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兩伊戰爭的第八年，無盡且殘酷的總體戰磨滅了最勇敢戰士的熱情。戰爭還沒分出勝負，伊朗已傷亡超過100萬人，經濟損失近6000億美元，雖然伊拉克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外部環境明顯比前者光明。
國際站在伊拉克一邊。早在1987年，聯合國就通過決議要求兩伊停火，恢復戰前邊界。對于這個結果，伊拉克可以接受，伊朗卻無法接受。為了逼伊朗就范，美國、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結成了事實上的反伊朗同盟，多國戰艦開進了波斯灣。
1988年7月，在波斯灣，美國文森特號巡洋艦擊落了伊朗民航客機，造成290名平民遇難。伊朗本以為這會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進而扭轉乾坤。沒想到事件被全球媒體當成了意外進行了冷處理。這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伊朗人徹底絕望了。

要求結束戰爭的情緒一天天高漲，時任伊朗總司令莫赫雷·雷扎伊向最高領袖霍梅尼報告：五年之內看不到勝利的希望，如果伊朗想要勝利，那就必須新建350個步兵旅，購買2500輛坦克、3000門火炮和300架飛機，然后自行生產核武器，并把美國趕出波斯灣。
當霍梅尼看到這份報告時，他衰老身軀下的強大意志力產生了動搖。7月20日，霍梅尼電告全國：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的598號停戰決議，雖然這是一個比毒藥更可怕的決議，但為了挽救國家，必須接受它。此后，他的身體果真像喝了毒藥一般急轉直下，并于一年后病逝歸真。

1989年6月6日，霍梅尼的葬禮召開，200萬伊朗人從全國各地涌來，自發悼念這位用革命和戰爭改造國家的偉大領袖。在經歷了總體戰的創傷，喪夫亡子的悲痛后，一股更強烈的感情占據了伊朗人的心頭。
他們嚎叫著、痛哭著、嘶吼著：“父親，不要離開你的孩子，哦，父親不要離開你心愛的人”。有人用泥土覆身，乞求一起埋葬；有人用鐵鞭抽打身體，表達內心傷痛；還有人喊著“去死吧，美國”，并焚燒星條旗宣泄恨意；更有人沖上去掀開靈柩，撕扯一小塊裹尸布當作“圣遺物”。在混亂中，超過400人因踩踏受傷，8人因葬禮死亡。

盡管十年中，這位偉大領袖一次次食言，一次次誤判，窮兵黷武，并使伊朗經濟退步了30年。但事實證明，伊朗人民仍然衷心愛戴他。

十年前，霍梅尼從海外流亡歸來，向人民許諾：“沒有人會在這個國家無家可歸，伊朗人將會享有免費的電話、供暖、電力及巴士服務，以及送上家門的石油。”但現實是，由于管制和戰爭，伊朗經濟遭遇了嚴重的衰退，失業率由1977年的4.4%上漲到1988年的18.9%，絕對貧困人口在六年內增加了45%。
八年前，為了抵抗伊拉克的進攻，成千上萬伊朗青年在他的號召下，用血肉之軀對抗化學武器和坦克。僅用兩年就使薩達姆屈服——伊拉克愿意賠償伊朗700億美元，恢復戰前邊界。面對這一大好條件，霍梅尼卻拒絕了，他的錯誤決定使戰爭白白延長了六年，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兩年前，在一次小型反撲后，霍梅尼在全國新年講話中宣布“勝利之年”已經到來。但現實是勝利遠沒有到來，伊拉克的進攻還凌厲了。幾乎同一時期，伊朗和美國以以色列為中介進行秘密軍火交易的新聞被曝光（“伊朗門”事件），盡管霍梅尼辯稱是“敵人卑躬屈膝來討好，賠禮道歉”。但美國和以色列一直都是霍梅尼口中的“大撒旦”和“小撒旦”。
十年前，99%的伊朗人用投票的方式擁護霍梅尼的神權統治，期待他能帶領這個國家走向強大。可十年過去，霍梅尼沒有履行承諾，等待伊朗人的只有灰暗和殘破。那么，為什么伊朗人沒有像反對王朝一樣反對共和國？如果是神棍欺騙了大眾，那為何大眾仍然執迷不悟？

答案很簡單。

首先是因為反對霍梅尼的聲音消失了。在伊斯蘭革命后，有“二至四百萬企業主、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熟練的工匠（及他們的資本）”轉移到國外。這些人是世俗派的主要力量，霍梅尼的堅決反對者。他們的外逃統一了其余人的聲音。很快，鋪天蓋地的畫像、旗幟和標語，使人們不加思索地投入盲從的羊群之中。

其次是霍梅尼時代貧富差距縮小了。在國王時代，盡管經濟相對發達，但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腐敗橫行。到了霍梅尼時期，富人不是外逃，就是被清洗，大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沒有什么怨言。霍梅尼本人枵腹從公，帶頭過苦日子，相比巴列維國王豪華的宮殿和排場，宣傳中他只居住在一個不到12平米的平房里，食淡衣粗。所有家當不過一個沙發、一部《可蘭經》和一臺收音機。1981年，他還建議最高法院對任何官員財產進行嚴格審查，并第一個把自己的財產清單寄往法院。每當有人質疑霍梅尼的殘暴，就會有人以他的無私辯護。

再次是霍梅尼時代恢復了伊朗的傳統。千年來，農村的伊朗人已經習慣向教士們尋求建議，主持沙利亞法的正義，讓女性穿著傳統的罩袍。因此在很多伊朗人心中，國王時代的西化根本不是進步的表現，而是墮落和毀滅傳統的表現。
革命之前的德黑蘭，由于飛速的城市化，到處是進城務工的年輕人和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這些人看著那些衣著暴露的年輕女性與富人和外國人出入各種風月場所，嫉恨之情油然而生。到霍梅尼時代恢復了女性的罩袍后，這種壓抑的控制欲得到了具象的伸張。對很多伊朗人來說，支持霍梅尼就是支持恢復伊朗的優良傳統。

最后是霍梅尼旗幟鮮明地反對西方。伊朗的近代歷史是一段屈辱史，盡管古代有波斯帝國的輝煌時代，但進入近代以后，伊朗卻遭到了英國、沙俄等西方列強的百般欺侮。19世紀早期，伊朗愷加王朝被沙俄打敗，簽訂不平等條約，開埠通商，割地賠款。20世紀初，英國人達克里僅用4萬英鎊就獲得了在伊朗勘探和開發石油的權利。20世紀中期，美國人通過《地位協議》，取得了不受當地法律制裁的特權。凡此種種，都使伊朗人深惡痛絕，他們始終認為，西方深深傷害了伊朗的主權、民族利益和自尊心。

因此，當霍梅尼提出“不要西方（英美）、不要東方（蘇俄），只要伊斯蘭”的口號時，人們激發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支持霍梅尼，就是支持獨立自主，就是不再受洋人欺負。只有伊斯蘭，才是一個堂堂正正伊朗人的身份認同。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霍梅尼的革命能取得成功，有一定偶然性，但更多的是歷史必然性。因此，與其說什么樣的國家造就什么樣的人民。不如說什么樣的人民造就什么樣的國家。換言之，任何一個國家遭遇的任何榮耀和苦難，都配得上該國國民的卓識與德行。
不過，歷史的車輪畢竟要滾滾向前。時代在變，國民也在變。霍梅尼死后，繼任者松動了前任的嚴厲教法管制，解禁了音樂，開放了資本市場，并將波斯灣兩處島嶼改為了自貿區。1984年，伊朗政府恢復了股票市場，進一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2022年，伊朗規范女性頭巾的“道德警察”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可以預見的是，霍梅尼的條條框框，終究無法抵御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洶涌浪潮。而人們對他的愛戴，也將由理念層面的實質認同，轉變為一種國民教育層面的符號化崇拜。作為國家締造者，霍梅尼已經與共和國綁定太深。如何在割裂的歷史中追求團結，如何在現代化和宗教中尋求平衡，考驗著伊朗人民的發展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