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勝利前夕，張學良對自己的前途命運頗為樂觀，他曾經(jīng)說過，在兩種情況下，他可能恢復自由。

一是抗戰(zhàn)取得勝利之時。張學良說：“西安的事情，我的初衷是為了讓他領(lǐng)導民眾抗戰(zhàn)，抗戰(zhàn)勝利，他自然沒有理由不再讓我出去。再說，抗戰(zhàn)勝利，我張學良沒放過一槍一彈，而他是抗日英雄。放了我，一顯得他寬容大量，二來不怕我爭搶抗日之功，三則我手下已沒有一兵一卒，他用不著對我再加防備。”

二是抗戰(zhàn)勝利之后，國民大會召開，全國各黨各派合作，一致公推他為大總統(tǒng)之日。張學良說：“他的聲望可以在這時候達到頂點，集黨、政、軍大權(quán)于一身。國家統(tǒng)一，內(nèi)亂平定，人民都安居樂業(yè)了，他再扣住我，已沒有任何意義。”

東北軍政老人莫德惠在探望張學良時，聽到這種說法，既覺欣慰，也覺得有一定道理。在他看來，世上哪有為一時之憤而將人囚禁終身的道理！何況張學良曾經(jīng)有恩于老蔣，對他也算是忠心耿耿。如果以上兩種情況出現(xiàn)，他若再不還張學良自由，于國于民都不好交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日本東京灣的美國航空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簽字儀式。

八年抗戰(zhàn)，中國人民以幾千萬生命的代價，取得了最后勝利。

消息傳到張學良的幽禁地貴州桐梓縣小西湖，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欣喜若狂，他們同警衛(wèi)們一道又笑，又叫，又跳，興奮地手舞足蹈。

此時的張學良，只有四十四歲，內(nèi)心并不老邁。大概是因為對未來的看法太過樂觀，太想一掃陰霾，再大干一場，張學良一激動，竟做了一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的事。他找來一塊紅綢子，在上面寫了四個大字：東山再起！然后通過關(guān)系送給了原東北軍的高級將領(lǐng)。

軍統(tǒng)戴笠將張學良的這個舉動密報給老蔣的時候，老蔣臉色陰沉，這讓他更加有理由相信，張就是籠中虎，絕不可輕放。

遺憾的是，當時的張學良并沒有意識到紅綢題字對己有害，他依舊堅信此前的判斷，認為此時老蔣已無理由再扣住他。為了含蓄地提醒老蔣，他將半年前莫德惠贈送的那只瑞士歐米茄鐘表公司百年紀念的金表，托人送給了老蔣，作為抗戰(zhàn)勝利的禮物。

張學良給老蔣送表，具有中國人含蓄和高明。他在不提舊事，避免指責對方的前提下，巧妙地提醒老蔣，九年光陰已經(jīng)過去了，關(guān)押自己的時間夠了，該給我恢復自由了。

坊間有種說法，說老蔣的回復也很絕，他沒有直接拒絕，而是回贈了張學良一根魚竿，意思是說，不要想入非非，在你該待的地方好好待著吧。

事實上，當時的蔣介石處在巔峰，傲慢異常，他沒有任何回復，而是以石沉大海的方式回告了張學良，自由是不可能的。

張學良內(nèi)心雖然痛苦，但并沒有徹底的絕望。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重慶拉開帷幕。這是一次中外矚目的會議，其成敗關(guān)系到中國此后戰(zhàn)與和的大局，全國民眾都對此次會議寄予了極大期望。

在涉及政治民主化的問題上，民盟代表周鯨文來到中共代表團駐地，向參加會議的周恩來和董必武提出要求，希望曾經(jīng)同東北軍有過“三位一體”關(guān)系的中共代表，能在會議上就張學良的自由問題有所主張。

周恩來慷慨應(yīng)允，并代表中國共產(chǎn)黨，在會上提出應(yīng)立即恢復張學良、楊虎城的自由。

周恩來說：“張、楊二人的西安之舉，其動機乃是為了抗日，而事實上，也確實起到了促進全民抗戰(zhàn)早日到來的作用。就這一點來講，張、楊二人并非罪人，而是英雄。要是沒有張、楊的努力，西安之事不可能得以和平解決，抗戰(zhàn)的進程要受到嚴重影響。今日，我們甚至不能坐到一起，來召開這個政治協(xié)商會。再則，兩位將軍失去自由已達九年，再不還以自由，于國于民都說不過去！”

周恩來的發(fā)言，激起各界極大反響，多數(shù)代表都主張立即釋放兩位將軍。民盟代表還擬定了一封要求釋放張學良的長信，交給老蔣。

在這個歷史時刻，老蔣露出了他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獨裁者嘴臉。他授意邵力子代表他向協(xié)商大會回答：他與張學良的關(guān)系不能以國法、公義來論，而“乃如父子的私情”，他“管束”張學良，完全是“出于愛護之心”。

一件關(guān)系到民主政治的嚴肅大事，就這樣被老蔣輕松地罩上了一層“家法處置”的外衣。

至于楊虎城，他甚至連提都沒有提及。

老蔣做事，狠絕起來是真狠絕。

正式表態(tài)張學良“家法難容”之后，緊接著老蔣又做了一件事，他向時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發(fā)出指令，要他在興國縣的陽明洞外修建一些房屋，先稱是為了自己巡行避暑之用，等房屋修好，他又表示，這是為長期幽禁張學良做準備的。

宋美齡、宋子文兄妹得知老蔣欲將張學良長期幽禁在窮鄉(xiāng)僻壤，出于當初的朋友承諾以及當下的軍事現(xiàn)實，他們曾向老蔣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關(guān)押張學良有悖信義，沒有益處。眼下是用人之際，不如將張學良釋放，并由他率領(lǐng)國民黨軍隊挺進東北，對付共產(chǎn)黨。

時人曾有評價，此議不失為大膽高明，且對張漢卿吃得很準。果真如此，東北的戰(zhàn)局絕不會演變成后來一路崩潰、無法收拾的局面。

可是，當時國民黨軍中實力派、少壯派，例如陳誠、杜聿明等人，都視東北為張口即叼的肥肉，不愿請讓他人，尤其是昔日的東北少帥張學良。這幫虎狼將領(lǐng)向老蔣建議，放張學良去東北，就是放虎歸山。此人叛逆誤國，借口殺掉，無損東北局面，反而有利。

陳誠、杜聿明等人的話，讓老蔣想到了張學良不久前的紅綢題字，后背不禁泛起涼意。

張學良對自由望眼欲穿，苦等良久沒有一點消息，終于，他徹底地明白了，寧可負于天下，天下不可負于他老蔣一人。

希望的破滅，又一次給張學良帶來了沉重一擊。趙四小姐驚訝的發(fā)現(xiàn)，幾乎是一夜之間，張學良的頭發(fā)又白了許多，頂上頭發(fā)已幾乎落光，視力也急劇減退。

他已不像一個四十多歲的人，而像一位悲苦的歷史老人。

趙四小姐實在看不下去，于是安慰說，“漢卿，你不要絕望。也許委員長忙著還都，一時還沒顧上呢？”

張學良憤憤不平地說，“不要再天真了！我過去吃虧就是因為天真。現(xiàn)在又天真了九年，難道我還要這么天真下去？”說完，張學良仰起頭，強忍住涌出的淚水，長噓一聲：“此恨綿綿無絕期······”

生活重新回到枯寂絕望的軌道上，張學良每天唯有讀史、寫字、散步、垂釣，陪伴他的只有趙四小姐和幽深無邊的孤獨。

1946年夏天，時任軍統(tǒng)局西南情報站站長的沈醉來到桐梓。沈醉作為戴笠身邊的紅人，頗懂人情世故，過去時常來看望，張學良并不厭惡。

此次前來，沈醉向張學良透露了一個驚人的噩耗，初春時候，南京雷電交加，暴雨不斷，戴笠乘坐的一架專機撞在了江寧板橋鎮(zhèn)南畔岱山的半山腰上，機毀人亡。

聽到這個消息，張學良久久沒有言語。戴笠，一個秉承老蔣意志，掌握他生死的人，現(xiàn)在這個臭名昭著的人突然死了，難道這是上蒼降下的報應(yīng)？可問題是，惡人遭報應(yīng)，無辜之人就能好嗎？

想到這里，張學良哀嘆一聲，只說了一句，情況變化很大啊！

沈醉怔怔地看著他，一時不知是什么意思。

這時候，張學良又哀嘆地說了一句，“大家都要回去了，連兵工廠也結(jié)束關(guān)門了，可我還繼續(xù)留在這個夜郎國，不知什么時候能夠離開？”

沈醉無法回答，黯然離去。

不久，1946年9月末，莫德惠又風塵仆仆地來到桐梓。這次來看望張學良，莫德惠帶來了一個好消息，老蔣表示，只要張學良答應(yīng)三個條件，“管束”便可以解除。

莫德惠表示，這是老蔣迫于壓力，做出的最后讓步。

張學良急切地問，哪三個條件？

莫德惠說，一是承認西安的事是上了共產(chǎn)黨的當；二是交還“九一八”事變時南京發(fā)過的電報；三是自由后必須出洋。

這三條，都是張學良萬難答應(yīng)的。

第一條如果答應(yīng)了，歷史的公義就蕩然無存了，為了自由撒這樣的謊，不僅愧對歷史，而且愧對良心，張學良縱有千般錯，但他不是小人，不可能出賣靈魂；第二條張學良覺得頗為可笑，老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若順從了，豈不成了卑躬屈膝。關(guān)鍵的是，這段歷史的物證應(yīng)當留下來，否則無法對后人交代；第三條張學良在民族情感上無法接受，世上哪有因為愛國反而被驅(qū)逐出國的道理！

見張學良斷然拒絕了這三個條件，莫德惠雖然內(nèi)心失落，但對張學良卻生出了欽佩之情。自由誠然可貴，但在張學良這里，名節(jié)、真理和良心更加的珍貴。

莫德惠走后幾個月，1947年元旦，國民黨南京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和《憲法實施準備程序》，同時也公布了“大赦令”。一批東北籍著名人士，例如周鯨文、莫德惠、萬福麟等人，在此之前便聚于上海，向南京請愿，認為張學良已被“管束”十年，現(xiàn)應(yīng)準予恢復他的自由。

但是，老蔣的“大赦令”中卻沒有張學良的名字。

原軍統(tǒng)二號人物，時任保密局局長的鄭介民的政治嗅覺很靈敏，意識到張學良如何關(guān)押是個問題后，他主動向老蔣建言，共產(chǎn)黨的實力同八年前大不一樣了，東北、淮北、冀魯豫、晉察冀都鬧得很兇，西南表面上很穩(wěn)，實則暗流涌動，張漢卿的住所，宜安排到一個穩(wěn)定的地方。

老蔣問，哪里穩(wěn)妥？

鄭介民回答，臺灣是最合適的地方。

老蔣聽了，輕輕地點點頭。

1946年10月17日，正在重慶處理軍統(tǒng)局善后工作的張嚴佛接到鄭介民的電話：“委員長指示，張學良應(yīng)即解到臺灣去。已通知劉乙光與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慶，候兄交涉赴臺灣專機，然后由劉乙光負責起解。”

張嚴佛、劉乙光等特務(wù)知道，在這個敏感的時候，張學良如果知道老蔣將自己押往臺灣，很可能情緒失控，鬧出事端。為了穩(wěn)住籠中虎，已被幽禁十年的可憐人，他們堂而皇之地編造了一個謊言，稱張學良此行，先到重慶落腳，而后便直飛南京。

張學良聽了，激動得滿臉通紅。

隨后的一路，張學良始終被謊言所包圍，住在重慶的“戴公祠”里，他甚至暢想起到南京面見老蔣時，該怎么講話，今后該怎樣好好地再干一場，總之，都是感激，沒有一絲一毫的抱怨。

然而，在重慶登機飛走的前一晚宴席上，保密局毛人鳳端起酒杯，幽幽地說了一句，“漢卿，委員長方才來電，情況有些變化，不去南京了，飛機將直飛臺灣。”

張學良聽到這個說法，再次陷入了絕望的痛苦之中。他這一生，因為輕信，屢次上了老蔣的賊船，以前全都翻過不說，現(xiàn)如今，他怎么能夠這樣輕諾寡信，來戲耍、欺騙、羞辱這樣一個可憐人。

1946年11月2日上午，一架大型飛機從重慶白市驛機場騰空而起，徑直向東飛去。

這一幕讓張學良意識到，此生恐怕要永別大陸了。

此時，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是民國老人，與張家兩代人都有些許交情，因此在安排張學良住所上還算好。下飛機的當天，張學良一行就被安排住在臺北市北郊的草山招待所，三天之后，在陳儀的親自陪同下，前往精心選定的居所——新竹縣竹東鎮(zhèn)的井上溫泉。

然而劉乙光自張學良被押往臺灣，老蔣待之更趨嚴酷后，很快就露出了鷹犬特務(wù)的兇惡嘴臉，他一家不僅卑鄙地霸占了陳儀原先為張學良夫婦安排的幾間大房子，而且在飯桌上多次指桑罵槐、陰陽怪氣地責罵羞辱趙四小姐，甚至連宋美齡和張學良親屬寄送來的東西，他也敢公然克扣甚至獨吞。

有好幾次，張學良都想拍案而起，給劉乙光一些顏色看看。

年輕時代，北洋時期，少帥張學良動怒，是要拔槍殺人的，現(xiàn)如今，虎落平陽被犬欺，而且情況越來越糟糕。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的查緝?nèi)藛T在查緝私煙時，用槍托打傷了一名賣煙的老婦人，后來又因機槍走火打死了一名無辜市民。臺灣人民的反抗由此一觸而發(fā)，他們自發(fā)而聚，攻打煙酒公賣局，毆打國民黨派到臺灣的官員，并意欲奪取武器，與國民黨軍隊抗衡。

由此，臺灣“二二八”事變?nèi)姹l(fā)——

事變當天臨近午夜，外界的吵鬧依稀還能聽到。張學良正準備脫衣上床，外面的門卻悄悄地被推開，一個平日同張學良相處融洽的警衛(wèi)探進頭來，神情緊張地說，副司令，你恐怕得有點準備。

張學良連忙問，出了什么事？

警衛(wèi)說，這幾天臺灣人鬧事，聽說還有人想趁亂把你從這兒搶出去。劉隊長已經(jīng)作了布置，說要是局面鬧得不可收拾，他就對你采取緊急處置。

趙四小姐驚恐地問，怎么處置？

警衛(wèi)說，他想把副司令和四小姐開槍打死。

這是張學良在漫長幽禁歲月中所經(jīng)歷的甚為兇險的一刻，難能可貴的是，面對鷹犬特務(wù)的陰毒計劃，張學良拿出了封存已久的英雄氣概。

張學良對趙四小姐說，我張學良戎馬半生，也不失為一名中華熱血男兒，難道就這樣束手無策，引頸就戮？死于一個無恥之徒的槍口之下？我想好了，與其等他殺我，不如我先殺他。我有把握掌握得住特務(wù)隊和憲兵連的大部分人。他們知道我同委員長和夫人，還有宋部長有特殊關(guān)系。劉乙光平日里就橫行霸道，耍弄權(quán)威，刻薄寡恩，我相信關(guān)鍵時刻他們肯定愿意聽我的命令。

幸運的是，在張學良做好殊死一搏的時候，糟糕的情況沒有出現(xiàn)，“二二八”事變很快被國民黨軍隊鎮(zhèn)壓下去，新竹縣井上溫泉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1947年5月，內(nèi)戰(zhàn)正熾，一直在為張學良的獲釋積極奔走的國民黨參政員莫德惠，由老蔣特許，來到新竹縣井上溫泉看望張學良。

此時的張學良，研讀明史已成為他全部的精神寄托。

莫德惠委婉地提醒他，依老蔣的胸襟，將軍讀史恐怕也不是一件好事。

張學良明白，但無法放下手中的書，因為放下就意味著漆黑世界里的唯一的燈也熄滅了。

他受不了。

幾日深談，無限感慨，莫德惠又一次告別了。

1947年10月，張嚴佛結(jié)束“軍統(tǒng)局結(jié)束辦事處”主任的工作，到南京就任保密局設(shè)計委員會主任。這是一個有名無實的虛位，為了避免在一片烏煙瘴氣中生悶氣，張嚴佛向毛人鳳提出去臺灣考察張學良。

張嚴佛與張學良的關(guān)系不算壞。此次見到張嚴佛，張學良再也控制不住，將積壓十幾年的怨憤、屈辱，全都傾吐了出來。

張嚴佛聽了，很難過，卻無能為力。

就在張嚴佛頂替劉乙光，“考察”張學良的1947年10月間，時任國民黨西北行轅主任的張治中帶著全家老小來臺灣，旅游休假。

張治中此來臺灣，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看望老友張學良。

他們是真正的朋友。

這次會面，給了張學良極大的心理安慰，因為世態(tài)炎涼，自被幽禁以來，能不顧風險來主動看望的老朋友，幾乎只有張治中一人。

因為機會難得，值得信賴，這一次張學良托張治中向老蔣和宋美齡轉(zhuǎn)達了兩點請求——第一、我希望能夠恢復自由。這個問題，我已經(jīng)夢想了11年。為了讓人放心，我想好了，恢復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蔣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別的請求，也不一定做事情，蔣先生可以先考察我一個時期后再說；第二條，劉乙光對我干擾大得很，沒個安靜日子。我希望劉乙光一家從這兒搬出去。

宋美齡聽到張學良這兩點請求，長嘆一口，“文白兄，我們對不起張漢卿哪！張漢卿的兩點要求中，第一點不容易做到，恐怕現(xiàn)在不可能得到許可。第二點嘛，我一定想辦法做到。”

看此后張學良在井上溫泉留存下來的照片，自由遙遙無期，他與趙四小姐失落無奈地坐著，讓人感到十分的心酸。

那時候，張學良并不知道，淮海戰(zhàn)役老蔣慘敗之后，國民黨高層曾想利用他這枚棋子，達成陰險的目的。

據(jù)“國民黨國防部直屬川東挺進軍”范紹增部起義的“聯(lián)絡(luò)員”黃開富后來披露，范紹增曾向他講述過其中的內(nèi)幕——

范紹增說，張學良、楊虎城當年在西安捉老蔣，幫了共產(chǎn)黨忙。那時候，川軍跟劉湘一個鼻孔出氣，對老蔣很不安逸，更不贊同后來關(guān)押張楊二人。

全面抗戰(zhàn)打響后，范紹增在江西顧祝同的第三戰(zhàn)區(qū)，閑暇擺龍門陣時，談及張學良、楊虎城，顧祝同的調(diào)子很明朗，“逆賊也好，功臣也罷，打敗日本，功罪自明。”

對于張楊二位，顧祝同并不敵視，覺得自己的看法很好，因此他還打過保票，說老蔣絕不會加害張楊。

抗戰(zhàn)勝利后，有一天，范紹增在重慶“范莊”招待顧祝同等一批大員，同席的還有戴笠。席間談及張楊，顧祝同頗為樂觀地說，針對張楊的看押很快就會解除。戴笠聽了，意味深長地笑了笑，說了一句，兩人的身體都不錯。

重慶談判期間，要求釋放張楊的呼聲很高。

顧祝同見到范紹增，高聲放言，我沒有看錯，八年監(jiān)禁今出頭，這也是民心所向。

然而，隨著內(nèi)戰(zhàn)爆發(fā)，釋放張楊之議很快遭到凍結(jié)。到了1949年1月初，眼見淮海戰(zhàn)役國民黨一敗涂地，加之東北也全部丟完，老蔣黃埔老底子近乎輸光，無奈之下，只好第三次下野。

范紹增說，老蔣開會宣布下野時，大胡子于右任當面提出，應(yīng)當釋放張楊。老蔣不當回事，但坐在旁邊的顧祝同卻動了心思。

會后，顧祝同找到陳誠，兩人一拍即合，旋即定下了一步絕棋。

顧祝同、陳誠認為，此時將張楊主動交給共產(chǎn)黨，有補大局。張楊在西安捉老蔣，要求一致抗日，共產(chǎn)黨說是千古功臣。現(xiàn)在國民黨要落氣了，要找救命的人，中國除了張楊，沒有第二個。

兩人密謀商定之后，立即趕赴奉化溪口面見老蔣。

顧祝同在老蔣面前獻計說，現(xiàn)在要敲鑼打鼓放張楊，恭恭敬敬送共黨。條件有二：一、交換被俘的黃埔將領(lǐng)；二、以長江劃界，南北分治。這件事要辦得全世界都知道。

老蔣問，共產(chǎn)黨不答應(yīng)呢？

顧祝同說，有辦法。那樣的話，我們就公開給張楊定罪，將他們打成“毀黨國基石之元兇，助朱毛逞雄之內(nèi)奸”，然后交付審判。這樣辦，壓力就全面倒向了共產(chǎn)黨，我們倒要看看，千古功臣他們是真心要救，還是假意喊救！

聽到這毒辣的一石二鳥的陰謀，老蔣沒有即刻表態(tài)。

見此情景，顧祝同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召集各路參謀，算出南北分治，需征多少兵，需安多少將，形成報告，呈給老蔣。

老蔣看了報告，幾乎要表態(tài)同意了。

顧祝同又提出，此事可派于右任從中牽線促成。

然而，就在這一陰謀即將實施之際，何應(yīng)欽卻突然冒出來表示反對。

何應(yīng)欽反問老蔣，要是張楊不走，偏要留在南京，那該怎么辦呢？

老蔣心頭一梗。

這時，何應(yīng)欽又說，猛虎出籠，終究要傷人。張楊如果登高一呼，一股同中樞過不去的派系勢力轉(zhuǎn)眼就能形成，而且是欲除不掉。另外，要是張楊暗中與共產(chǎn)黨眉來眼去，政府垮臺更快不說，委員長費盡心力長達十余年的制裁，恐怕也要淪為世人譏諷的笑柄。

老蔣聽了，頓時倒吸一口涼氣，大罵顧祝同出了一個餿主意。

對于何應(yīng)欽從中作梗，釜底抽薪之舉，顧祝同認為歹毒至極。事后，他曾對范紹增說，西安事變，何應(yīng)欽心懷鬼胎，戲中有戲；時隔多年，仍舊耿耿不丟！可惜委座知人知面不知心，反過來還夸他高瞻遠矚，不愧棟梁。

對于這些，張學良是無從知曉的。

正如他自己說過，我的生命只活到了36歲，以后就沒有了！

幽幽之地，除了空虛漫長，就是任人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