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教員在講話的時候，要求文藝工作者貼近工農子弟兵，不要趾高氣昂地向群眾們指點江山。

教員說道，他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認為知識分子是最干凈的，而工人農民都是臟的，自己不愿意和他們過多接觸，也不愿意自己挑行李，因為他有著文人式的清高，感覺挑行李太掉價，認為那應該是底層體力勞動者的活。

直到后來參加了革命，與戰士們、工人農民們相互熟絡，一起摸爬滾打之后，教員這才逐漸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教員開始覺得，盡管農民的指甲縫里有泥土，腳跟后邊粘著牛糞，但這是世界上最干凈的，而那些高高在上俯視眾生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反倒是骯臟惡心的。

從教員的認知變化，人民早已看出，他邁出了偉大一步。

這其實也是我們因何懷念教員的原因之一，當他從統治階級的立場，主動下沉到底層勞動人民立場的時候，為人民服務，也就成了他一生的奮斗目標。

1970年，美國記者斯諾來到中國，在與教員談到“四個偉大”的時候，教員表示不同意。

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教員說后三個應該全部去掉，因為在他看來，自己年輕的時候當過教員，如今也還是教員。

教員，是他最樸素的人生理想，在1921年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的時候，他在“學術”與“事業”欄目，分別填寫了“教育學”與“教育事業”。

那時候的教員，是立志以教育來改變舊社會、舊思想。

可惜，敵人的屠刀終究還是逼著他，完成了從“筆桿子教書育人”到“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轉變。

以“教員”自稱，是教員的一種自謙，因為從沒有任何一個教員有他如此高的成就，以后或許也不再有。

但這樣的自謙，其實也正表達出教員的樸素，拉近他與人民的距離。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喜歡以“教員”稱呼教員，以師生角色相處，研究教員的生平，聆聽教員的教誨，緬懷教員的功績，多少會令人感到格外親切。

或許有人會說，懷念教員就是單純懷舊，就是想回歸貧窮。

如此說法，顯然帶著一絲無知，又或是在刻意污蔑。

我們懷念教員，絕不只是懷念他本人，而是懷念他的智慧與思想，懷念他的偏愛與溫暖。

我們懷念教員，與其說是懷念一個時代，倒不如說，我們是在表達一種對于未來的向往。

如果根據階級社會的歷史變遷，我們或許可將人類歷史簡單地歸為兩類：

第一類，是少數人統治、壓迫、剝削多數人。

第二類，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

事實上，在教員之前，人類歷史幾乎都是處于第一類，幾乎都是一成不變的“王侯將相真的有種！”

而在教員時代，人民驚奇地發現，自己正處于一個相當“反常”的歷史時代，因為這個時代的一切制度，一切政策，一切安排，首先考慮的，都是如何去為勞動群眾階級服務！

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農村的赤腳醫生制度、工農兵上大學制度等等，與過往的幾千年相比，這就是格外的“另類”！

從萬千勞苦大眾匍匐跪喊“皇帝萬歲”，到教員站在天安門前振臂高呼“人民萬歲”，教員的境界，早已超越了人類數千年的階級藩籬。

歷朝歷代的史書，從來只是帝王將相的專屬，能夠留名史書的，最低也得是個士族階層，無論是強漢、盛唐，亦都沒有任何平民可被載入史冊。

只有到了教員時代，人民才是人民！

教員在《為人民服務》中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我們因何懷念教員？就是因為教員把人民當人民，教員真的相信人民，教員真的替人民著想！

縱觀教員的一生，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把個人、子女，全都奉獻給了偉大的祖國、偉大的人民。

他從人民中來，又到人民中去，一輩子講的就是一個公平，因為教員始終相信，人無貴賤！

在把兒子送去抗美援朝戰場的時候，教員如此說道：“老百姓的兒子去得，我的兒子就去得！”

我們因何懷念教員？就是因為他從不與人民玩把戲，人民始終懷念他的溫暖。

我們懷念教員，是懷念教員的指導思想與斗爭精神。

為農奴翻身當家做主而戰斗，為國之尊嚴與民之信仰而戰斗，為人民幸福生活而戰斗，教員從不向任何敵對勢力低頭。

不管是美帝還是蘇修，教員的字典里，從來沒有“投降”兩個字。

教員告訴我們：“尊嚴，是打出來的！”

教員也曾經說過，他是準備跌得粉碎的。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他向來強調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勢必就得抑制住那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精英階層，以防止他們重新爬回多數人的頭上，又重新構建起那套“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秩序。

事實上，在教員去后，他的這份擔憂不再只是擔憂。

隨著極少數人迅速暴富，迅速攫取大多數人創造的財富之后，他們甚至還要反過來倒打一耙，謔稱大多數人是農民，是底層。

吃完飯了砸鍋，翻臉就當恨國黨，這幾年間歇性猖狂的那個什么許，近期又冒出來的那條什么魚，不都是如此么？

這批人率先富了起來，然后慢慢地脫離了人民群眾，慢慢地忘卻了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最高理想，他們開始有了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從而促生出“天生貴族式”的精致利己主義。

在這批人眼中，個人利益是高于集體利益的，家族利益是高于民族利益的，企業利益是高于國家利益的，敵人還未舉槍，他們就已投敵，他們已經完全背離了教員的指導思想。

我們懷念教員，是懷念教員時代的鐵腰桿與硬骨頭。

西方的霸權主義，從未放棄對中國的圍追堵截，教員也曾下過定論：“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縱觀七十余年新歷史，從朝鮮到越南，從南海到中東，從杜魯門到拜登，難道不正是如此么？

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中，教員如此說道：“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

事實上，我們應該慶幸，中華民族何其有幸，能夠在危急存亡之刻，有教員這么一批逆天改命的人橫空出世！

那群本來可以做官僚、做鄉紳、做學者、做軍閥，本來可以錦衣玉食終了一生的人，偏要拼著堅定信念與理想，帶著一群目不識丁的農民，領著一群衣不蔽體的工人，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將中國從萬丈深淵里拔了出來。

在此后，教員又以畢生精血，為人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這樣的財富，是一種盡管物資匱乏，但億萬人民卻能聚在一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不信邪不怕鬼、不畏生死慷慨激昂的精神。

這樣的財富，是一種盡管身著補丁，但精氣神倍佳，民族自信天然煥發，人民心中有信仰，不再認為自己的國家可以被任何強權所欺凌的豪情。

教員的人民，是勝利過的人民，是擁有著“精神原子彈”的人民。

我們懷念教員，是懷念這份獨一無二的民族氣質與人民信仰。

因為教員曾經告訴過我們，只有一個充滿了自信的民族，才是擁有未來的民族，才是一個永遠不需要在別人的體系和規則下爬行的民族！

我們懷念教員，從不僅僅只是一種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