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們在《曲沃代翼》和《楚莊王》里不止一次的說過，一個強大國家最大的危機不是外敵入侵，而是內(nèi)部黨爭。

其實歷朝歷代的衰亡，都有這樣的特點。

西晉的“八王之亂”導致中原淪喪，東海王司馬越的幕府成員，在江南建立東晉，仍然不能消除黨爭的影響，無法全力北伐。北宋的“靖康之變”以后，康王趙構和流亡群臣建立南宋，但南人和北人之爭，極大消耗了南宋的國力，以至于岳飛北伐遭到相當一部分南人的反對。

到了明朝末年，黨爭更加酷烈，結果就是，南京成立的南明，明明擁有數(shù)十萬大軍和最富庶的經(jīng)濟基礎，卻僅僅堅持了一年，便集體倒向滿清。

正是平定江南太容易，滿清打通了政治中心和經(jīng)濟中心的聯(lián)系，實力越發(fā)膨脹，多爾袞才飄飄然，頒布了剃發(fā)令、圈地、屠城等暴力政策。

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聊聊明朝的黨爭。

明朝的黨爭，基本是圍繞兩股勢力進行的——其中一個是東林黨，另外一個是閹黨。

東林黨的起源，和萬歷皇帝有關系。

自從清算了張居正，萬歷皇帝就開始消極怠工，常年窩在后宮不理朝政，很多朝廷大臣工作二三十年，都見不到萬歷皇帝的面，導致明朝的很多事情，都積壓在宮里無法處理。

既然萬歷皇帝不理朝政，那么最高權力便要離他而去，逐漸轉移到地方。

大致來說，地主士紳因無人管束，得到地方自治權，努爾哈赤起兵造反，得到遼東軍權，顧憲成在無錫的東林書院講學，團結了大量的江南文人，他們褒貶人事、議論朝政，獲得輿論監(jiān)督權。

努爾哈赤的遼東軍權，逐漸發(fā)育成滿清。

顧憲成等人的輿論監(jiān)督權，則培育出東林黨。

東林黨擁有了輿論監(jiān)督權，便自我標榜為正人君子，把其他人都貶斥為齷齪小人，并希望主導明朝人事、執(zhí)掌天下大權。

而萬歷年間的“國本之爭”，又成為東林黨崛起壯大的催化劑。

萬歷皇帝的太子是朱常洛，但朱常洛的母親是宮女出身的王恭妃，所以萬歷皇帝非常不喜歡他，十幾歲了都不允許朱常洛出閣讀書。萬歷皇帝喜歡的皇子，是鄭貴妃生育的福王朱常洵。

于是呢，萬歷皇帝便想廢長立幼，立福王朱常洵做太子。

太子是明朝的“國本”，擁立誰做太子，便演變成“國本之爭。”

對于萬歷皇帝違背祖制的做法，東林黨是極力反對的。他們不僅發(fā)動江南的輿論聲討萬歷皇帝，還通過私人關系，鼓動朝廷大臣反對福王朱常洵、擁護太子朱常洛。

這件事在法理上是完全正義的，所以東林黨人的意見，很快成為共識。

東林黨這么做，表面上是維護正義、維護祖制，但他們真正的目的是，利用祖制和儒家道德逼萬歷皇帝退步，通過輿論監(jiān)督權，奪取明朝的日常事務主導權。

面對東林黨的步步緊逼，萬歷皇帝自然不肯輕易退讓，雙方明爭暗斗了很多年。

在這樣的背景下，明朝便爆發(fā)了三大案，深深的影響了數(shù)十年來的歷史走向。

公元1615年5月，一名男子手持木棍闖入皇宮，準備襲擊太子朱常洛，但打傷守門太監(jiān)之后，就被宮廷侍衛(wèi)逮捕。事后，這名男子說，他沒有強闖皇宮襲擊太子朱常洛的動機，都是鄭貴妃的太監(jiān)龐保、劉成安排的。

這就是明末第一大案——梃擊案。

案件爆發(fā)以后，東林黨一口咬定，就是鄭貴妃指使這名男子襲擊太子朱常洛，鄭貴妃不守婦道、福王朱常洵不能繼位等等。但太監(jiān)劉若愚在《酌中志》里說，萬歷皇帝和鄭貴妃非常恩愛，鄭貴妃的人品操守很不錯，那些坊間傳言，都是東林黨的污蔑。

總而言之，梃擊案和東林黨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從史料和常理推測，基本可以確定，梃擊案就是東林黨的釣魚執(zhí)法。

公元1620年，萬歷皇帝駕崩，太子朱常洛繼位，改元泰昌，史稱泰昌皇帝。

這個時候，明朝皇位已經(jīng)沒有爭議，鄭貴妃完全認輸了，為了晚年的生活，鄭貴妃便給泰昌皇帝送了一些美女，希望能討他的歡心。

可能是壓抑的太久，泰昌皇帝剛繼位就夜夜笙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身體就徹底垮了。

鴻臚寺丞李可灼說：“有個仙方丹藥，不如試試”，得到同意之后，李可灼便進獻了紅色丹藥，結果服用丹藥不到三天，泰昌皇帝就駕崩了。

雖然鄭貴妃和紅色丹藥沒有關系，但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御史鄒元標等東林黨認定，如果鄭貴妃不進獻美女，泰昌皇帝就不會縱欲，泰昌皇帝不縱欲就不會吃丹藥，所以泰昌皇帝駕崩，就是鄭貴妃給害的，想趁機搶班奪權。

這是明末的第二大案——紅丸案。

泰昌皇帝駕崩以后，依據(jù)祖制是皇長子朱由校繼位，但朱由校的年紀小，李康妃和魏忠賢便住在乾清宮，陪著朱由校。

李康妃是鄭貴妃獻給泰昌皇帝的美女之一，魏忠賢是照顧朱由校的大伴，那么在朱由校繼位以后，鄭貴妃通過李康妃，依然有機會干涉朝政，魏忠賢出任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通過奏折的批紅權，能掌握朝廷事務的最后決定權。

這是東林黨不能容忍的。

于是在朱由校繼位之前，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東林黨進入皇宮，逼李康妃和魏忠賢離開乾清宮，把朱由校孤立起來，然后擁立朱由校繼位，成為歷史上的天啟皇帝。

這是明末的第三大案——移宮案。

通過三場大案，東林黨步步緊逼，在擁有輿論監(jiān)督權以后，徹底掌握了明朝日常事務的主導權，成為明朝真正的當家人。所以在天啟初年，明朝號稱“東林勢盛，眾正盈朝。”

有人得勢，必然有人失勢。

對于東林黨掌權的現(xiàn)實，那些不是東林黨的朝廷大臣不滿意，代行皇權兩百年的太監(jiān)不滿意，被東林黨孤立的天啟皇帝更不滿意。

于是三方勢力迅速合流——

天啟皇帝推出魏忠賢做代理人，齊黨、浙黨、楚黨等東林黨的反對勢力，匯聚到魏忠賢的旗下，通過效忠魏忠賢，進而效忠天啟皇帝。這三方勢力組成的新黨，便是聲勢煊赫的閹黨。

此后，明朝黨爭就在東林黨、閹黨之間展開。

閹黨得勢的時候，天啟皇帝做了一個快樂的木匠，魏忠賢成為權傾朝野的九千歲，東林黨要么下獄問罪，要么流放荒野，東林書院都被拆毀了。

天啟皇帝不幸落水駕崩，崇禎皇帝為了對抗魏忠賢，又啟用東林黨、驅逐閹黨，明朝恢復了“眾正盈朝”的局面。東林黨甚至相繼推薦袁崇煥、孫承宗做督師，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遼東的兵權。

后來，崇禎皇帝感覺被東林黨架空了，東林黨又不善處理政務，吐槽說：“朕御極之初，撤還內(nèi)鎮(zhèn)，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

為了奪回大權，崇禎皇帝便通過誅殺袁崇煥，打擊東林黨，然后恢復了太監(jiān)出鎮(zhèn)的祖制。

但這已經(jīng)無濟于事了。

擁有地方自治權的地主士紳，一邊盤剝農(nóng)民禍亂地方，一邊欺瞞朝廷不愿意納稅，直接腐蝕了明朝的根基。受天災人禍的影響，奮起反抗的西北流民，開始縱橫中原。拿到遼東軍權的滿清，一次次的入塞劫掠，兵鋒直抵淮河。

而不論是自稱正人君子的東林黨，還是崇禎皇帝派出的太監(jiān)，都沒有能力為國分憂。

除非崇禎皇帝能和朱元璋一樣，親自打一遍江山，否則無論他如何勤政，都解不開這個死局。

明朝在這樣的無序內(nèi)耗之下，走向1644年。

2、

公元1644年3月，大順朝的永昌皇帝李自成攻破北京，大明朝的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緊接著，大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指揮八旗兵在山海關擊敗李自成，北京易手。

明朝是南北兩京制，北京陷落以后，南京六部就可以轉正，做整個江南的權力中心。

但誰做皇帝，是個大問題。

崇禎皇帝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天啟皇帝沒有子嗣，等于泰昌皇帝朱常洛絕后了。那么根據(jù)祖制和禮法，南京朝廷的皇帝，需要在泰昌皇帝的兄弟、萬歷皇帝的子嗣里選擇。

而在萬歷皇帝的子嗣里，有繼位資格的只有三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再往后就是萬歷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朱由崧，即福王朱常洵的長子。

按照儒家禮法和“兄終弟及”的祖制，泰昌皇帝朱常洛一系絕嗣之后，福王朱常洵一系就是最合法的皇位繼承人，在福王朱常洵一系里，最有資格繼位的就是新福王朱由崧。

但問題是，南京是東林黨的地盤，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禮部侍郎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并不愿意朱由崧做皇帝。

為什么？

東林黨在“國本之爭”的時候，極力阻止福王朱常洵繼位，又通過“明末三大案”打擊鄭貴妃，可以說，東林黨和福王一系已經(jīng)是不死不休的政敵。現(xiàn)在如果同意朱由崧做皇帝，萬一朱由崧翻舊案，清算東林黨怎么辦？

于是呢，錢謙益等東林黨就以“立賢”為名，提議名不正言不順的潞王朱常淓做皇帝。

因為潞王朱常淓沒資格繼位，一旦東林黨擁立成功，潞王朱常淓必然對東林黨感恩戴德，東林黨可以借此奪取江南的一切權力。

東林黨里，唯獨史可法稍微有些底線。

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學生，從政治立場來說，他是站在東林黨一邊的，拒絕擁立福王朱由崧。但從祖制禮法來說，他又不愿意拋棄萬歷皇帝一系，擁立潞王朱常淓。

史可法糾結一番，做出一個折中的方案，擁立遠在廣西的桂王朱常瀛。

錢謙益等東林黨覺得，也行，能接受。

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后，福王朱由崧急了，好不容易逃到江南，如果不能做皇帝，很可能被東林黨清算，不能坐以待斃呀。

正好，守備鳳陽太監(jiān)盧九德想立功升職，便聯(lián)合黃得功、劉良佐、高杰、劉澤清等總兵，以軍隊為后盾，擁立福王朱由崧做皇帝。這個決定，還得到鳳陽總督馬士英的支持。

東林黨在江南沒有兵權，馬士英和盧九德有四位總兵支持，福王朱由崧繼位，就此成為定局。

5月3日，朱由崧成為監(jiān)國，15日正式繼位稱帝，改元弘光，朱由崧至此成為南明歷史上的弘光皇帝。

東林黨沒有支持弘光皇帝，自然是要排擠打擊的。四總兵支持了弘光皇帝，更是需要封賞的。

5月17日，弘光皇帝封黃得功為靖南侯、高杰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鎮(zhèn)守武昌的左良玉也被封為寧南侯。

而在5月20日，已經(jīng)晉升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的史可法，就被排擠出南京的決策中心，到揚州做了督師，其他東林黨也相繼離職，回歸在野的身份。馬士英則晉升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相當于內(nèi)閣首輔。

這一貶一升，黨爭傾向已經(jīng)很明顯了。

再過一段時間，馬士英推薦阮大鋮做兵部尚書，兩人聯(lián)手操縱南明弘光朝的軍政事務。

阮大鋮曾經(jīng)依附魏忠賢，是閹黨的重要成員，魏忠賢失敗以后，阮大鋮又給周延儒提供政治獻金，助他行賄，晉升為內(nèi)閣首輔。因為阮大鋮的政治歷史不清白，周延儒不能直接提拔他，阮大鋮便向周延儒推薦馬士英，做鳳陽總督。

也就是說，阮大鋮和馬士英，早已是政治盟友。

現(xiàn)在馬士英做了南明弘光朝的內(nèi)閣首輔，自然也要回報阮大鋮。

從政治光譜上來看，馬士英、阮大鋮是閹黨的延續(xù)，背后的靠山是黃得功、高杰、劉澤清、劉良佐等掌握軍權的總兵。錢謙益、史可法是根正苗紅的東林黨，除了史可法的督師職位以外，最強力的靠山是鎮(zhèn)守武昌的左良玉。

因為左良玉的伯樂，是東林黨的侯恂。

侯恂之子，就是號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他和秦淮八艷之一的李香君的愛情故事，被孔尚任編成戲劇《桃花扇》......

總而言之，魏忠賢的失敗不代表閹黨的失敗，東林黨和閹黨的黨爭，延續(xù)到了南明。

南明弘光朝，事實上是閹黨建立的。

3、

在1644年的歷史節(jié)點上，軍隊擁立的明朝皇帝只有三個——洪武皇帝朱元璋、永樂皇帝朱棣、弘光皇帝朱由崧。

前兩個是親自打江山的馬上皇帝，他們本身就是最大的軍頭，唯獨弘光皇帝朱由崧，純粹是軍頭擁立的，他本人沒有任何軍功，也沒有任何軍事能力，甚至連“京營”這種嫡系部隊都沒有。

這樣一來，弘光皇帝的軍事權威就被消解了，四總兵，事實上成了南明弘光朝真正說了算的人。

史可法給高杰宣讀圣旨的時候，高杰就非常不滿：“旨、旨、何旨也。爾曾見皇極殿中有人走馬耶？”這句話說的，和東魏權臣高澄的“狗腳朕”差不多了。

黃得功聽太監(jiān)宣讀圣旨，如果感覺圣旨里的話不滿意，立即站起來驅趕太監(jiān)：“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

如果是洪武年間，誰敢這么對待圣旨，朱元璋不把他的九族都剝皮實草了，都算朱元璋發(fā)慈悲，但在南明弘光朝，這就是常態(tài)。

四總兵凌駕在皇帝之上，那么史可法做為督師，也無法指揮四總兵。

劉澤清在淮安營造府邸，發(fā)動軍人、農(nóng)民大興土木，史可法到淮安視察軍隊的時候，竟然被惡吏視為壯丁，拉到工地扛木頭去了，直到劉澤清巡視工地，史可法才跑過去向劉澤清訴苦道：“學生效勞三日矣。”

從這件事就能看出來，督師史可法，其實是沒有任何權威的。

指望一個沒有任何權威的東林黨督師，指揮四個嘗到擁立皇帝的甜頭、不需要打仗立功就能升官封爵的總兵，出師北伐收復失地，簡直是癡人說夢。

對于四總兵來說，掌握部隊保存實力是第一要務，防止左良玉東征是第二要務。而對于史可法等東林黨來說，以左良玉為后盾，改造或拉攏四總兵，遠比北伐重要。

在這樣的背景下，便產(chǎn)生了“聯(lián)虜平寇”的基本國策。

虜是滿清，寇是李自成。

畢竟，明朝是李自成消滅的，滿清入關以后，暫時沒有流露出統(tǒng)治中國的意愿，南明弘光朝的君臣，也不認為滿清能統(tǒng)治中國。這樣的錯誤判斷，讓他們認為，“聯(lián)虜平寇”可以在不出兵北伐的前提下，解除危機。

即便滿清真的要統(tǒng)治中國，劃江而治，也不是不能考慮。

《明史·列傳·卷一百六十二》里，記載了一條史可法的奏疏，就是提議“聯(lián)虜平寇”的——

“在北諸臣，死節(jié)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愿陛下速發(fā)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zhèn)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

那時李自成已經(jīng)退回西安，所以要“直指秦關”，和滿清一起消滅李自成。

當然了，他們不能和滿清作戰(zhàn)，自然也不可能真的“直指秦關”，所謂的“聯(lián)虜平寇”只是紙面計劃而已。

南明弘光朝，就在黨爭的內(nèi)耗中，安穩(wěn)度過一年時間。

公元1645年3月，左良玉以討伐馬士英為名，統(tǒng)兵東征南京，臨行前，左良玉把武昌城洗劫一空。馬士英聽到消息，在朝堂里大罵：

“爾輩東林，猶借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

馬士英的意思是，東林黨和左良玉勾結，要顛覆弘光皇帝、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控制的弘光朝。滿清南征，還有劃江而治的可能，東林黨和左良玉搞事情，閹黨就沒有活路了。

根據(jù)馬士英的說辭，左良玉東征，極有可能就是東林黨策劃的。

不過，左良玉走到江西九江的時候，就死在船里，東征失敗。

4月，滿清的豫親王多鐸南下江浙，用大炮轟開揚州城，史可法被俘遇難，隨后，多鐸下令屠城，揚州死難者達八十萬人。劉良佐部、劉澤清部、高杰部、黃得功部幾乎不做抵抗，陸續(xù)向多鐸投降。

5月，英親王阿濟格抵達九江，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著數(shù)萬兵馬向阿濟格投降。

據(jù)統(tǒng)計，這些向滿清投降的兵馬，將近24萬人，比多鐸和阿濟格的兵力總和還要多。

5月15日，多鐸進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宣告滅亡。隨后，這些投降的兵馬，成為滿清征服整個江南的主力軍，并在各大城市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追根溯源，這一切的源頭，不就是黨爭么？

4、

明朝滅亡至今將近四百年，東林黨的名聲似乎一直不錯，現(xiàn)在的很多影視作品里，東林黨也都被塑造成“正人君子”的形象。

但其實吧，東林黨和閹黨都是類人生物，人間之屑。

東林黨的名聲不錯，我覺得有兩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東林黨以江浙文人為主，而江浙一直是中國的文化高地，四百年來的江浙文人，都和東林黨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些徒子徒孫們，又豈能不給祖宗貼金？

相比之下，閹黨是松散的大聯(lián)盟，魏忠賢的名聲又太臭，那么閹黨就是沒有傳承的，自然沒人重塑閹黨的歷史形象。

另一方面，東林黨的重磅武器的輿論監(jiān)督權，他們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點江山褒貶時事，凡是不服從自己的就打倒批臭，凡是認同自己的就捧上神壇，用一根道德大棒橫掃天下。

這恰恰是沒有格局的小文人的通病，也是他們在其他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出人頭地的最后手段。

而這種沒有格局的小文人，任何時代都是批量生產(chǎn)的，他們就是東林黨的精神傳人。

現(xiàn)在東林黨消失了嗎？

似乎沒有吧。

只要人性不變，東林黨就永遠不可能消失，東林黨就永遠存在。

讀了明朝滅亡的歷史，我們一定要警惕東林黨，更要警惕酷烈且無謂的黨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