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26日上午，在巴基斯坦前首府拉瓦爾品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元帥，與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長布托，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中國巴基斯坦邊界議定書》和《中巴文化合作協定》兩項文件上簽字。

議定書共有五個部分，根據第一部分的規定，中國正式承認坎巨提地區劃歸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正式承認將克里青河谷劃歸中國。

中巴兩國政府之所以會將坎巨提與克里青河谷相互交換，其中牽扯到一個重要人物，他就是我軍一員著名戰將——耿飚。

耿飚曾經擔任過駐巴基斯坦大使，經過他對中巴兩國有關歷史研究后發現，兩國關系史上還存在一個坎巨提飛地問題。

最終也就有了坎巨提與克里青河谷相互交換這么一項結果。

巴基斯坦在1951年5月正式與中國建交，是最早承認我國的國家之一。公元18世紀，巴基斯坦和印度成為英國殖民地。20世紀40年代中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

1947年6月，英國最后一任駐印度總督蒙巴頓提出《蒙巴頓方案》，里面提出把印度分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自治省。

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告獨立，直到1956年3月，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才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1956年初，黨中央決定調耿飚將軍赴巴基斯坦擔任大使。據耿飚在回憶錄里說：這次對調屬于“冷熱互換”。此前的耿飚乃中國駐瑞典大使。因為瑞典地處北歐寒冷地帶，巴基斯坦則處于炎熱的亞洲。

當然，黨中央與毛主席之所以選調耿飚擔任駐華巴基斯坦大使，也是有其獨到安排的。

周總理曾經親自接見過耿飚，對他提出了“安定四鄰”的指示。他還提出：“雖然巴基斯坦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組織，但卻不敵視中國，與我國有增進交往的良好愿望。”

包括賀龍元帥得知耿飚要擔任駐華巴基斯坦大使后，也給他打了個電話，希望耿飚就任之后一定要妥善處理好兩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邊境劃分。

1956年9月，耿飚奉命回國匯報工作，毛主席召見耿飚時明確說道：“巴基斯坦地理位置很重要，這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這個國家連接西亞和東南亞，帝國主義把它作為對我國實行軍事包圍的重要環節，中巴友好則有助于打破這個反華軍事包圍圈。

其次，巴基斯坦地處我國和西亞、歐洲、非洲之間，它是我國從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門，打開這扇西大門，有助于挫敗帝國主義對我們的經濟封鎖。”

耿飚聽完了毛主席的教誨后，立即就明白了他老人家這番話的深意：還是希望自己在擔任駐巴基斯坦大使時，妥善解決好一系列細節問題，這樣才能增進中巴兩國的友誼，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

1957年，巴方遭受自然災害，急需糧食，巴基斯坦政府立即找來耿飚，請求中國予以援助。

耿飚向國內建議賣給巴基斯坦大米，還希望國內考慮捐助一部分大米給巴基斯坦。

周恩來總理根據耿飚的建議，親自批示同意賣給巴方6萬噸大米，按正常貿易價格計算；另外贈送4000噸大米，幫助災區人民克服困難。

在協議簽字儀式上，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長主動向耿飚提出：此前美國援助巴基斯坦的面粉口袋外面都印上了“美國援助”的字樣，中國援助的大米也可以在袋子外面印上“中國援助”的字樣，這樣更有助于兩國人民增進友誼。

耿飚為此斷然拒絕，他說：“美國這樣標榜對別人的援助，收不到所期望的效果。中國援助巴基斯坦是基于兩國人民的友誼以及中國政府對災區人民的同情，幫助巴基斯坦人民克服困難，其他別無任何目的。”

1959年10月，耿飚為期三年半的巴基斯坦大使任期結束。在這幾年里，耿飚為了促進中巴兩國友誼的增進做出過許多重要工作。

他多次拜訪巴基斯坦領導人，建議兩國建立航線、開通公路，實現空中陸上交通互相連通。空中走廊成功建立起來后，中巴兩國政府準備修建喀喇昆侖公路。

當耿飚結束了自己駐巴基斯坦大使的任期，返回北京后，他單獨找到周恩來總理，提出過要把坎巨提這塊飛地劃給巴基斯坦。

周恩來總理起初聽到耿飚的提議后，也是吃了一驚，并詳細詢問他的看法。

原來，擔任駐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飚，曾經對中巴兩國的有關歷史進行過深入研究，還不辭辛苦地進行實地探查。他發現，中巴兩國在歷史關系上有一個坎巨提飛地的歸屬問題。

坎巨提地處興都庫士山脈、帕米爾高原、喀喇昆侖山脈交匯處，戰略位置極其重要，是聯通中亞南亞的樞紐。

1761年，坎巨提歸屬清政府，成為外藩；1847年，因平定七和卓后裔的成功，坎巨提被列入內藩。

新疆動亂后為求自保，1870年，坎巨提向克什米爾納貢，中坎兩邊關系開始轉為中國、坎巨提、英國、克什米爾的四方關系。

1899年，英國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國提出劃定中印西段邊界的麥克唐納線，當時的晚清政府沒有反對這個建議。

1914年，為彌補麥克唐納線的紕漏和籌建西藏緩沖區，英國通過西姆拉會議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

麥克馬洪線的出臺，導致坎巨提的劃界問題一直懸而未決。

1947年夏，《蒙巴頓方案》頒布后，坎巨提的主要負責人曾派遣一個使團前往新疆喀什，要求恢復中坎雙方中斷已久的貿易與宗藩關系。

1948年初，坎巨提使者與時任新疆警備副司令兼南疆警備司令趙錫光將軍簽署了《坎巨提回歸中國的臨時協議》。

一個月后，坎巨提作為巴基斯坦一方卷入印巴克什米爾戰爭。1949年初，聯合國在克什米爾停火線劃定：克什米爾南部地區被印度控制；克什米爾北部的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坎巨提被巴基斯坦兼并。

至此，坎巨提失去在外交上的主動自主權。

根據這一歷史問題，耿飚與使館人員會同相關地理專家進行認真地分析研究后認為，當時的坎巨提作為中國飛地已經名不副實，我國應該完全放棄這塊名義上的屬地，把它正式、完全地交給巴基斯坦。

所以1959年耿飚回到北京述職時，才向周恩來總理提出了他的這一想法。周總理得知了耿飚的真實想法以及他所上報的計劃方案后，立即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外交部研究此事。

最終在中巴簽署邊界協定中，兩國共同劃定的中巴邊界走向，與1905年修改喀喇昆侖山口以西段基本吻合，中國作出較小讓步的情況下，中巴邊界的劃定為兩國友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或許有人會說了：就算坎巨提這塊地方在歷史上有諸多爭議，耿飚也不能擅自把這塊曾經屬于中國領土的地區劃給巴基斯坦。

雖然解放前的地圖仍把坎巨提作為中國在巴基斯坦境內的一塊飛地，其實對于中國政府與人民而言，這塊地區的歸屬顯得不那么重要。

既然當時我們要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那么和巴基斯坦政府打好關系，解決好這些歷史遺留問題。則更有助于增進兩國友誼。

因此，向來以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的耿飚將軍，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公正地處理了兩國歷史遺留問題。

耿將軍所做的一切不為私利，不為名氣，而是為了國家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不然的話，耿飚將軍后來也就不會發出驚天的“耿飚一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