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平平常常的一天，蘇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一家醫院接診了幾名病患。

這幾位患者看上去病得不輕，但醫生在診斷后還是給出了相當樂觀的判斷：看樣子只是感染了較為嚴重的肺炎，只要對癥下藥，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哪知一夜過后，事情反倒向可怕的方向發展：3名病患癥狀陡然惡化，渾身長滿密密麻麻的水泡，口鼻也都有黃色的粘稠液體流出。其中兩名患者不治身亡，剩下的那位也氣息奄奄，眼看撐不了多久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多家醫院也陸續接診了狀況相同的患者。經過當地政府調查，種種證據表明此事與當地的一處“禁區”——一座反常的化工廠脫不開關系。

之所以說“反常”，是因為這家企業看上去平平無奇，周邊卻駐扎著大量蘇聯軍隊，其中包括兩個裝甲師。

而就當人們距離真相只有一步之遙時，克格勃突然強勢介入，封鎖消息，沒收資料，銷毀受害者遺體。

當年究竟發生了什么，我們不妨從頭講起。

事發當天的值班醫生瑪格麗塔·伊莉柯回憶稱：患者病情惡化之快簡直令人無法相信，醫護人員幾乎是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等死。

如此嚴重的醫療事故令院方大為驚詫，專家們齊聚一堂，經過研究分析后得出了一種猜想：難道是“死神”回歸了？

所謂“死神”，指的是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黑死病”。從1348年到1350年，它在短短3年里便帶走了2500萬歐洲人，約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而在整個14世紀，全世界有超過7500萬人死于黑死病，恐怕真死神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如今有一種觀點：并非當年人類戰勝了黑死病，而是死亡導致人口密度降低，阻礙了黑死病的傳播。

彼時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狀況像極了中世紀的歐洲：從第一例病患出現開始后沒幾天，各種不成人形、慘不忍睹的遺體便堆滿了各家醫院的停尸房。市民人心惶惶，門都不敢出。

經過調查，當局卻傻眼了。

原來，相關部門出動大量人手，在事發地區進行了地毯式采樣并對所有目標進行逐一排查，結果卻令人意外——他們壓根就找不到一點兒鼠疫病毒的影子！

雖然后來官方給出的說法是“患者誤食了帶有瘟疫的肉”，可根據蘇聯解體后公開的相關資料來看，當時采樣中的食物、水源等樣本都是干凈的。

就在眾人困惑時，有人意外發現了端倪：調查人員將排查過的目標在地圖中一一標注出來，隨后，地圖上便出現了一塊真空區域——一座位于城市北部的化工廠。

巧的是，倘若將病患住所的位置也標注出來，那么地圖上便又形成了一塊狹長區域，彼此所處的位置恰好符合當時季節的風向。

調查有了方向，大伙反倒不知下一步該如何是好了。

首先，患者癥狀明顯不是化學品中毒。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那座工廠不太簡單。

作為蘇聯工業重鎮，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擁有大量工廠和企業，但其中有一部分顯然背負著不能為世人所知的秘密。而那座被懷疑為污染源的化工廠，附近便駐扎著許多蘇軍部隊；旁邊的一座工廠更加離譜，竟被兩個裝甲師包圍保護。

顯然，這壓根就不是什么工廠，而是軍事禁區，里面藏著軍方機密——倘若如此，調查也就到頭了。

果不其然，當局不久后便給出了官方解釋：市民吃了感染瘟疫的肉，有約100人感染，其中64人死亡。雖然報告中附有患者照片，看上去似乎真是感染了瘟疫，但其中卻把許多許多關鍵問題說得含糊其辭。

另一方面，克格勃也橫插一手，扣下了調查者的報告，沒收了幾乎全部的相關資料，甚至還從醫院停尸房里搶走了患者遺體，種種做法十分反常。與此同時，當地政府也組織了大量人力，對整座城市進行了全方位無死角的消毒。

總而言之，當局拿出的架勢和官方報告中輕描淡寫的說辭形成了強烈反差，顯然，蘇聯政府在掩飾著什么。只是事關軍方乃至國家機密，領導不開口，便沒有人敢再問。

直到2001年8月，俄羅斯《火星報》刊登的一篇文章把世人重新拉回了當年的恐怖中。

事情說來非常諷刺。

二戰中發生了這么短小插曲：1943年，歐洲戰局非常不樂觀，美國曾偷偷摸摸向英國運送了一批毒氣彈，暗示英國如果撐不下去了，用就便是。

眾所周知，國際公約中早有條文，禁止交戰國使用生化武器，英國人有賊心沒賊膽，但想了個辦法。丘吉爾在與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往來時，十分隱晦地提到了這批毒氣彈的存在，并表示愿意免費提供給蘇軍使用。

即便當時蘇軍也承受著巨大壓力，每天都要付出慘重傷亡，可蘇聯方面也毫不猶豫地回絕了。這些毒氣彈就被藏在盟軍控制的巴里港中，結果在當年12月2日，德軍在轟炸該港時造成毒氣彈泄漏，意外揭開了這樁丑事，而蘇聯也因恪守國際公約賺了一波好名聲。

諷刺之處在于，蘇聯人對生化武器的狂熱一點不遜色于其他國家。

《火星報》刊文提到：自1918年以來，蘇聯在其境內設立的生化武器秘密研究基地多到無法計數，僅莫斯科州境內就有多達235處！有人做了番夸張形容：其首都莫斯科就被放在一個巨大的毒氣彈之上。

升華武器高效而廉價，其震懾力甚至堪比核武器，世界各國趨之若鶩。而當《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于1972年4月10日頒布，并于1975年3月26日正式實施后，各國便將生化武器的研發設施轉到了“地下”，一般做法是找個荒郊野外設立禁區，建立秘密基地。

蘇聯人則另辟蹊徑，玩了手“逆向思維”，將一部分極度危險的生化武器研究設施偽裝成普通化工廠，設置在了人口密集的市區邊緣。

造成1979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神秘死亡事件的那座“化工廠”，實際上在為軍隊研發炭疽病毒武器。工廠中有許多培養繁殖炭疽桿菌的大罐子，按照正常流程，工作人員要先讓桿菌充分發酵，再用干燥機把桿菌烘干成粉末。

為保障設備通風，干燥機的過濾網要定期清理。

事發當天上午，值班人員拆下了過濾網，怎料他不但沒有立馬將過濾網裝回去，也忘了將此事寫進備忘錄。

接班的同事對此毫不知情，在沒有安裝過濾網的情況下便打開了設備，導致炭疽桿菌粉末順著排風管道離開了化工廠，又被風吹散成了一條狹長的感染帶，被覆蓋的是一座陶瓷廠的工人宿舍區——倒霉的工人們生命已進入了倒計時，他們卻毫不知情。

炭疽桿菌是非常危險的，它能引發被稱作“炭疽熱”的急性感染，在經過1至5天的潛伏期后，患者會先呈現出類似于普通肺炎的癥狀。

倘若當作肺炎進行治療，癥狀還真能出現一定程度的緩解。但很快，患者病情將急速惡化，炭疽引發的急性腸胃炎、腦膜炎、敗血癥等疾病將迅速摧毀人的各個器官，短期內便會讓整個生理系統陷入崩潰。

最短2天，最多4天，患者便會全身潰爛流膿，在極度的痛苦中死去。

最可怕的當屬它的致死率：即便在感染炭疽病初期便就醫，且醫生做出了正確診斷和治療，患者依舊有接近50%的死亡可能；即便沒有把桿菌吸入體內，只是皮膚觸碰，仍有20%的幾率死亡。

后來被派到城市各處消毒的人員中，有不少人就誤觸了炭疽桿菌，感染了嚴重的皮膚病。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炭疽病在初期有著極大的迷惑性，容易讓醫生誤診為普通肺炎，可它在后期的特征也是十分明顯的。

1979年4月4日，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事件中，一位名叫費娜的女醫生對一具37歲死亡患者的遺體進行了解剖，而結果令她大為驚恐，忍不住當場對旁觀的學生小聲說道：“這分明是炭疽熱！”

顯然，當局所謂“市民誤食瘟疫肉”的說法已被證明是謊言，然而在克格勃的警告下，即便有少數人無限接近于真相，他們也只能收斂自己的好奇心，讓秘密爛在肚子里。

據說批準公開此事的是一手搞垮蘇聯的葉利欽，旨在抹黑蘇聯，證明自己所作所為的正當性。

此外，有資料稱1979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事件的嚴重性被官方報告極大地削弱了；就連報告中那些看起來很像死于瘟疫患者的照片，也是克格勃用專業手段修改出來的假照片。

蘇聯生物備戰研究所副主任肯·阿里貝在自己的回憶錄《生化危機》中提到了此事，稱死亡人數遠不止官方報告中提到的64人：“在災難發生一個月后，死亡人數便超過了100人……”

而接診第一例病患的瑪格麗塔·伊莉柯醫生則在筆記中寫道：“截至1979年4月20日，共有350人發病，其中45人死亡，214人瀕臨死亡。”

至于當年究竟有多少人罹難，當局為免遭國際社會譴責隱瞞了多少真相，我們恐怕再無從得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