李洪興（二總隊警衛連指導員），第三排排長陳仁華（后曾任中國航油福建分公司總經理），副排長路興堂。必須指出的是，1969年中蘇關系高度緊張，3月在兩國邊境東段爆發珍寶島之戰，8月在兩國邊境西段發生鐵列克提事件。此外，還不時傳來美蘇“核烏鴉”的鳴叫聲。

所以，一切為了祖國，“當兵不怕死，怕死不當兵”，我們是抱著上前線打仗的決心當兵的，萬沒想到，卻當了同每月拿6元津貼費空軍義務兵一樣的民航義務工。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紀律條令、隊列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新兵團對我們正式進行軍政訓練、思想教育，以灌輸和增強大家的軍人意識、軍人素質、保密觀念，養成良好的紀律作風、禮儀舉止、衛生習慣，并初步掌握空軍特別是民航的綜合情況和專業特點。

于是，駐扎在民航機械專科學校7號樓的我們，每天6：00起床，22：00熄燈，以連、排或班為基本單位，或在操場軍事訓練，或在課堂政治教育，或在宿舍集體討論，全體干部戰士朝氣蓬勃，勁頭十足。即使在休息時間，精力旺盛的我們，也往往從樓上眺望近處的空軍高射炮陣地，到滑行道附近看飛機騰空藍天，去體育場玩旋梯、浪橋、攀登架、單杠、雙杠……

正是在這里，我熟悉和認識了井傳義（后曾任中國航油集團公司監察部副總經理）、顧紀元（后曾任Ameco維修分部黨委書記）、趙廣俊、王成鎖、劉玉棠、李凡生、王云厚（后曾任中國民航華北管理局辦公室主任）、劉智輝、李虎曉（后曾任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副總裁）、李文新（后曾任中國東方航空公司黨委書記）、席其昌（后曾任天津濱海國際機場副總經理）、耿二紅、裴光亭、韓效福、游海生……

任何國家的城市、鄉村、軍隊，都是3個不同的社會生態系統。為了打造民航鐵軍和提高部隊素質，新兵團組織我們進行夜間緊急集合、急行軍、吃憶苦思甜飯，參觀勸業場老商業街、三條石老工業街等，以使大家盡快轉變和適應嶄新的工作環境。時間過得真快呀，一晃45天的入伍教育結束了。

1970年1月26日，新兵團公布分配方案：有些戰友分到民航第二飛行總隊兼山西省局各機場；有些戰友分到河北省局兼天津市局；有些戰友分到內蒙古區局各機場；有些戰友分到民航總局機關和京管局總部各單位。而我和楊眉才（后曾任中國航油華北公司安全技術處處長）等人，則分到民航北京管理局后勤部成立前的財供衛生處油料科。從軍報國，無悔青春。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祖國、建設祖國，就是在特殊時期的民航義務工的歷史使命。永別了，中國民航天津新兵訓練團！

中國航油必將是朝陽產業

北京首都機場（今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是全國最大的樞紐型航空港，是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總部所在地，也是中國海關、商品檢驗、邊防檢查、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等重點口岸。

1970年1月27日6：20，駐扎在客機坪東北邊業務油庫的15名民航義務工由班長黃安平（實際時任外場飛機加油小組組長）帶領，正沿著飛機滑行道以北的瀝青路出早操。惟見不遠處高大氣派的候機樓（航站樓）燈火輝煌，而客機坪和停機坪上，則停滿了伊爾-18、伊爾-14、里-2、安-2、運-5、子爵號、三叉戟、直-5、云雀Ⅲ等各型飛機，到處發動機轟鳴，照明燈閃爍，雷達旋轉，塔臺頂部的風向標隨風飄動，加油車、牽引車、電源車、氣源車、客梯車、加水車、保潔車、食品車、行李車、運貨車、通勤車等往來穿梭，指揮車、消防車、急救車等值班待命……

北京首都機場好一派繁忙景象。由此，我開始了“多崗歷練—基層主官—軍事院校—基層主官—領導機關—基層主官—領導機關—民航院校—中層副職—央企高管—外國院校—央企高管”的職場之旅。自1月27日起，我們每天列隊穿越滑行道和停機坪，眼望進出候機樓和上下飛機的國內外旅客，步行20分鐘前往滑油庫上課，進行為期40天的航油專業和生產技術培訓。時至8：00，當大家在課堂坐下后，黃安平（湖南瀏陽人）依次介紹了油庫主任胡忠（河北遷安人），指導員田鳳云（安徽亳州人），副主任姚元春（江蘇江陰人），并對全體新兵點名：“楊眉才，馬培江，趙義恩，靳德智，韓李季，周傳義，高守財，郎加明……”其中，山東兵9名，山西兵6名，合計15人。

接著，胡主任、姚副主任、田指導員先后講話。他們說：1949年12月，中央軍委民航局決定成立北京航空站，并配備站長及油料員等工作人員。1958年3月，北京民航從西郊機場轉到新建的首都機場。1965年10月，民航北京管理局設立財供衛生處及財務科、供應科、油料科、衛生科。目前，北京首都機場油庫是個正連級的行政概念，實際上，是由外場飛機加油小組、業務油庫、耗油庫、滑油庫、基地油庫、油料化驗室組成的，連同你們一共58人。總的講，雖然原來許多人是飛行員、航校學員或復轉軍人，但本專業科班出身的大學生、中專生，特別是能干會干的內行人才太少啦。所以，希望你們努力學習業務技術，干一行愛一行，決不可辜負黨和國家的期望呀！世界經濟、國際貿易，離不開航空運輸和石油行業。從發展趨勢來看，潛具多方優勢的中國航油必將是朝陽產業。

1955年參軍的姚元春、1957年入伍的胡忠、黃安平和1959年參軍的田鳳云，都曾為空軍航校學員。他們是我最早認識的中國航油人，也是我后來幾十年干好領導工作的引路人。之后，由擔任教員的楊宗義、王德昌、楊玉林、朱冠成，主講了世界石油史、中國化石能源分布、石油生成、石油構造、石油勘探、石油煉制，特別是航空油料和地面油料的“采購（時為調撥）—運輸—儲存—檢測—銷售（時為發油）—加注”等理論知識。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并重。

期間，由黃安平組織新戰士乘車到各單位，參觀飛機加油、汽車加油、鐵路裝卸油、管道輸油、油罐儲油、油料化驗等操作技能，學習機器設備的儀表和油料計量的儀器，以使我們對石油產業鏈、供應鏈有一個清晰的總體認知。自此，已在中學時研讀過《十萬個為什么》叢書的我，初步憬悟：只懂得石油是搞不好石油的，還需要經貿、科技和交通等學問。

1970年2月7日，云南普洱縣（今寧洱縣）發生6.2級大地震，可是，2月8日的北京首都機場跑道上卻凍結了厚厚的冰層。由于管理局當年尚無大型渦輪吹掃冰雪機，為了保證1架伊爾—14專機次日清晨準時起飛前往昆明，只好出動600多人（主要是1969年4月和11月的兩批民航義務工）人工除冰。于是，正在進行專業技術集中培訓的我們，也被調來參戰。那天夜晚，東跑道的邊界燈、中線燈全部打開，探照燈也不時晃動，戰友們手拿所發的新鐵鍬、新鐵鎬或大竹掃把，忘我苦干，進行鏟冰甲、鑿冰甲和掃冰雪作業，到處是“叮叮當當”的聲音，渾身汗水濕透了棉軍裝里的襯衣、襯褲……黎明時分，寒風刺骨。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長張瑞靄（后曾任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來到現場，親自檢查工作進度和質量。當張局長看見我們通宵奮戰，士氣高昂，而跑道上的冰雪被徹底清除干凈時，連續大聲說：“同志們，辛苦了！”大家齊聲高呼：“為人民服務！”迎著東方欲曉的泛紅曙光，全體干部戰士勝利地笑了。

鎖定創新，才能鎖定未來

坐落于北京順義縣（今順義區）境內的北京首都機場，是北京朝陽區的飛地。從空中鳥瞰，航空港北部為飛行工作區，南部為社會生活區。20世紀90年代之前，圍繞這個溫榆河東岸的幾萬居民區的，全部是梨園、葡萄園、桃園、蘋果園。每到春夏之交，楊柳輕拂，百花綻放，蜂飛蝶舞，綠化環境優美極了。而在這個生活區以東約350米的地方，沿著4號路從西北到東南，則矗立著相距2450米的耗油庫和基地油庫（今第二油庫）。

不過很遺憾，1958年投產的耗油庫和1962年投產的基地油庫的環境建設太差了——因為20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民航缺乏基建資金，所以，各個油庫除辦公房、油罐群、泵房、配電間、裝卸油鶴管等周圍澆筑有高標準的水泥地外，其道路由爐灰渣鋪成，庫區為黃土覆蓋。一到夏秋兩季，雜草、野樹叢生，毒蛇亂竄，馬蜂狂飛，大家只好時常頭頂烈日割雜草或砍野樹。講實話，與《西游記》中豬八戒在高老莊干農活的情境差不多。

1970年3月7日，我和姚敬德、趙長法、馬繼芬、孟憲平、孫秀蘭、陳煥昌、劉文田（其他7名新兵分到飛機加油小組），前來耗油庫報到。此刻，耗油庫的最高領導者即組長高樹嶺，帶領譚道法、黃乃隆、謝惠武（遼寧法庫人，東北石油學院畢業，1965年參加工作，時任技術員）、王樹山、尹玲、孫學昌，正站在大門口歡迎我們。

郎加明(后排右一)1974年于重慶

此中，高樹嶺是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戰士，譚道法、黃乃隆均原為空軍飛行員。那時候，耗油庫作為多功能油庫（含1座汽車加油站），日夜繁忙，既儲存和發放RP-1航空煤油、RH-95/130航空汽油、RH-70航空汽油，也承擔給各類汽車及機械設備加注車用汽油或柴油。為使我們迅速掌握實際的業務技能，老高給每個民航義務工安排一個民航固定工當業務師傅。其中，比我早參加民航工作3年、年齡大3歲的孫學昌，便是我的第一位師傅。他帶我值班，使用手搖泵、電動泵，教管路走向，開關閥門，操作配電柜、電動機，給英制和蘇制大拖罐加油車灌注航空燃料，給汽車加油，早晚查庫，填寫表格和《值班日記》……

期間，管理局專門安排新兵們，于5月7日去乘坐北京至天津的伊爾-18型訓練飛機，我第一次飛上了祖國藍天。這在當時青年中是很牛的事情。當年，空軍將油料兵分為4個崗位：保管員、司泵員、化驗員、統計員（其飛機加油則歸機務人員）。因為此時民航油庫的機電設備、工藝流程和控制系統還比較簡單，且保管與司泵“兩員合一”，所以，到一個月考核時，我們這經過“45天軍政訓練+40天技術培訓+30天業務實習”的民航兵，便可參加新老組合的生產作業了。不久，組長高樹嶺見我腦子比較靈光，打算盤快，又讓我跟老孫學習計算各種油單和制作統計帳，并在6月10日接手統計員工作。于是，我很快就掌握了保管員、司泵員、統計員的基本技術業務。

歲月崢嶸，汗水鎏金。1970年7月，民航北京管理局后勤部成立，原財供衛生處及油料科撤銷；原屬于總局和京管局雙重領導的基地油庫，正式劃歸首都機場油庫管理。同年8月，黃安平和我、陳煥昌、馬繼芬4人奉命調入基地油庫，由黃安平擔任組長主持全面工作。

同時，首都機場油庫主任胡忠、指導員田鳳云和組長黃安平找我集體談話：一是由我擔任全機場油庫統計員兼計量員；二是由我兼任基地油庫食堂管理員；三是我要參加基地油庫的保管和司泵工作。隨即，他們指定黃進寶為我的第二位業務師傅。黃進寶，河南杞縣人，1955年入伍，中共黨員，轉業軍人。我跟他學習裝卸航油作業，管道輸油，水塔打水，更換齒輪、軸承，以萬用表檢測避雷針，修理空壓機，拆裝呼吸閥，蹬三輪車去順義縣城和天竺公社（今臨空經濟區）、李橋公社（今李橋鎮）采買蔬菜，用手搖電話機與張辛火車站聯絡，騎自行車到通縣車務段了解鐵路運輸……

一個人真正的思想和意志并不是從學校或書本上得來的，而是在自己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之中產生的。鎖定創新，才能鎖定未來！通過分析全機場油庫過往的案例、數據和資料，我得出一個結論：若要同時搞好油料統計、計量和食堂管理這3項工作，就必須設計出主次分明預防遺忘的《工作目標單》來。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的創意紀念碑，也是我走上研究創新之路的1號里程碑。

算盤是中國最古老的計算器，珠算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看透問題，那才叫水平；做透事情，那才叫本領。有了以規律性、循環式為特征的《工作目標單》指揮，我便勞逸結合效率倍增了。——每月25日，我拿著計量儀器騎車到各單位測油、盤庫和檢驗單證，并打算盤計算各類油單和鐵路油槽車運單，以形成臺賬和表格，準時上報后勤部供應處本月吞吐量、當前庫存量和下月需求量。——每月29日，我與伙食委員等一起，對食堂倉庫的糧食、副食品盤點，并核準現金、飯票、糧票、肉票、魚票、油票，以及布票、棉花票、工業券等，再由我這個“鐵算盤”制成賬目和表報公布。

野營拉練中的挎手槍警衛員

在我軍歷史上，千里野營拉練始創于1969年7月的北京衛戍區部隊，到1970年11月全軍各部隊的野營拉練進入高潮階段。11月28日，由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所組織代號“松江支隊”的野營拉練部隊，遵照上級命令分為前后兩批全副武裝出動。松江支隊（第一批）支隊長是袁桃園（實際時任第一飛行總隊副總隊長，后曾任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總經理），政委魏蘭生（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副支隊長傅尚貴（管理局指揮部航行處處長），副支隊長趙華堂（管理局后勤部供應處處長），副政委馮昭凱（管理局政治部保衛處處長），參謀長張岐（航空修理廠廠長，后曾任北京飛機維修基地黨委書記）。支隊部下設參謀組、政工組、后勤組，以及先遣隊、收容隊。全支隊共5個連隊，大約700多人。

其時，我和白堂文（領航室）、張廣洪（氣象臺）、張鳳喜（航材庫）等6人，分別給各位支隊首長當警衛員。在全支隊出征儀式上，當我身穿上綠下藍的空軍軍裝，戴著紅帽徽、紅領章，腰扎武裝帶，挎著手槍出現在隊列前的時候，戰友們無不投來羨慕的眼光。在我這一生中，實際上曾有3次野營拉練：第一次，在中學時代參加1966年10月“城鄉大游學”曾步行晉冀之間的太行山區；第三次，在大學時代參加1974年1月軍校野營拉練曾穿行川渝地區的崇山峻嶺。

這一次，是跨越北京、河北、天津3個省市，歷時16天，總行程500千米左右。而我隨衛的副支隊長趙華堂，則分管后勤保障工作。他是1938年參加八路軍的，曾任《晉察冀畫報》印刷所所長，北京民航西郊機場油庫主任，民航北京管理局財供衛生處第二處長。準確地講，趙華堂是新中國航油事業的創始人之一，是華北地區航油事業的奠基者。那時候，民航人員的集體伙食，分為空勤灶（飛行、乘務人員）；地勤灶（機務、航修、油料人員）；普通灶（其他干部、戰士、職工）。

因此，為了全體指戰員的身體健康且不能在老百姓中造成負面影響，趙華堂與支隊后勤組和各連副連長廢寢忘食，千方百計地改善和平衡各類伙食人員的營養結構。1970年冬季的各部隊野營拉練，都是在“練思想、練作風、練戰術、練技術”原則指導下，圍繞“走、打、吃、住、藏”進行的。人民軍隊是一首抒情詩，是一幅山水畫。根據作訓計劃和行軍路線，松江支隊在袁桃園支隊長、魏蘭生政委率領下，時而白日行軍，時而夜間開拔，時而翻山越嶺，時而臥雪打靶，時而演練攻防，時而集中整訓……

每天早晨出發和夜晚宿營，均是“兩頭不見天日”，即朝陽尚未升起、夕陽早已落下。據我觀察，野營拉練中最勞累、最辛苦的人，并不是背著背包、帶著水壺和扛著武器的各連隊指戰員，更不是騎著摩托車的聯絡員或開著軍車的收容隊，而是背著電臺和電話機的通訊排，背著行軍鍋的炊事班，背著藥箱的衛生員。因為他們到達宿營地后才真正展開工作：收發電報，架設電話線，埋鍋造飯，四處巡診，等等。“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沒有一個人民軍隊，便沒有人民一切！”幾乎每天中午，當我們走進村莊短暫休息和吃飯時，都會受到高呼口號的鄉親們的熱烈歡迎；部隊則回應：“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野營拉練的中心是“走”，即跋山涉水，頂風冒雪，苦練鐵腳板。為了更接近實戰，部隊往往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平路走山路，常常累得汗流浹背，上氣不接下氣。這時候，爬到高處的政工干部，就用打竹板或唱歌等鼓勵：“誰英雄，誰好漢，行軍路上比比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獵獵的紅旗下，大家頓時忘記疲勞，加快了前進步伐。一個人應將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放在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上。解放軍是所大學校。憑借支隊部警衛員的特殊身份，我向參謀組學會了看懂軍用地圖和地形地貌，向政工組學會了策劃標語口號和宣傳鼓動，向首長們學習了一些航路、客貨配載、高空云、電磁波、陀螺儀、集裝箱等專業知識。可以說，這次野營拉練，讓我大開了眼界，增長了才干。

1970年12月13日凌晨，在北京、河北、天津三地，歷經摸爬滾打多重鍛煉的松江支隊，肩扛步槍、沖鋒槍、輕機槍，以緊急集合、夜行軍、急行軍相結合方式，當一輪紅日噴薄欲出時凱旋（參數丨圖片）北京首都機場。

19歲執掌業務技術迷宮

在1958年至1979年這22年間，北京首都機場油庫包括但不限于耗油庫、滑油庫、基地油庫、業務油庫4個油庫，而地處懷柔的218油庫則叫后勤部儲油庫。其中，位于首都機場中心區的滑油庫，是全國民航唯一的特種油庫，即航油界的“隱形冠軍”。

它的物流倉儲業務版圖，是既向駐場各單位、各外航供應飛機、汽車和機械滑油、滑脂和特種液，也向華北各機場和其它地區管理局發送航空滑油、滑脂。若僅從外表觀察，滑油庫并不起眼，但它很復雜：鐵路專用線及裝卸滑油設施；近160種油品的地上、地下庫房；立式、臥式和室內、室外油罐群；航空滑油再生技術裝置……

以滑油庫室內的工藝設備為例，就有高空、平面和地下3大部分，其儲油罐、熱效罐、反應釜、攪拌槽、齒輪泵、電動機、離心泵、過濾器，以及輸油、輸汽、輸水、輸電等系統，縱橫交錯，密如蛛網……這是個獨特的專業環境，這是個精細的技術迷宮！每個人“我的世界”，其半徑是不一樣的。

1971年5月24日，在北京首都機場油庫50多人（除各單位值班者外）大會上，時年19歲的我被宣布擔任滑油庫組長（相當于特種油庫主任）。之前，我于1971年4月10日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先當學生，后當先生”，已調來滑油庫40余天。這時候，全機場油庫的領導者：主任胡忠，指導員田鳳云，副主任趙傳泗、景東友，總部就設在滑油庫2間大平房（里間歸4位領導辦公、外間是我和滑油庫人員辦公）。各小組組長：外場飛機加油小組韓永利，耗油庫高樹嶺，基地油庫黃安平，滑油庫郎加明，業務油庫楊玉林，油料化驗室王德昌。

這個“4+6”陣營，就是全機場油庫的核心管理層。事實上，到1980年組建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后勤部油料處（辦公地滑油庫），1984年調整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油料處（建立核算體制），1988年改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油料公司（建立經營體制），1990年成立中國航油北京公司（統轄華北地區），1992年更名中國航油華北公司（中國航油總公司6大公司之一），其老根基就是由北京首都機場油庫發展來的各種資源。當然，受限于民航總局的編制規定，其時只有4名全油庫領導者屬于連級干部，6名執掌獨立單位的組長都不是正式干部。

挺有意思是，在我上任的第二天，便有嫉妒者散布：“郎加明是軟棉花捏的！”“這個小白臉沒真本事！”的確，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的我，像父親郎茂德不胖不瘦，像母親王瓊細皮嫩肉，貌似白面書生，但他們不知道我的突出特點：“闖+創”，即“膽子大，點子多”。當組長，我是腰桿硬，底氣足。因為從小學到中學成績優異一直當干部的我，生性堅毅，最擅長的就是指揮和管理，有主見，有創見，敢于亮出自己的主張，善于拿出自己的辦法。一個人的創意與魄力成正比。作為兵頭將尾的新組長，第三天上午，我召開有張恩華、黃乃隆、陳紹業、靳德智、施茂華共6人的團隊會議，研究決定：將原來的“領導帶著干”改革為“分工協同干”；把我干了11個月的統計兼計量工作移交江蘇兵施茂華。什么是領導者？我以為，領導者就是提供目標、方略和意志的人。這在20世紀70年代尤為重要。因為那時民航還沒有油料工作條例和油料作業規程。以創造性搞好重復性工作，便是我的思想方法之一。

針對各方人士普遍外語交流難和滑油庫體力勞動強的實際情況，通過十幾天的邊琢磨邊畫圖，并請他人協助，意氣風發的我迅速推出一些新創之舉。其一，策劃設計特種油品展示臺架和譯文標簽。與靳德智研究，對活塞螺旋槳式飛機、渦輪螺旋槳式飛機、渦輪風扇式飛機，以及直升飛機，所使用的中國、蘇聯或英國生產的儀器油、儀表脂、液壓油、特種液等130多個品種，在制做新臺架后，統一編碼，擺放中英文、中俄文互譯的用途標簽，且標注公斤、克、升或磅、盎司、加侖等。其二，發明設計多種機械設備起重或搬運東西。由我創意、謀劃和設計，并征求陳紹業、張恩華、黃乃隆等意見，在航空修理廠焊工郝逸民幫助下，制造了氣壓發油裝置、蝦形起重器和自流發油鐵架，在配制HH-8+HH-20航空滑油和甲醇水冷卻液時，基本甩掉了原來勞累的位移重物和搬運油桶等體力重活。你的貢獻=有你之后-無你之前基層單位是人的才華的真正考場。當滑油庫有了這些簡易、實用和有效的管理創新、技術創新后，前來購買特種油脂的蘇聯航空、朝鮮航空、越南航空等辦事處滿意了，一總隊、機務大隊、航修廠、場務連等各單位高興了，我們和汽車連司機王德才、王植發等去東郊火車站發貨物和空軍各倉庫拉東西也輕松了。另外，由于有時候全機場油庫的4位領導忙不過來，我作為航油代表也去3號樓參加每日16:00的管理局講評會，與飛行總隊、航行、機務、通訊導航、氣象、運輸服務、航修、航材、場務、特種車輛等負責人一起，匯報當天安全生產情況，領受第二天國內外航班特別是專包機任務，從而使年輕的我看見了更大的世界。

在軍事院校學習和成長

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的重慶市，別稱山城、霧都，是祖國大西南的經濟中心、科技中心和文化中心。

1972年秋天，正當重慶大街小巷桂樹花飄香、夾竹桃盛開和黃桷樹蒼翠之際，我和來自陸海空三軍的新學員，前來位于繁華鬧市的渝中區長江2路174號的后勤工程學院報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工程學院創始于1961年11月6日，首任院長兼政委為開國少將丁先國，其后政委為開國少將張遜之。

我們入學時，曾改稱后勤高級專科學校（后恢復原名稱），院長楊捷（1963年至1976年在任），政委崔懷之（1970年至1975年在任）。那時候，學校下設一大隊（軍械系）；二大隊（建筑系）；三大隊（車船系）；四大隊（油料系）；機關設有訓練部、政治部、校務部。在大操場西邊，停著坦克、火炮、裝甲車、雷達等教學裝備。根據部隊培養人才計劃，我被分配在油料系第16隊，學習油料應用專業。該隊學員104人——空軍60名、海軍40名、陸軍4名，而我和饒大章（后曾任中國航油華東公司黨委書記）、何清祥、劉振清4人，則是有空軍軍籍的民航兵。第16隊的黨支部委員會，由蔣紀洪（書記，指導員）、許祥興（副書記，隊長）、韓自勃、鄧耀祖（副隊長）、秦元林（1區隊長）、錢華榮（2區隊長）、顧衛東（3區隊長）、陳興聯（4區隊長）、郎加明（戰士學員）組成，負責研究決策學員隊的重大事項。

其時，第16隊和第17隊，分駐一棟宿舍樓的一半。我具體被編在1區隊1班，班長王介明，副班長李廣智，全班13人（包括副區隊長劉繼武）同住一間大寢室。我記得，油料應用專業的課程體系：有軍事，政治，數學，化學（含有機化學、無機化學），機械制圖，力學，水力學，電工學，金工學，油品應用，油品分析，技術設備，油料勤務，油料儲運，畢業實習等。特別是1972年10月第16隊組織全體學員，到紅巖村、曾家巖、白公館、渣滓洞參觀，進行“紅巖魂”精神教育；1974年1月，學院率領各大隊干部、學員、戰士，在川渝地區的崇山峻嶺野營拉練……至今，我記憶猶新。

在新中國歷史上，“工農兵學員”是特殊年代的大學生稱呼。當時，全國大學的招生方式，為“推薦+考試”。只是，地方院校的招生對象是工廠、農村和軍隊的優秀青年；軍事院校的招生對象是陸、海、空各部隊的優秀軍人。然而，由于此前特殊運動中“先停課、后復課”的歷史情況，造成了即使是軍校的新學員，雖然有工作經驗多的優勢和強項，但也有文化程度低的劣勢——少數人原是高中不同年級文化，多數人原是初中不同年級文化。好在深入分析，便可發現：青春芳華的我們，除學習數學、物理（力學、水力學）、化學比較吃力外，對其他課程并無困難：一是我們基本為66屆、67屆或68屆即“老三屆”畢業生，文化底子還是堅實的；二是我們幾乎都是參軍幾年的技術兵，等于“先實踐教育、后理論教育”，遠非零基礎。這兩點，與其他時空的其他生源是大有區別的。

挑燈看劍，教學相長。

軍校是軍官的搖籃。伴隨著橫跨1972年至1975年近三年每天的軍號聲，在各學科教員和各級首長的辛勤培育下，我們每周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且每年冬季不放寒假，早晨出操，白天上課，夜晚自習，在極簡的生活中，首先重點攻克了基礎課的知識堡壘，接著弄懂了專業課的技術原理，最終在跨區實習后“化蝶”大學畢業生。就我而言，在后勤工程學院接受了理工科教育，更為后來去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經濟學打下了良好基礎。

2011年11月6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工程學院建院50周年紀念日。剛從世界企業500強之一的中國航油集團公司退休的我，應邀回母校參加慶典活動。這天上午，學院全體師生和官兵（含學員旅）齊集于彩旗飄揚、鼓樂喧天的運動場。在各方嘉賓、高級領導正陸續就座的主席臺和觀禮臺，我激動地看到了當年的老師劉晉生（曾任院長）少將和董浚修、李著信、黃詩甫教授，雖然自己早就集體退役不穿軍裝了，但依舊鄭重地向他們敬軍禮并問好。于此，我也見到了老同學陳國需教授（專業技術二級、文職一級）、張國民少將（原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大家十分高興互致敬意。9：00整，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工程學院建院50周年慶祝大會開始。當鳴放禮炮、升國旗和領導講話、閱兵式后，在八一軍旗導引下24個方隊（含外軍學員）分列式進行時，坐在觀禮臺上的我，仿佛又看見從前的馬曉明、劉洪奎、史雙橋等走向實驗室，薛清芳、王寧、劉樹祥等進入教學樓，又想起曹仁海、周學斌等前往圖書館，王文清、左中南等打籃球。還有，我與劉繼武在鵝嶺公園暢談打開世界創新之門的青春夢，跟徐建國去大坪劇場觀賞川劇《臥虎令》……

薪火相傳，基因不變。

鐵流滾滾，軍歌嘹亮。

向前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肩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24歲“小諸侯”的創新之光

“先以計劃經濟建立工業體系，后以市場經濟實行改革開放”，我認為，這是新中國經濟崛起的根本方略。

近些年來，各電視臺播映的紀錄片《大三線》《永遠的鐵道兵》《紅旗渠》《軍工記憶》，電視劇《絕密543》《逐夢藍天》《共和國血脈》《國家命運》《火紅年華》等，便反映了這幾十年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歷史情景。就以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來說，1969年至1981年，通信和貨運地址“北京6901信箱3分箱”，軍車牌號“午8-04***”，我們每周工作6天，每天8:00上班和18:00下班，常常在星期日和節假日義務勞動。

1975年7月25日，北京東北部烏云翻滾，電閃雷鳴，正下著傾盆大雨。這時光，我坐在一輛嘎斯51型卡車駕駛室里，前去北京首都機場油庫所轄的基地油庫，出任這個全國民航卸油量和轉輸量均為第一、倉儲量第二的油庫組長，全面主持生產業務、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事務。不久，我又被任命為全機場油庫技術員（行政23級干部），并補選為黨支部委員。 此時，全機場油庫共有117人，其黨支部委員會，由田鳳云（指導員，書記）、胡忠（主任，副書記）、景東友、楊玉林、高樹嶺（副主任）、廖福春（副指導員）、郎加明（雙重職務）組成。各小組組長，外場飛機加油小組韓永利，耗油庫孫學昌，滑油庫靳德智，基地油庫郎加明，油料化驗室王德昌。這樣，時年24歲軍校畢業的我，就進入首都機場油庫領導班子。這是黨組織的培養和同志們的信任。

1962年至1980年，基地油庫有4個2000立方米、6個1000立方米、4個100立方米的立式油罐，2個40立方米的臥式油罐，1條1500多米的鐵路專用線，1排8根裝卸油鶴管（無棧橋），負責接卸從各煉油廠來的航空油料，再用2條管道輸送耗油庫。

另外，基地油庫還兼管民航總局設在此處的油料器材庫，保管民航北京管理局的戰備器材。但關鍵是，當時該庫遠離航空港中心，交通不便，辦公區和宿舍皆為平房，露天廁所，在鐵絲網和壕溝以外是農田和沼澤地，其供水（打井水塔）、供暖（燒煤鍋爐）與機場完全獨立，供電、消防與機場相對獨立。一到夜晚黃鼠狼、狐貍、貓頭鷹活動，鬼火飄忽，有些膽子小的人值班查庫時嚇得發抖……

顯然，擔任這座總容量14400多立方米、總人數32人（不含警衛連），在其他部隊屬于團級但在民航僅為排級的油庫總負責人，是個十分繁忙和充滿挑戰“小馬拉大車”的苦差事。那么，1975年7月至1977年7月，我是如何以簡馭繁、綱舉目張的呢？主要是“苦干”與“會干”相結合，采取了分類施策的領導方法。

第一類：創新性工作。經征求馬培江、沈仁標（退伍后創辦張家港順艷針紡公司）意見，把2間舊庫房改造為卸油前線化驗室，從業務流程上縮短了化驗油樣時間；總結出卸油“三明確、四不卸”等經驗；由我和朱冠成謀劃繪圖，黃進寶、高萬海（后曾任中國航油內蒙古分公司總經理）等參加，創造防溢油自動報警器、油水氣分離器等。

第二類：關鍵性工作。在副組長李學忠協助下，集中力量，依托機修車間，搞好油泵房、水泵房、鍋爐房、真空罐間、油罐區、閥室、高低壓配電間……這也是我后來當中國航油華北公司總經理時，推行創建“精安小區”（生產區）和“精美小區”（辦公區）的最初實踐。

第三類：基礎性工作。每周組織業務學習、文化學習，以提高大家的綜合素質；在卸油區建休息棚，以改善生產條件；種植蔬菜、黃豆、花生，修建菜窖，養豬，以增補人們的營養。同時，在小組之下設立作業班，積累業務技術資料。

第 四類：例常性工作。以孟仁宗、陳留才、吳鳳元等為骨干，多工位聯合卸油作業，輸油作業，回收廢油再生，車床和鉆床加工零件，設備維護，消防演習……

而最具高遠意義的是，你搞成的創新性工作越多，關鍵性工作就越少；你搞成的基礎性工作越多，例常性工作就越少。兩年來，我作為技術員，給全機場油庫的許多人和外地實習者講課培訓，對一些單位進行指導。其中，如朱祖榮、李洪明、陸建清（后曾任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副總經理）、張憲林（后曾任民航總局財務司副司長）、彭振海（后曾任中國航油華北公司紀委書記）、黃長征、范玉坤、呂勇新、劉志超、曹錫山（后曾任中國航油津京管道運輸公司總經理）、張廣祥、陳遠齊……都是有軍籍的民航義務工。

此外，我曾與總后油料研究所陳承威、空后油料研究所盛于孝，作為部隊技術代表，參加鐵道部油罐車旋轉噴射式清洗機鑒定會，黑龍江省儀器儀表和量具刃具鑒定會。特別是當1976年11月初北京下“雨夾雪”突然降溫，而將11月15日才供暖的管道涼水結冰時，我創意把整個供暖管網切割成幾大段看作電路電阻，將幾臺電焊機聯接視為變壓器調節出加熱管線電流，從而解決了卸油作業必需暖氣保障的大難題。這與2008年1月南方雪災輸電線除冰原理是完全一樣的。

接兵：中國黑茶之鄉的故事

1976年12月3日，民航北京管理局召開新兵團成立大會。會議由指揮部參謀長王光才（后曾任北京軍區空軍副參謀長）主持，副局長馬連奎、副政委馬枚講話，政治部主任陳陣、后勤部部長石信忠出席會議。

會議宣布：新兵團團長呂鳳昌，政委郭智，副團長汪萬華；下轄5個連隊，前往湖南、遼寧、上海、北京、山東接新兵。其中，第一連連長張兆興（后曾任中國航油華北公司計劃處處長），指導員艾殿寶，全連干部17人，我任一排排長。第一連的接兵目標，是湖南安化、桑植、常德、澧縣。

隨后，經集訓，汪副團長和張連長、艾指導員在長沙“兵分三路”，帶隊分赴目的地。12月8日，我和辛道慶、孫洪增、田龍寶、楊祥富，跟張兆興乘汽車到達安化縣城，迅速與安化縣武裝部對接。出乎意料，湖南大縣安化，不僅下設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而且縣與公社之間設區，如中砥區、小淹區、江南區、梅城區、仙溪區等。所以，張連長分工每人負責一個區的接兵工作。

12月10日，下著瀟瀟細雨。我從縣城穿過鎮東橋奔赴碼頭，乘小木船前去資江南岸的中砥區黃沙坪鎮（1995年劃并東坪鎮），受到區武裝部部長盧錫加和征兵辦伍耘的熱烈歡迎。40來歲精明強干的盧部長，介紹了中砥區4個公社和1個鎮的征兵工作，已完成廣泛宣傳、自愿報名、初步篩查，將進入上站體檢、到家訪問和政治審查。過兩天，第42軍接兵干部也要來中砥區。然后，老盧請青春洋溢的小伍領我入駐不遠處的區招待所，并利用空閑時間陪我進行一些社會調查。前瀕資江、后靠辰山的黃沙坪，是中國黑茶之鄉安化縣古往今來的貨物集散中心。

我行走于青石板鋪路約二三百米長的古茶市街道上，但見各家各戶的房屋與房屋相連，兩側多是小青瓦蓋頂的2層小木樓，有的倚江而修，有的枕壁而建，其內檐出廊很短，一看就是從前的老店鋪或作坊院。此外，也有馬頭墻、吊腳樓。自驅力+預見力=勝利權認知力+原創力=成功權人生沒有一段路是白走的。老實說，我有幸住在竹林掩映、芭蕉搖曳的古商埠，簡直是蒼天有眼！——正是在這里，我悟出了自1974年還在重慶上軍校時已認識到運用“兩”或“三”可于科技領域創新，也能在經濟、軍事、工業、貿易、文化等各行各業創新，從而到1985年在巴黎考察時噴涌“智慧之芯”即“根創新”的“極”的核心概念，后又于1989年在長沙研討會發表包括“金三極思維法”，以及原極、對極、合極和極間、極鏈、極圈的《創新與智力》論文……

——正是在這里，我從澆灌稻田的木制龍骨水車，頓悟歷史上某些西方人來華動機隱含搜尋“原型”。

你瞧：他們發明的發動機氣缸、車床、鼓風機、播種機、鋼絲繩、卷揚機，與中國的風箱活塞、旋床、扇車、耬車、麻繩、轆轤是何其相似！只不過，歐美人正確選擇主要用化石能源、實驗室、金屬材料，去冶煉和研制工具、儀器、機械、橋梁、物品等。

——正是在這里，我由當地人對清末民初的晉陜甘閩粵等省茶商來湘的回憶，聯想起祖上行商江南和漠北的故事，萌發了也研究晉商的念頭，最終于2013年在《新晉商》雜志發表《晉商駝道》論文，揭示中國對外貿易有3大古商道，即絲綢之路（西北）、晉商駝道（中部）、茶馬古道（西南），于2016年在《山西日報》發表《百里寺廟帶：山西的文化旅游寶藏》。

事實上，近代西方列強就是以“工業化+貿易+創新+標準化”為支持的堅船利炮，打敗當時仍處于農耕社會的舊中國的。作為一個立志研究創新思維、創意和創新方法的人，作為晉商世家的后代，我永遠難忘絲綢之路、晉商駝道（萬里茶路）、茶馬古道三大古商道交匯的安化縣！特向伍耘、盧錫加致謝！自12月15日起，我每天步行各公社檢查政審和進行家訪；12月21日，我與其他接兵干部到安化縣城匯報工作；12月26日，我從黃沙坪鎮撤返東坪鎮；12月27日，各區新戰士前往安化縣城集中；12月31日，湖南安化、桑植、澧縣、常德4縣170名男女新兵乘客船抵達長沙。其中，我所領導的隊伍，有姚社初、吳友軍、陳加強、王善巖、賀云華、李大豐、何初開、陳遠齊、諶榮和、王建安、林科全……后來，這些民航兵，許多人成了經營、管理或技術的頂梁柱。而經過多年軍旅歷練后于1993年下海創業的姚社初，則成為橫跨廣告業、酒店業、通用航空業和茶旅文康業等的著名企業家。

青春的花季，生命的年輪。

1977年元旦，集結了陸海空各部隊新兵們的長沙火車站人山人海。按照湖南省軍區與鐵路局的運兵方案，中國民航新兵團第一連登上了由蒸汽機車牽引的黑皮悶罐車……

1月3日，在汪副團長和張連長、艾指導員率領下，經過兩天兩夜的遠程運輸，新兵們安全抵達北京豐臺火車站。隨即，我們又投入對來自各地新戰士的軍政訓練和思想教育中，直至1977年2月8日方才完成這次接兵和集訓任務。

堅決攻克寫作與創作的難關

歲序更替，華章日新。

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機關，設在首都機場14號樓和16號樓。在14號樓辦公者，有局長、政委和副局長、副政委；有指揮部（司令部）及大多數處室（有些部門在3號樓）。在16號樓辦公者，有政治部及6個處；有后勤部財務處、航材處、修建處、供應處、衛生處（裝備處、物資處在另地）。

在這兩棟位于東邊的2層青磚樓房對面，是國際招待所和國內招待所，而不遠處即航站樓，以及看電影、聽報告或打籃球的八一廣場。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這里是民航河北、山西、內蒙古、北京、天津等地和駐外辦事處的管理機關，也是首都機場風景秀麗的中心區。后來，中國民航華北管理局、中國國際航空公司、首都機場集團公司、中國航油華北公司、北京飛機維修工程公司等，都是從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這個大綜合體分衍出來的。而我，有幸于1977年至1980年和1983年至1984年合計4年半時間，曾在軍隊建制時期的后勤部、指揮部與地方體制的管理局整頓改革辦公室工作，從而獲得向各領域有頭腦、有經驗的精英人才學習的好機會。

1977年7月27日，我和宋洪軍（航材庫）奉命前來后勤部報到。根據部長石信忠（正師級）、政委楊義武（正師級）代表黨委布置的任務，由我當組長，宋洪軍、何以林（后增）參加，開始對各單位在1971年、1976年和1961年等事件中的懸案的清查與復查工作。不久，我被任命為政治干事（行政22級干部）。

郎加明(左一)1980年3月于北京

源于后勤部無辦公室和政治處的編制，我與陳世昌、石秀英、云靜和霍西生、許劍鈞、李仁才由部首長直接領導。通過浩繁的查閱檔案和尋找線索，我們擺正“事實、邏輯、政策”的關系，迅速形成“調查當先，證據為王”和“成熟一批，上報一批”的辦案思路。就這么，我們鎖定目標，逐一突破，乘火車，乘飛機，乘汽車，幾乎跑遍半個中國。經過近兩年奮戰（包括我被政治部借調出差），在完成任務后，老何和小宋回原單位，我也轉入處理日常信訪工作了。

有鑒于自1978年12月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航線越來越多，民航總局于1979年7月至1980年12月，先后決定開展“安全服務大檢查”和“假如我是旅客貨主”等活動。于是，我被抽調在京管局“安全、正常、服務”辦公室工作。最初，這個設在指揮部的臨時機構主任為呂勝（時任辦公室副主任兼秘書科科長），后來是霍玉祥（時任政治部宣傳處副處長）。其成員，先后有趙震、賀文、李廣勝、鄧先榮、劉福泉、安金林、王清海等。他們都是來自各部門的能人和強者。就這樣，跟著局長徐柏齡，我曾與夏炎、劉德、梁榮、魯信、鄧先榮，去設在太原、長治、邯鄲的第二飛行總隊檢查；跟著副參謀長夏炎，我曾和郝興華、林修、李振樂，到烏蘭浩特、通遼、海拉爾航站檢查……

日升月降，寒來暑往。

坦率講，我自1977年7月被調入管理局機關且升任連級干部后，確實比在最基層單位當主要領導輕松得多：白天上班有空可到機場圖書館借閱書刊；工間休息可去綠島花園散步；每周一次可到八一廣場看電影；遇上空政歌舞團來演出則可去觀賞節目……

然而，我從1979年8月起卻恐慌起來了——因為民航北京管理局是個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上萬人大單位，不僅在局、部和處3級領導干部中許多人是有一定文化的老紅軍、老八路，即使在參謀、秘書、干事、助理員里“會干、會講、會寫”的皆大有人在。反觀自己，一旦動筆起草文稿，就有力不從心、聱牙佶屈之感。

因此，我便向呂勝、鄧先榮（后曾任中國民航華北管理局副局長）、常肅銘（后曾任中國國際航空公司黨委書記）等學習，下死工夫鉆研文件寫作、論文寫作、書籍寫作的秘笈，掌握煉字、煉詞、煉句、煉意的竅門，特別是策劃主題、結構、布局、元素、系統、意蘊等本領。執筆創作是比學習知識難得多的事情。其中，1980年2月民航總局副政委兼京管局政委孫樹峰（后調任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點評我起草的簡報《他們竟敢野蠻裝卸貨物》時，所講的“書生一支筆，可抵百萬兵”的道理，讓我徹底明晰了“只有堅決攻克寫作與創作的難關，才能實現打開創新之門的青春夢”的路徑。

這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學歷和閱歷，才可真正發揮作用。實際上，到1979年12月至1980年12月，我作為“五大筆桿”之一，已進入民航北京管理局的核心寫作圈。

寫作是創意的顯影劑，創新是事業的雕塑師。 后來，我能夠上中國民航管理干部學院、中共中央黨校、新加坡國立大學深造，能夠出版《創新的奧秘》、《創新驅動世界》、《創新點亮世界》3部著作，以及發表有關經濟建設、企業管理、科技創新、國際貿易、晉商文化等幾十篇文章，是絕對離不開1977年至1980年和1983年至1984年這4年半在管理局機關工作時，各位老首長、老同事對我的培養、教誨和幫助的。

郎加明的著作

活分活值制激發超級生產力

從世界經濟的視野來看，民航運輸屬于服務貿易。1980年3月，國務院、中央軍委下發《關于民航總局不再由空軍代管的通知》。從此，中國民航由軍隊建制改革為地方體制。同年12月，我前往新擴建的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最北端的民航北京管理局后勤部油料處第一油庫，就任這個科技現代化單位的黨支部書記、第二主任，直到1983年2月上調民航北京管理局整頓改革辦公室（后主持工作）。

這時候，油料處牽頭副處長陳文懋（后曾任生產保證部黨委書記），副處長謝惠武，協理員姚元春（后曾任中國航油華北公司副總經理）。下轄：第一油庫，第二油庫，第三油庫（即218油庫），滑油庫，中心化驗室，駐錦西代表室。到1981年6月，第一油庫主任胡忠（后曾任中國航油華北公司總經理），副主任黃安平、李三海、周占堆。各分支管理者：飛機加油分隊韓永利、李富剛，油車分隊郭栓柱，北庫孫學昌（后曾任中國航油華北公司副總經理）、楊眉才，南庫胡錦河，修理組史連貴……總人數110多名（含干部11人），總容積9080立方米（由第二、三油庫管道供油），總車數32輛（含拖罐和管道加油車）。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歷史轉折期。那時候，經濟特區，包產到戶，自由市場，喇叭褲，個體戶，鄉鎮企業，物資倒爺，霹靂舞，西方電影，傷痕文學，出國潮……都是雨后春筍般的新生事物。就我和胡忠主政的油庫而言：這里既有如侯振錄、田峰、王立山、秦衛民、郭志勇、武建平、張樹德等固定工，也有像王根立（后曾任華北公司總經理助理）、楊坤（后曾任北京運行部副總經理）、吳友軍、宋世林、聶坤海、武曉國、趙振英、吳旭日等民航兵，還有其他轉業軍人和新老職工。

郎加明1982年4月于大連

俗話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當時，在基層第一線最棘手的是：第一，1980年元旦投產的新供油管網和業務油庫，仍處于技術故障頻發的運營初期；第二，大批吃苦能干的義務工將退出現役，而從北京招收的城市戶口新工人上崗不久。

7月11日清晨，我手持報話機，去客機坪檢查飛機加油作業。只見波音—707、波音—747、三叉戟、伊爾-62、雙水獺、安—24等，或裝卸貨物，或騰飛藍天……再看T1航站樓下的航油業務室里，在體制轉換與社會思潮的影響下，光靠上班考勤制和百分評獎金法，調度員石鐵軍、王文喜已很難派遣某些人干活了。透過現象抓本質。

通過10來天的冥思苦想，尤其受商鞅變法“獎勵耕戰”和運動員“賽跑競爭”的啟迪，我借鑒工廠定額管理、農村記工分紅等辦法，研析各類飛機加油數量、難易、遠近等因素，終于創意“活分活值制”。經征求群眾意見，黨支部研究決定，自8月1日起施行。即：各人每月獎金=全員獎金總值÷單位分數總額×自己所掙總分自此，一個人每月給飛機加油所得獎金，不僅代表貢獻的多少，而且意味聲譽的好壞，真正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于是，每當調度員接到飛機要求加油的電話后，大家爭先恐后出動，且在進出港高峰時誰也不愿意去吃飯……這樣，分數高者千方百計保持記錄，分數低者奮起直追，甚至非得領導干預才行。無疑，透明競爭、獎勤罰懶的活分活值制，有效解決了“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的矛盾，激發了超級生產力。這是機制創新的力量！這是氛圍創新的力量！

1984年9月，民航北京管理局撤銷生產保證部，重組油料處領導班子：處長謝惠武（后曾任中國航油總公司副總經理），黨委書記田鳳云（后曾任中國民航局工會主席），副處長郎加明（后曾任中航油股份公司董事總經理）。

1985年4月，油料處把老第一油庫“一分為二”：組建航空加油站、新第一油庫。從此，以活分活值制為核心軟實力的航空加油站，登上了歷史舞臺。飛機加油是中國航油市場營銷的組成部分。商場如戰場，拼的就是品牌競爭體系。

時至21世紀，盡管各地航空加油部的獎金制改稱績效工資分配制，人工調度方式改成智能派工系統，但這是升級版，不是換馬甲。因為他們激勵職工干勁的方法，依然是活分活值制的原理。當然，這是后話。

1981年12月17日夜晚，北京火車站燈光閃耀，人聲鼎沸，各部隊歡送退伍軍人的干部們齊集站臺。此刻，我作為基層代表之一，與空中交通管制、運輸服務、飛機維修、生產保障等單位領導，來為民航北京管理局最后一批退役老兵送行。在中國歷史上，有空軍軍籍的民航義務工，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軍人。這包括1969年2批、1970年1批和1972年至1979年各1批，總共10批兵。望著徐徐開動的綠皮客車，作為在1969年至1981年最完整地親歷了民航義務工全史的人，時年30歲的我，鼻翼發酸，淚眼朦朧……

自然，被留下的義務工集體轉業為固定工，被送別的民航兵則退伍返回蘇、遼、冀、津、湘、黑、滬等家鄉。但是，我堅信：在中國經濟建設和貿易發展的星辰大海中，將永遠傳揚這些革命軍人及他們后人的故事。

青春萬歲！

創新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