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會議的主題，就前瞻“十五五”、至少還要看到2035，談一個自己的基本認識框架。討論這樣一個前瞻，實際上還離不開一個對于經濟增長速度這方面的量值考慮。雖然我知道有對于統計局數據的種種懷疑，甚至抨擊，但是可能我們在數值參照系方面，研究交流中基本上還沒有別的選擇。我是覺得，這個量值上速度重心的高或低，其實也不妨礙我們討論相關主要變量間的關系（分析這種關系對于廓清思路是非常有必要的），而這些變量如果最簡單地說，一種是客觀的，一種是主觀的，我從這個框架上來講。

從客觀方面說，中國中長期發展，一直到2035，以及后面再有的第二步，即最后達到“百年目標”的話，應該看到潛力空間還是相當可觀的。那么客觀上的這種潛力的發揮，按照邏輯來講，是我們主觀上必須認識、尊重和順應客觀規律。潛力和規律對應在一起，我覺得要更強調由認識它們之后，我們主觀上一定要有作為關鍵來把握的"應該做好自己的事情”?？陀^上的規律性，至少是涉及六個概念：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以及法治民主化，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潮流。中國雖然也有自己明確說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五項特色，但這是在共性的六大概念上，再加上中國特色、自己的國情、特定追求等方面的個性。

共性個性合在一起，我最基本的認識，是說現在如果作學術上的討論，我看到很多的學者談“潛在經濟增長率”，一般都認為我國現在這個階段上，仍然是5%以上。我覺得這還是有一定共識的，雖然所用的方法各自可能有所不同。如果看到5%以上，用各方的這種綜合判斷結果來看，可以把它結合2020年以后的情況來做個相關影響因素的概要分析：2020年以后，我們是沒有達到5%水平的:前面2019年是6.1%（2019年第四季度是6.0%），2020和2021兩年復合經濟增長率，是5.2%（如果考慮統計局后來又調高了2021年GDP的話，也就是5.3%）；剛剛過去的2022年和2023年這兩年的復合平均增長率，則是落到4.1%多一點兒。這樣4年平均4.7％左右。在這方面當然有美國始自2018年、2020后繼續打壓的影響因素，但確實有特別值得我們看重的疫情的重大影響——剛才已有專家強調了這一點，我覺得不要忘記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因為原來的預測分析、前瞻中，誰都不會預計到這個疫情的重大拖累。三年過后，現在有把握基本上把這個拖累按住、排除了。我們還要注意，在這個過程中，在202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了三重壓力，而在它的形成原因這方面，還有我們主觀方面的“雙重謬誤”，顯然就是要糾偏，這個糾偏實際上也在展開。所以，再結合著大家現在都認同的、相關而需要一并考慮的因素：實際上我們的改革還明顯不夠振作；民營企業已經不止“五六七八九”了而中央不僅講要發展還講要壯大，但他們的信心還存在著明顯滑坡，預期不好，而經濟學已特別強調普遍的預期怎么樣，結果就可能怎么樣，并且預期是可以引導的……這樣一些因素合在一起，我認為如果說有明顯的疫情拖累及上述種種因素、特別是主觀上雙重謬誤的因素等等情況下，我們仍然是在雖低到了5%以下但并不是重心很低的水平上運行的，那么今后排除了可排除的大疫拖累因素和特別應消解的主觀方面的不良因素之后，以及調動改革紅利和發展潛力之后，情況會怎么樣？

在2023年1-9月的數據出來、跟著中央實施政策擴張加碼這個過程中，現在已有向好的勢頭，我們應怎么樣夯實這個向好發展趨勢？宏觀政策已在發力，我認為很有理由應爭取在今年，再到2025，以及繼續到后面一段時間，仍然按照5%以上增長。完全應該按照積極有為的這樣一個取向來考慮引導性目標量值。那么在內部，就要特別強調中央重要會議已反復強調的黨的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強調發展硬道理，并且以此呼應中央說的謀劃改革重大舉措，以求得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支持發展。一定要在改革方面真正啃硬骨頭，動真格。

對外部，則要優化處理對外關系，包括與美國間怎么掌握斗而不破（最近，相對的緩和是一個有利的契機），而且要積極地用多邊關系制約中美雙邊關系，千方百計爭取我們的和平發展，以繼續推進和平崛起——這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之所系。那么，我認為可以追求的、千方百計調動主觀努力配上的，就是所謂引領新常態由新入常的"L型轉換"。從進入去年的5%以上，到今年要繼續5%以上，后年再銜接到“十五五”等后續階段，只要沒有特別的什么重大情況改變的話，在主觀努力上，就應該是堅定不移地支持“由新入常”實現5％以上的平臺運行。這實際上也對應著對我國經濟的“韌性、回旋余地和長期向好基本趨勢未被顛覆”的認知。在上面這種客觀和主觀的結合中，我認為現在的關鍵，就是主觀努力。

那么，以制度創新動真格，帶動科技創新、管理創新，以及配合著思想觀念的創新，形成第一動力——這是我們的最大紅利。按這個思路來想，我認為"中高速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是一個較積極的應有取向，它實際追求的"保證速度"的底線就是5%。同時，當然大家要考慮其他制約因素，盡量周到地、建設性地對于“十五五”，以及更長遠時期，提出我們可提、應提的思路建議。謝謝！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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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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