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慶 / 文

以加拿大宣教士早年來成都“興學辦醫、倡導文明”為主題，一場關乎“歷史·大愛·瞬間——大洋彼岸的中國情緣”的人文展覽，在劉文彩老家大邑縣的新場鎮一展就是7年，7年只展出一個主題，恐怕這在成都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筆者穿行在主題豐富，史料詳實的各大展區，尋找一位叫叫蘇約翰的加拿大人，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正是由他的推動的中加小麥秘密貿易，使中國許多城市人口，免于了饑餓。

這之前，我剛剛從《當代中國史研究》和《中國黨史研究》等官方刊物上，看過幾篇既滄桑又暖心的回憶文章，講述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災荒時，中國與加拿大進行小麥秘密貿易的故事。幾千萬噸小麥從大洋彼岸運抵中國后，迅即又悄無聲息地流入到中國城市居民的餐桌上，從而避免了城市人口出現類似于偏遠農村那樣的饑荒。

蘇約翰就是那場劃時代糧食貿易的主要推手和臺前幕后的執行人，作為特殊時代最早打破歷史堅冰的西方使者，蘇約翰秉承了父輩們那種愛與憐憫的救贖情懷，在中國最為艱難的時刻，搭救了多城多地中國人的生命。

不出所料，在新場鎮史料浩繁的展覽區內，我看到了配有蘇約翰黑白照片的簡介，與蘇約翰四目相對的那一瞬，我眼淚止不住地涌出來。

簡介全文是這樣寫的：John1919年12月出生在成都，幼年時就讀于CS學校，1949年回到加拿大多倫多。從1958年起一直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被加拿大政府派駐香港，負責與中國的小麥貿易。1972年，接任加拿大駐華大使工作，為中加關系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看似平淡無奇的簡介，在我這個慕名而來的參觀者面前，卻傳遞出許多瑰奇而非凡的信息。

蘇約翰出生時，正值民國初年，社會異常開放，那時雖說“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但蒸汽輪船的出現，卻把滾滾長江演繹為西方宣教士眼中的“福音大道”。蘇約翰的父親就是在中國社會急劇轉型時，作為新文明的開拓者，沿長江溯滾而上，抵達成都的。

如今的成都人，恐怕早已忘記蘇約翰父親的洋名，但只要提及一位叫蘇繼賢的宣教士，仍是如雷貫耳。古人云“夫賢者，百福之宗也”，大名鼎鼎的四川大學華西校園，就是由蘇繼賢親自設計打造的杰作。如今華西壩上這些雕梁畫棟、古樸典雅，中國宮殿似的大廈與西式花園洋樓交相輝映的建筑，仍有許多為教學所用，并已成為中西合璧的最經典的建筑群落。

從清末到民國，許多拿加大宣教士被母會差派到成都，他們獻身于中國福音事工的同時，興辦醫學，倡導文明，救死扶傷，有的家庭甚至三、四代服務于中國。但是，這些宣教士的孩子，因著語言障礙和民族文化習俗等問題，讀書學習就成為洋家長們頭疼的大事.

于是一座名為Canadian School的學校在眾籌中建立起來，這是一所從幼兒園到高中都很齊備的全日制學校，凡在這所學校讀過書的加拿大孩子，都有一個特別稱謂：“CS孩子”。

蘇約翰就是CS學校的CS孩子。

蘇約翰們這一代“洋娃娃”，就像譚楷在《楓落華西壩》一書所記載的那樣：他們一出生，就處在“中國語境”中，他們的第一語言是中文，英語反而成了外語；他們也是在中國籮筐、背簍、竹制的椅轎轎和木制的搖搖車里漸漸長大的，也與中國娃娃們一起做游戲、玩泥巴、躲瞎貓、斗公雞……

當然，入鄉隨俗，CS孩子們必修中國書法、學習中國歷史、誦讀中國詩詞歌賦、甚至連珠算也被納入日常教學之中。更有趣的是，這些洋孩子從小就有“中國胃”，對麻婆豆腐、回鍋肉、魚香肉絲和鍋巴肉片等傳統川菜情有獨鐘，以至許多年后他們回到加拿大，在每年的聚會聚餐上，都要請中國廚師特制這些菜，正式就餐時還會用四川話喊上一句：現在吃飯。

這些中國元素，成為他們一生的符號。又因著通曉東西方文化，他們返回自己祖國后，在冷戰和國際化的雙重背景下，許多人都成為加拿大外交和公共事務中炙手可熱的人才。

蘇繼賢的兒子蘇約翰就是他們中的翹楚。

經過幾十年人世滄桑、歲月洗禮，加拿大現在仍健在的CS孩子還有33人，他們都已到了耄耋之年，無一例外都成為中加友誼的薪火傳人。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國正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煉鋼鐵、大躍進運動，農村鶯歌燕舞大放衛星的同時，有幾千萬青壯年勞動力被調拔到城里成為“煉鋼工人”。激進的極左路線下，政經失策、農工倒銼，胡干蠻干成風。而大干快上卻又欲速不達的后果，給中國帶來了一場席卷南北的人道災難——持續三年之久的災荒。

最早捕捉到這一信息的加拿大人，就是蘇約翰。他那時已被加拿大政府委派到荷蘭的海牙擔任農業貿易官，憑著自己的職業敏感和與中國深厚的關系，他認為中國遇到了麻煩，倘能以農業貿易為契機，既可以改變中加之間呆板冷漠外交關系，又能為加拿大找到一個長期而固定的大買主。

那些年，加拿大農業收成極好，糧食收倉后正愁市場買家。蘇約翰就找到自己的好友，時任加拿大國家資源部長的阿爾文·漢密爾頓，詳細講述了自己的見解，兩人幾乎一拍即合。

1957年12月，加拿大保守黨在迪芬貝克領導下，重返聯邦政府執政，不久阿爾文·漢密爾頓就被調任農業部長。翻過年，加拿大迅即啟動了兩項對華特別行動：一是加拿大《環球郵報》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環球郵報》總編為此還受到外交部長陳毅的親切接見；二是蘇約翰領受阿爾文·漢密爾頓的調遣，從海牙述職后轉頭就踏上心馳神往的東方，成為加拿大駐香港辦事處的負責人，他領受的任務就是打通中加小麥貿易渠道。

《環球郵報》絕不只是一個孤零零的文化事件，而蘇約翰肩上的責任也非同小可，隨著北京的信息得以透過《環球郵報》的載體，源源不斷地流向香港，蘇約翰判定中國對糧食的需求正與日俱增。

加拿大當時是全球第三大小麥出口國，小麥定價甚至會對世界糧食價格的波動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一直由政府控制。迪芬貝克總理急于找到一個持續穩定大市場，以緩解加拿大糧食過剩的問題，并以此兌現選舉時對加國農民許下的承諾；而東西方冷戰，荒年的中國急需突破自我禁錮，撕開鐵幕，在風雨飄搖的蘇聯陣營外，找到龐大的糧源以緩解國內災情。

可以說，中加兩國都是鋼需。

蘇約翰是加拿大少有的中國通，他很清楚萬事開頭難，中加在朝鮮戰場有過殊死搏斗，中國軍隊曾圍攻過一個加拿大師，雙方血海深仇，如今要捐棄前嫌，探索合作與發展，仍不是朝夕可行的事。

1960年春，中國災荒越顯嚴重，國內糧食供應十分嚴峻，民以食為天，工作在一線的幾位政府領導人憂心如焚，經由陳云和李先念多次提議和請示，周恩來總理特批向國外購買12億斤糧食，當這份請示最終轉到毛澤東的案頭時，毛沉思良久，大筆一揮，就將12億斤改為20億斤。

有了上方寶劍，中國對外經貿部賡即委托香港中資企業——華潤公司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試探性接觸，見機下單。

那一時期，因著饑荒連連，內地發生了多起難民逃港潮，粵港邊界天天都聚集著密密麻麻的逃難人群，這引起蘇約翰的警覺和感同身受的焦慮。圣經中說，人若知道是善，而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蘇約翰于是提請加拿大政府拿出更加靈活的手段和對策來應對中國時局。蘇約翰認為，幫助中國度過危機，就是成就加拿大農業的新生。

果然，活絡的政策很快就帶來了敲門磚效應。

華潤公司透過香港商會就向加拿大方面發出了協商邀請，雙方迅捷組織多輪秘密磋商，由下至上，地點在香港和北京兩地進行。因著這是救命糧，中加有關方面都打破了慣例，大行方便，大開綠燈，最后在蘇約翰“靈巧如蛇”的推動下，1960年10月，一個受到特別支助的中國京劇團，突然訪問楓葉之國的加拿大，多彩的中國文化開始呈現在加拿大媒體驚奇的聚光燈下。

雙方趁熱打鐵，僅僅月余，兩位喬裝打扮的中國外貿官員，就在蘇約翰周詳地護送下，懷揣著6000萬美元的轉賬支票，忐忑不安地跨過羅浮橋，從香港秘密飛抵加拿大，中加小麥貿易正式登場。

加拿大方面，得益于總理迪芬貝克的支持和農業部長阿爾文·漢密爾頓的巧妙安排，短短十幾天，第一筆小麥貿易就敲定下來。加拿大沒有借機提價，大發中國國難財，而是比國際市場還低的價格向中國出售了76．2萬噸小麥和32．7萬噸大麥。

這也是中國重返西方市場的一次嘗試，與中國淵源頗深的蘇約翰大得安慰，他說他父親那一代人，試圖救贖人的靈魂；而他們這一代，雖然已經遠離中國，但仍然可以為自己的出生國服務，并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幫助。

天下沒有不漏風的墻，經過幾輪小麥秘密貿易后，美國政府聞風而動，祭出了朝鮮戰爭時由盟國共同簽署的“中國特別禁運表”和《美國與敵對國家貿易法》來阻礙中加小麥貿易。但在迪芬貝克總理的主導下，加拿大外交部據理力爭，將來勢洶洶的美國頂了回去。

迪芬貝克與美國總統肯尼迪的良好私人關系，也就此終結。

據《當代中國史研究》和《中國黨史研究》提供的數據：1961年1月到1963年1月，中國從加拿大共進口了4800萬噸小麥和100多萬噸大麥，加之從澳大利亞和歐洲等地開拓的購糧渠道，至少解決了中國13%的城市人口兩年的口糧。得益于此，城市人口死亡率也從1960年的14%，減少到1961 的11%，至1962年歲尾，死亡率逐漸恢復到小于8%的正常比水平。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城市供糧渠道增加，政府每年從農民征購的糧食，也相應從占消費總量的30%減少到16%～17%，負擔減輕近一半，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也得到初步遏制。

值得一提的是，教會總是每個時代最先尋求先寬恕與和解的典范，蘇約翰的胞兄也是同為CS孩子的蘇維廉，就此與弟弟的遙相呼應，他們奔走于加拿大各地，廣泛聯絡已是加國中流砥柱的CS孩子和各派教會，創辦了加拿大第一個中加友好協會，并最終促成中加兩國關系正常化。

1970年后，隨著基辛格秘密訪華和美國總統尼克松高調中國行，世界格局開始發生巨變。加拿大為了鞏固和促進中加兩國固有的局面，打出了一張國家王牌：特命蘇約翰為駐華全權大使，全面開啟中加合作的新時代。

中方心知肚明，高調互動，為了感謝蘇約翰為中加友誼所作的貢獻，1972年10月22日，也即是蘇約翰走馬上任當天，《人民日報》在第6版上發表了題為“加拿大駐華大使到京”的新聞。朱德元帥親自接見蘇約翰，并接受他親手遞交的國書，這在中國外交史上十分罕見。

1976年10月8日，蘇約翰不辱使命，圓滿結束四年任期后載譽回國。兩天前，紫金城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四人幫被抓捕了……蘇約翰在隨后的述職報告中特別提請加拿大政府：作好準備，中國即將翻開嶄新的一頁。

2006年，悲天憫人的蘇約翰在安祥中平靜辭世，享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