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

作者：Natalia Grincheva（新加坡拉薩爾藝術學院）

編譯：鄧詩晴

編校：朱泓宇

原載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23年第2期

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歷史充滿了矛盾和復雜性。包括作為學科術語使用差異、仍未形成準確而被普遍接受的定義，以及學科邊界不清晰，等等。面對錯綜復雜的學術研究歷史，文化外交研究如何演變？文化外交研究中有哪些空白？文化研究的未來發(fā)展的軌跡如何？對此，文章通過梳理冷戰(zhàn)時期以來Scopus數據庫中的所有文化外交學術成果，繪制學術地圖，構建學科編年史，剖析研究主題演變過程，從而發(fā)現(xiàn)以往文化外交研究的不足之處，探索未來文化外交的發(fā)展方向。

論文使用“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作為關鍵詞，對1959年以來Scopus數據庫中的英文學術論文進行檢索，去除檢索中的重復項，結合每篇文獻出版類型、出版年份、作者及其學術機構的地理數據、關鍵詞和摘要等特征數據進行研究。以學術研究的出版年份為對象繪制時間軸、以文化外交學者關聯(lián)研究機構的地理數據繪制學術地圖、基于摘要中各國文化外交案例提及頻率繪制地理分布圖，并對文獻進行內容分析，確定文化外交研究主題并分析文化研究學者探討的文化外交運作機制。

根據學術研究出版年份為對象繪制時間軸，如圖1所示，只有30%左右的文化外交研究發(fā)表于2010年以前，大部分文獻發(fā)表于2009—2021年，其中2019年和2020年約有200篇文章出版，而2021年則有222篇，達到了最高發(fā)表篇數。

圖1 “文化外交”研究發(fā)表（專著、章節(jié)、論文）的時間軸

根據文化外交學者所屬學術機構繪制地理分布圖，如圖2所示，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文化外交學術著作密度最高，其次是俄羅斯、加拿大和中國等。

圖2 “文化外交”學者的地理分布

根據摘要內容，計算不同國家的文化外交案例被提及的頻率，并繪制文化外交案例研究地理覆蓋范圍圖，如圖3所示，文化外交研究案例主要來源于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等國家，同時也包含各大洲的國家和地區(qū)，顯示出較為廣泛的學術研究地理圖景。

圖3 “文化外交”研究的地理分布頻率

美國、英國、中國、俄羅斯一直是文化外交學術案例研究的焦點，這一地理特征可以追溯到冷戰(zhàn)時期。在冷戰(zhàn)時期，文化外交作為一種獨特的外交手段而興起，美國及英國代表的資本主義與蘇聯(lián)代表的共產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立。意識形態(tài)陣營之間的文化、藝術、教育交流的實踐成為友好對話的重要手段，為文化外交的概念化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然而，絕大多數學術研究專注于冷戰(zhàn)超級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淡化了對“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中其他類型文化外交的關注。

當代的文化外交研究案例雖然仍集中在美國、英國、俄羅斯和中國這四個國家，但出現(xiàn)了少部分研究更關注其他國家以及“全球南方”國家，超越了意識形態(tài)的兩極分化。如塞內加爾舉辦世界黑人藝術節(jié)，借助音樂文化交流加強對殖民主義的反抗、促進非洲國家的合作。除此之外，部分研究還討論了藝術家、教育工作者等其他非政治參與者在文化外交活動中的角色和作用，揭示了回顧冷戰(zhàn)時期的學術研究有助于識別當前文化外交研究領域中長期被忽視的主體及文化外交活動，并為探索冷戰(zhàn)外交政策對學術研究的潛在影響提供了新的視角。基于此，文章提出未來文化外交研究應該關注新的文化外交參與主體和邊緣化社區(qū)、土著人民和有爭議領土的文化身份表達，以及文化外交如何成為解決跨文化沖突和誤解的工具。

就文化外交的研究主題演變而言，文化外交包括了語言教育交流到藝術外交等廣泛的活動，對文化外交學術文獻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藝術外交一直是大多數學術研究的重點，然而大部分研究對教育交流關注甚少。目前藝術文化外交的重要主要涵蓋了以下方向：（1）博物館外交和視覺藝術的巡回展覽；（2）文化遺產外交；（3）芭蕾舞和表演藝術外交；（4）藝術節(jié)；（5）音樂巡回演出。

傳統(tǒng)的文化外交研究中更多地關注高雅藝術而非大眾文化，受到了一定的批評。文化外交研究逐漸開始關注流行文化和亞文化等不同形式和類型的文化，所催生出的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外交，如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外交、印度寶萊塢外交，日本漫畫和動漫外交、韓流文化外交等。近年來，新興的文化外交學術研究開辟了探索非傳統(tǒng)藝術實踐的途徑，如“迷因”、街頭藝術等，這些研究表明了文化外交研究需要隨著當代社會人類文化和藝術實踐的迅速發(fā)展而作出相應回應，還應該積極接納新興的數字技術，如賽博格、元宇宙和人工智能技術等，探索新技術媒介帶來的文化外交學術研究的嬗變。

此外，一些全球性議題也逐漸成為文化外交學術研究的重點。未來的文化外交學術研究應更多關注世界主義或跨國文化外交的表現(xiàn)形式及其影響，揭示全球和地方的權力動態(tài)而復雜的關系，并探討這些表現(xiàn)形式對跨國交流、建立和平互惠合作渠道的影響。

文化外交學者一直討論著文化外交關鍵行動者的不同角色、功能和地位，從大型政府間組織到國家資助的知名公共藝術機構，再到個人藝術家甚至媒體名人。傳統(tǒng)的文化外交可被定義為一種由政府主導的文化或藝術交流活動，具有強烈的外交政策議程和目標。在過去十年的文化外交研究發(fā)展進程中，文化外交的內涵卻有了顯著擴展，關注文化外交的預期結果和非政府角色的作用。世界舞臺已成為一個更豐富的異質化平臺，它容納了各種各樣的行為者，這些行為者通過跨國傳播網絡在地方和全球層面進行橫向運作，形成了在國家之間由無數行動者組織的文化外交關系網絡。

商業(yè)文化外交作為文化外交的一個重要分支，其重要性不容忽視。跨國公司作為非國家行動者中的佼佼者，其經濟實力使得它們能夠直接與國家政府進行協(xié)商，以獲取有利政策。同時，出于商業(yè)戰(zhàn)略的考量，企業(yè)也會投入大量資源支持文化和社會事業(yè)，推動“企業(yè)—政府”文化外交的雙向互動，以吸引公眾關注。除此之外，以谷歌或臉書為代表的跨國科技公司在塑造國際文化交流方式上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其核心產品——社交媒體平臺——也逐漸成為國際傳播的基礎設施。這一基礎設施在帶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價值的同時，也可能加劇社會文化和政治分裂。未來研究應持續(xù)關注元宇宙、虛擬現(xiàn)實、增強現(xiàn)實等技術的發(fā)展帶來的全球新的交流模式的變革、數字環(huán)境中的跨文化信任和聲譽管理，以及數字文化外交影響的評估等，以推進對文化外交實施工具和傳播渠道的理解。

文章證明了文化外交研究正隨著時間推移而迅速發(fā)展，文化外交研究不僅納入了新的研究主題，還涵蓋了更廣泛的地理區(qū)域。對過去六十年的文化外交學術文獻研究表明，文化外交研究傾向于響應新的文化和藝術實踐的發(fā)展、技術的進步，以及在本地和全球范圍內發(fā)生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轉型。此項研究主張進行細致地探索，從具體案例入手，超越對國家和區(qū)域文化外交的宏觀覆蓋。其次，文章識別了新興的混合跨國外交，這一類型的外交不僅通過國家之間的文化實踐或藝術表達運作，而且廣泛地涵蓋了新興的全球性社會和政治議題。最后，論文還揭示了文化外交的行動者角色轉變，強調了數字化和平臺化的影響，建議針對新的文化外交渠道和工具開展進一步研究。

原文請見：Grincheva, N. (2023).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30 (2), 172–191. https://doi.org/10.1080/10286632.2023.2183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