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種族滅絕，共計600萬生命凋零在這場浩劫。作為一場現代大屠殺，納粹劊子手并不比古代劊子手人道，反而更加兇殘、野蠻和瘋狂。

納粹德國是一個科技發達的國家。但它沒有用科技造福人類，反而是利用科技毀滅人類。其設計的現代化殺人工廠——奧斯維辛集中營，使用了包括打孔制表機、毒氣室、焚尸爐等先進科技。還吸納了管理學、統計學、工程學等學術成果。

在納粹科技中，打孔制表機比較特殊，這是一項隱形的殺人科技。由美國統計專家霍列普斯博士發明，原理類似計算機，設計之初是為了人口普查。后來，這項技術被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獲取，并被納粹訂購了2000臺。

1933年，納粹開展人口普查。調查所有國民的年齡、性別、國籍、宗教、住址、母語、孩子數量、職業等信息。在宗教方面，納粹格外嚴格，對新教、天主教、猶太教進行了詳細的區分。以往，這樣浩大的檔案工程需要耗費數年時間整理，還容易發生誤判。但在打孔制表機的幫助下，卡片以每小時24000張高速編排歸檔，幾周就可以完成工作。

很快，猶太人以一種非常簡單和快速的方式被識別，任何猶太血統都無處遁形。1941年，根據納粹當局的命令，猶太人必須將一塊寫有“jude”字樣的“黃色六角形”標志佩戴在左胸上，以便與其他人進行區分。之后，猶太人被大量驅逐和集中隔離。

在集中營，打孔制表機再次派上了用場，所有猶太人的身體特征、工作技能、婚姻情況、年齡群體、語言能力被詳細歸類。反饋給當地黨衛軍的統計部門，統計人員將信息與集中營的工作需求進行比對后，將猶太人編號歸類，分配進農場或工廠勞作。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幕，可能會聯想到超市處理商品的大數據，但在那個年代，這就是納粹處理猶太人信息最有效的方式。

1942年1月，納粹改變了對猶太人的政策。萬湖會議上，“黑王子”海德里希宣布了所謂“最后解決方案”——把猶太人全部處理掉！一聲令下，集中營便開始有條不紊地按照檔案對猶太人進行屠殺，首先是老弱病殘，隨后是青壯年，最后是特殊職業，直到全部死亡。

打孔制表機在納粹的手中，實現了統計學與大屠殺的結合，完成了對猶太人迫害的全自動化。這期間IBM公司為了謀求巨額利益，扮演了助紂為虐的角色。如今納粹已亡，IBM尚存，筆者對這個“世界500強”表示唾棄和鄙夷。

如果說“打孔制表機”是間接的殺人工具，那“毒氣”就是最直接的殺人工具。

事實上，納粹最初屠殺猶太人的方式也不是毒氣，而是槍殺。士兵將猶太人集中在一起，然后開槍射殺。這種方法效率很高，但副作用也很大。由于受害者多有老弱婦孺，哭喊求饒和血流成河的畫面太有沖擊力。很多士兵因此產生了抑郁恍惚等嚴重心理問題，戰斗力急劇下降。為了不讓納粹士兵親眼目睹血腥場面，緩解精神壓力。納粹急需一種新的殺人方案。

有人想到了毒殺。一戰中，德國化學家費里茨·哈伯發明了氰化劑——齊克隆B，用來除去戰壕中的虱子。1941年，奧斯維辛頭子霍斯受命前往研究齊克隆B“除人”的作用。他組織了850名蘇聯戰俘和波蘭病人，押送進囚室后密封窗戶，耗時20多個小時，兩次投放齊克隆B，結果實驗對象全部喪命。

齊克隆B毒性如此猛烈，在場實驗人員都大為震驚。但霍斯認為效率還是太低，催促科學家進行改進。在反復試驗后，科學家發現在天花板上鑿出小孔，分小批次毒殺可以實現毒氣效果的最大化。隨后，齊克隆B被大量投入集中營使用。

為了哄騙猶太人走進毒氣室，納粹將滿是齊克隆B的毒氣室偽裝成了浴室。并在周圍種上樹木，用籬笆擋住被處理的尸體。猶太人看到墻上寫的“ZumBaden”（去浴室）和“ZurDesinfektion”（消毒）標記，相信這是一個清潔場所，結果走進去就不能再出來。由于毒氣太過高效，往往毒氣室的第二批猶太人已經死亡，焚尸爐里第一批猶太人還沒有燒完。

和打孔制表機一樣，齊克隆B也有一個專門公司生產，名叫德國害蟲防治公司。1942-1943年，該公司向奧斯維辛提供了19653公斤毒氣。如此大的用量，公司負責人自然知道用途。但那又怎樣呢？在納粹的訂單下，公司一年就賺了127985馬克。

殺人太多，納粹也想要毀尸滅跡。

早在1940年，納粹就在奧斯維辛配備了焚尸爐。這是一臺裝有雙馬弗爐和4000m3/h通風風扇的焚燒機器。盡管效率并不低（10小時就可以焚燒36具尸體），但還是很快燒壞了。

1941年，為了滿足需求。納粹對焚尸爐進行了升級，把雙馬弗爐提升為三馬弗爐，并提升了坩堝和通風機的數量。如此一來，焚燒速度大大提升，每10小時可以焚燒600具尸體，如果晝夜不停地焚燒，不到半年就可以處理完集中營所有戰俘。

但這樣還不夠。1942年萬湖會議后，納粹決定將歐洲所有的猶太人集中解決，一時間集中營人滿為患，焚尸需求成幾何級上升。

黨衛軍急忙開會商議，最終決定在原焚尸爐旁邊建造第二、三、四、五號焚尸爐，其中二號和三號配備五臺三馬弗爐，四號和五號配備八馬弗爐。

短短兩年，就由最初的雙馬弗爐升級到三馬弗爐，再升級到八馬弗爐。技術跨度之大，令人瞠目結舌。這并不是簡單地增加坩堝那么簡單，而是在耐熱材料、發電機、排煙、通風等基礎設施上都進行升級。然而，這并沒有難倒一向“嚴謹”的德國人，在大量工程師的攻堅克難下，納粹還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技術的飛躍，同時在道德方面實現了完全的淪喪。

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軍解放奧斯維辛。在這座地獄魔窟里，僅人類的頭發就發現了7.7噸。1955年，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在《棱鏡》雜志寫下一句話：“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言下之意是，在這樣的現代慘劇面前，吟詩作對還有什么意義？

齊格蒙·鮑曼曾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如此論述“現代性”和“大屠殺”的關系：

大屠殺在現代理性社會、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階段和人類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醞釀和執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屠殺是這一社會、文明和文化的一個問題。因此，在現代社會的意識中對歷史記憶進行自我醫治就不僅僅是對種族滅絕受害者的無意冒犯。它也是一個信號，標示出一種危險的、可能會造成自我毀滅的盲目性。

現代性本是進步的象征，科學技術也是為人服務的工具。但在納粹的掌控下，野蠻變成了文明，倒退變成了進步，邪惡變成了正義。那些戴著絲邊眼鏡、嚴謹理性的科學家，正是在納粹的催化下變成了青面獠牙、猙獰可怖的野獸。使成千上萬人淪為現代性的犧牲品，使無數鮮活生命做了科學利刃下的冤魂。“現代性”與“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沉痛的教訓，也是一只潛伏在人類發展道路上的夢魘。

納粹初期，人們對它的印象還是一群只會砸窗戶、喊口號的莽夫。但隨著他們占領一切。人們驚奇的發現，大量有技術、有知識的人也在走向歧途。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能保證良知和道義，使科學技術適得其所。那現代性將不是進步，而是異化、奴役和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