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用人是一門大學問。

有的領導用人不拘一格，尤其喜歡搞五湖四海。

這樣既能發(fā)揮集體的智慧，群策群力辦大事，又能分而治之，不讓某個團體一家獨大，另外還能給不同地方、不同系統(tǒng)的人提供上升通道，有利于長治久安。

但有的領導用人方式單一，不自覺的就搞成團團伙伙。凡是私下忠于自己的一概提拔重用，凡是和自己意見相悖的一概貶斥鄉(xiāng)野，甚至人為的縮小上升通道，不同地方或不同系統(tǒng)的人難以獲得晉升。

原因么，自然是上升通道狹窄了，更方便篩選。

明朝太祖朱元璋，用人原則就是五湖四海，翻閱明朝洪武年間的史料，這樣的記錄比比皆是，下面簡單給大家羅列一些。

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詔求賢：“誠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以聞”，重點是尚未出仕和沉淪基層的人，試圖把天下賢才一網(wǎng)打盡。

公元1373年，朱元璋重新厘定選才制度，以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悌力田等名目征召知名士人，以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名目征召普通士人，以太學搜羅各地學子。

朱元璋求賢，肯定有“拉攏士人、擴大明朝執(zhí)政基礎”的因素，但朱元璋的求賢政策以及放手任用、破格提拔的魄力，也確實創(chuàng)造了明朝新氣象。

翰林院編修（正七品）高啟、謝徽的學識不錯，朱元璋問什么都能對答如流，不禁大喜過望，當場提拔高啟做戶部右侍郎（正三品），謝徽做吏部郎中（正五品）。

因為跳過的品級太多，兩人擔心擾亂官場秩序，不敢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朱元璋也不惱怒，賞賜白金放回原職。

元朝遺民方克勤，明朝立國后出任縣訓導，相當于縣教育局長，后來響應朱元璋的征召，參加了吏部開設的官員考試，名列第二，朱元璋直接提拔為濟寧知府，做了一方父母。

方克勤之子，便是名滿天下的方孝孺。

禮部主事（正六品）曾魯，一個偶然的機會，發(fā)現(xiàn)安南國王陳叔明藏在奏表里的貓膩，維護了明朝的體面和外交利益，由此得到朱元璋的賞識，立即提拔為禮部侍郎，跳過六個臺階。

范敏以秀才的身份出仕，做了正五品的戶部郎中，負責戶口、土地、賦稅方面的工作。五年后，范敏的工作出類拔萃，朱元璋青眼有加，任命他做了戶部尚書（正二品）。

蘇恭讓是河北玉田人，在朱元璋頒發(fā)求賢令以后，被評為“聰明正直”，一步到位，出任漢陽知府。履新數(shù)年，蘇恭讓便名滿湖廣。

除了單獨提拔晉升，朱元璋還搞批量晉升。

朱元璋認為，論資排輩是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的，如果確實有非常之才，就不能用論資排輩的規(guī)則束縛他們——“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

在這樣的考量下，公元1378年，朱元璋一次性破格提拔95名官員。

四年后，朱元璋又有兩次大手筆。

其中一次是選拔成績優(yōu)異的國子生24人，任命為府、州、縣的主官。另一次是任命各地推舉的860名士人，做六部、布政使司、府、州、縣的各級主官。

公元1385年，朱元璋調(diào)整六部人事，調(diào)太原同知溫祥卿做兵部尚書、山東布政使徐鐸做戶部尚書、廣東布政使徐本做工部尚書，又一次在最高層落實了五湖四海的原則。

朱元璋能批量任命新銳官員，和“胡惟庸案”空出大量崗位有關系，但這種客觀因素，不能否認朱元璋有求賢之心、用人的魄力。

所以《明通鑒》里說：“一時山林巖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跡矣。”

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這種“有功重賞、有過則罰”的領導，是不是和打雞血一樣渴望工作，是不是堅決不躺平？

2、

破格提拔以外，朱元璋在其他用人方面，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性嘗試。

例如命朝廷官員兼任太子朱標的東宮官員，并允許朱標預先批閱奏章，練習處理政務的能力。于是呢，朱標不僅成了明朝的常務副皇帝，也事實上承擔了宰相的全部工作。

皇帝和太子，不再是爭奪最高權(quán)力的競爭對手，而是互相配合的工作伙伴。

例如選拔公侯子弟數(shù)百人，到國子學讀書，給將來科舉入仕、征召做官奠定基礎。

這樣一來，和明朝榮辱與共的公侯子弟們，便可以和士紳地主出身的科舉文官分庭抗禮，朱元璋擁有分而治之的條件。

例如在立國初期，調(diào)湖廣左丞周德興為征蠻將軍，晚年調(diào)韃靼指揮使安童做刑部尚書，并以“文武兼?zhèn)洹钡睦碛桑g回禮部要求“立武學、開武舉”的請求。

朱元璋是要效法漢唐，用出將入相的標準來培養(yǎng)文武官員。

公元1384年，朱元璋正式開科取士，但他沒有過分提高科舉進士的地位。

落榜舉人，朱元璋要量才錄用——“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丁酉，賜許觀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尋又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為主事。”

沒有參加科舉的國子學生，朱元璋可以直接授予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丙申，擢國子學生劉政、龍鐔等六十四人，授行省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參議等官。”

公元1394年，朱元璋派出大量的國子學生，監(jiān)督各地興修水利，同時觀察民生歷練政務。一年后，各地向朱元璋匯報，開塘堰40987處、治河4162處、修筑堤壩5048處。

這些水利工程，就是明朝經(jīng)濟復興的根本保證。

可以說，朱元璋能在一片廢墟上，親手締造出強盛的明朝，和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是強相關的。

3、

但到朱棣做皇帝的時候，明朝的用人政策完全變了。

洪武年間那種大開大合、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在永樂年間的史料里，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痕跡，幾乎完全消失了。

永樂年間的用人政策，影響力最大的只有兩條。

首先是提高科舉進士的地位，尤其是庶吉士的地位。

庶吉士是朱元璋設立的官名。

每當科舉殿試放榜以后，考中一甲功名的進士授翰林院修撰，考中二甲以下功名的進士，擇優(yōu)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職，品級從正五品到從七品不等。

那些進入翰林院的進士，以及分配到承敕監(jiān)、六科的進士，統(tǒng)稱為“庶吉士”，而分配到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實務部門的，依然稱為“進士。”

因為年輕、能力不足、閱歷淺薄等因素，沒有分配工作授予官職的，則稱為“觀政進士。”

相較而言，觀政進士的地位最低，進士的實權(quán)最大，庶吉士的地位最清高，但在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下，他們的前途都一樣，沒有高下之分。

但是在公元1404年，朱棣舉行了永樂年間的第一次科舉考試，一次性錄取470名進士，授予狀元、榜眼、探花為翰林院修撰、編修，同時選拔60名二甲進士進入翰林院。

這些進入翰林院的新科進士，統(tǒng)稱為翰林院庶吉士。

從此以后，觀政進士沒有了，只剩下翰林院庶吉士和普通進士。而因為翰林院是清高職位，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逐漸超過普通進士，成為明朝士人眼中最高貴的人群。

所謂的“非庶吉士不入內(nèi)閣”，源頭就在這里。

其實不僅是不入內(nèi)閣，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如果不是翰林院庶吉士，你連六部尚書、巡撫、布政使都不一定能做。

對于明朝官員來說，這是真正的一考定終生。

至于落榜舉人、國子學生、鄉(xiāng)野賢才，更是想都不用想了。普通進士的政治前途都受限制，你們這些學渣還想有政治前途？

在學歷決定一切的永樂朝，如果沒有翰林院庶吉士的最高學歷，僅憑忠厚、老實、清廉、勇于任事等個人品質(zhì)，朱棣是不可能發(fā)現(xiàn)你的。

從此以后，朱元璋的五湖四海用人政策，只留下“考進士、點翰林”這一個窗口。

而進士有師承、同年等私人關系，翰林院庶吉士又在同一個大院共事多年，等他們登上高位以后，自然更容易抱團取暖，形成各種各樣的團團伙伙。

腐敗也好，架空皇帝也罷，都是順理成章的。

其次是取消基層官吏的晉升通道。

公元1409年，朱棣召見了28名新任御史，發(fā)現(xiàn)其中4人的出身是“吏”，類似于辦事員、科員，朱棣大怒：“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然后便給吏部下了一道詔書：

“自今御史勿復用吏。”

既然御史不能用吏，那縣丞和縣令能不能用吏？六部主事能不能用吏？科道言官能不能用吏？

雖然朱棣沒有明說，但不喜歡“吏”的態(tài)度已經(jīng)表露無疑，那么對于吏部來說，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全力培養(yǎng)翰林院庶吉士，降一格培養(yǎng)普通進士，選擇性培養(yǎng)出類拔萃的舉人，關閉“吏”進入明朝官場的大門。

這就導致明朝的“吏”沒有上升通道，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那么“吏”做為明朝官場最廣大的群體，努力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職務之便貪污腐敗、吃拿卡要、盤剝民生。

高層搞團團伙伙，基層搞吃拿卡要，明朝的政治生態(tài)怎么能清明呢？

所以后世評價永樂朝的時候，除了征漠北、下南陽、定安南以外，專門寫了一句：“官吏貪殘，非復洪武之舊。”

4、

用大歷史的視角來看，朱元璋一輩子堅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不完全是提拔新人、清洗舊人，為政治斗爭服務。

我估計，這是朱元璋吸取宋朝科舉文官獨大的教訓，然后參考元朝重用色目人、回回、儒生的經(jīng)驗，逐漸摸索出來的一條新路——

在漢唐貴族政治退場之后，重建一種能調(diào)動官員積極性、保持旺盛的戰(zhàn)斗力、內(nèi)部互相制衡的政治生態(tài)，避免和宋朝一樣，因為因循守舊的科舉文官而亡國。

朱棣修改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事實上打斷了這種全新探索，導致明朝的政治生態(tài)極大退步，重新走上宋朝的舊路。

中國下一次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探索可行的新路，已經(jīng)是20世紀了，即教員在革命運動、生產(chǎn)車間、農(nóng)村勞模、戰(zhàn)斗英雄中選拔干部，而不是只重視名牌大學畢業(yè)生。

名牌大學畢業(yè)生確實有專業(yè)知識、有開闊的眼界，但工農(nóng)群眾不是沒有可取之處，老同志不是沒有獨特的經(jīng)驗。脫離他們，就是脫離群眾了。

教員，從來不是脫離群眾的人。

公元1634年，明朝又到了科舉殿試的日子，崇禎皇帝朱由檢親自出題，其中兩道是和用人政策有關的題目——

士大夫的品行不端，吏治敗壞，如何糾正——“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道，何術(shù)而可？”

唐宋時文武不分，洪武年間能破格提拔人才，現(xiàn)在的文官隊伍，為何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唐宋曾以武臣為中書令、樞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廳為布政、典史為僉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希望參加科舉的士子回答這兩個問題，崇禎皇帝朱由檢，注定是要失望的。

如果真的想知道答案，不如問問他的成祖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