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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黑利的暢銷小說《晚間新聞 The Evening News》講述了一起綁架案。CBA是一家電視臺，其主播Sloane是其臺柱。某天，Sloane的父親、妻子和兒子一起被綁架，但是，綁匪并不第一時間與其聯系索要贖金，人質是死是活不得而知。話分兩頭，綁匪實際背景是來自秘魯的恐怖組織“光輝道路”，其真實的目的是要把人質弄出美國，然后再提出訴求：那就是，迫使CBA在黃金時段播出該組織的全球宣傳片，以達到擴大影響、要挾當局的作用。CBA這邊，派出了精悍的調查記者，與FBA各自展開調查和搜尋、解救的活動。

此時，CBA已經接到恐怖組織的訴求，為了拖延時間，電視臺內部想出一招，那就是表明上答應恐怖分子的訴求，但以收到的錄像帶不清晰為由，要求對方再寄一份。這樣可以爭取時間，讓調查團隊盡快實施救援。

可就在這個當口，CBA的控股公司Globanic的總裁卻隨口將電視臺的內部絕密透露給了一個律師，二人的對話，又恰恰被另外一家媒體Baltimore Star’s的記者無意中聽到；這個記者當時正在Globanic公司大廳準備就另外一件事情采訪其總裁。于是，這個記者如獲至寶，放下了手中的采訪，立刻回總部匯報，準備爆出這一驚人的內幕，從而讓這家不起眼的媒體，一下子可以搶得眾人的眼球。

但是，如果登出這個報道，勢必會讓恐怖分子知道CBA打的如意算盤，置人質生命安全于不顧，也會讓正在秘魯尋找人質的團隊陷入危機。

那么，Baltimore Star’s內部的討論會是什么樣的結果呢？下面這段非常有意思，可以讓我們看到，在報不報一條新聞，尤其是人命關天的新聞時，媒體是如何做出決策的：

The ethical debate in Baltimore did not last long.

In any news organization there always existed a predilection toward disclosure. However, with some news stories—and this was one—certain questions needed to be asked and answered.

Question: Would publication of CBA’s decision imperil the hostage?

Answer: The hostages were in peril already; it was hard to see how publication of anything could make much difference.

Question: Would anyone be killed because of publication?

Answer: Unlikely because a dead hostage would cease to be of value.

Question: Since CBA would have to make its decision known in a day or two, what difference would it make to be a little early?

Answer: Not much, if any.

Question: Since Globanic’s Theo Elliott revealed the CBA decision casually and others must know of it, was it likely to stay secret much longer?

Answer: Almost certainly no.

這一段不長，我相信一般讀者都能看懂。我提煉一下：對一條消息，媒體天然的傾向是報，至于一些涉及到需要進行道德辯論的消息，其結果一般都是——新聞價值大于道德判斷。會不會造成人質的危機？人質已經處在危機中，再增加一些危險，也不會造成什么不同。會不會有人因此而被害？人死了就沒有新聞價值了，只要現在還活著，就有新聞價值。而且，反正CBA的保密過幾天也會被揭開，早一天兩天揭開不會造成不同。Globanic公司的總裁泄密在前，既然已經泄密，那么一定還會有其他人遲早會知道，我們率先報道，不會造成什么影響，而且即使我們不報，其他媒體知道了，也會報道的。

這就是媒體的決策過程。此處，我們不去臧否。我只想拋出一個道德的絕對性還是相對性的問題。每個行業或許有自身的道德標準，并以此作為堅持和指針，而社會是否存在一個普遍的道德標準？如果有，該如何運用和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