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宮拍文物，也拍修文物的人

作者｜江夢

編輯｜路子甲

韓童早上7點出發，坐地鐵5號線到東四站，出站乘20分鐘公交直達神武門，然后到了工作單位——故宮博物院。

他在院兒里找到自行車，沿城墻根兒騎行，有風在耳畔，紅墻黃瓦依次從身側滑過。

出生于1993年的韓童是一名攝影師，他也是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一名館員。 每當進入辦公區，韓童都有一種“穿越”的感覺——從一個高度發達的國際大都市，慢慢一步步走入 幾百年前的古建筑群。

在這里，文物修復師以“十年”為刻度進行工作和生活，所有人的時間都在這個紫禁城里面慢了下來。

而韓童，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下了這些人。

今年4月，韓童的新書《以手抵心：故宮文物修復師的故事》出版。“我就是一個搬運工，書里都是修復師的原話。”他這樣定位自己。

“光聽名字，就感覺很新奇”

2016年初，21歲的韓童正在攝影專業讀大四，央視制作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熱播。看完紀錄片他對故宮心生向往。

當年9月，經過考試、面試，韓童入職故宮博物院。剛上班那兩天，正好趕上養心殿大修，主任直接告訴他：“明天去養心殿。”

而有時，工作地點也會在雨花閣，或者 神武門前集合，又或是雙松齋吃午飯，建福宮開會……“光聽名字，就會覺得不一樣，很特別。對吧？”上班不久的韓童感到無比新奇。

拍攝有待修繕的古建筑時，韓童的新奇感更為明顯。比如，他會疑惑，“為什么樓梯這么窄？”他穿43碼的鞋，上樓梯時，腳下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懸空的。

有的宮殿很恢弘，內部空間大，但臥室小，床也小。假使有個身高1.8米的人躺上去，得有一截兒小腿放不下。“可能古人在休息上，更講究隱蔽性、隱私感。”他猜測。

到了下班時間，像班級里安排值日生一樣，每天都有輪值同事到各屋檢查。

“燈關了嗎？”

“關了。”

“閘拉了嗎？”

“拉了。”

由于辦公區經常有文物，下班后屋里不留人。關燈、拉閘、關窗，輪值人員檢查完一圈，確保安全后填表簽字，鎖上大門，把鑰匙交到鑰匙房。

那一溜平房里，有內保科、保衛處辦公室和鑰匙房——鑰匙房門口沒掛牌子，所以初次去鑰匙房的人，可能連門兒都找不著。鑰匙房24小時有人值班，次日一早7點，輪到的同事來領鑰匙，往復循環開啟新一天的工作。

故宮是木質結構，防火是要務。

辦公區內不允許抽煙，室外也不行。如果實在想抽煙，只得開車出神武門或西華門，出了故宮城墻幾百米，把車停在路邊抽一根，過完煙癮再回來。

拍攝過程中，韓童有時也會遇上趣事。

比如修繕養心殿時，工作人員在墻縫里找到了一張清代戲曲節目單。

比如一座木質佛塔多年沒有挪動，落了灰。有天，幾人一齊搬動。搬開后，大家低頭一看，底座上有十幾枚外國硬幣，有蘇聯的、南斯拉夫的，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鑄幣。

“外國人不一定懂佛塔，但會像往噴泉里扔硬幣一樣去許愿。”

韓童感受到，文物再一次與世界產生了聯系，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在不斷生成故事。

今年1月，韓童去揚州出差。那時，揚州有出土的漢墓樣品。臨走前，揚州博物館委托他們帶一件鐵劍回京做檢測。這件鐵劍腐蝕較為嚴重，大約有五六十厘米長。

進了高鐵站，安檢人員不讓帶鐵劍上車，理由是它屬于“管制刀具”。

“誰會舍得用它切水果呢？”，韓童感到疑惑。他和同事趕緊拿出提前準備好的介紹信，隨行的揚州博物館工作人員也和安檢人員解釋。 最后，鐵劍順利上了車。

文物修復進入Next Level

“搞鑄造很累的，天天要磨活，銅器鑄造出來外面有一層很硬的氧化膜，要用手打磨出里面的新銅。這個磨活其實就是練手，練好了手上有勁。” 王有亮出生于1964年，今年正好60歲，至今仍從事青銅器修復與保護工作。

他剛參加工作那會兒，一天要磨一件，干起活來不惜力，指紋都磨沒了。如果趕上夏天，磨一天會出一身汗，滿身是銅臭味。陽光下，微不可見的金屬塵屑直往鼻腔里鉆。

“按照師父的說法，青銅器都是從古代墓葬出土的，多少對身體有點危害，喝點酒能促進血液循環，利于新陳代謝。”王有亮回憶起自己剛進故宮的情形。那是1983年，他還是一個小伙子，一晃40多年過去了。

王有亮解釋，過去修復青銅器用鎏金工藝，會接觸到汞，確實對身體有害——故宮角樓上的金色裝飾部分就是鎏金的，“現在修復都是用鍍金，我們基本不接觸汞了。”

王有亮的師父趙振茂也是有喝白酒“排毒”的習慣。王有亮回憶：“我師父每天中午都喝一兩五的白酒，后來徒弟們也都得跟著學，但是不敢中午喝，下班了哥幾個喝點。”

師父退休后，王有亮接管了銅器組，他也開始收徒弟。

2001年，大學畢業的高飛進入故宮，師從王有亮，開始研究金屬文物的修復保護和復制。

到了這一代年輕人，修復技術和理念發生了變化。高飛愛打籃球，“比較享受這種運動和對抗的感覺”。平時，他很少喝白酒，不開車的話會陪師傅喝一點，“圖個開心熱鬧”。

上世紀八十年代，楊澤華在故宮開放管理處工作，平時并不直接接觸文物。恰逢，故宮與英國一家青銅鑄造公司合作，預計復制1000件青銅器，最后復制了1800件，由于項目工作量大，楊澤華被招進銅器組。

“那個年代國內沒有什么好的條件，大都還是用翻砂鑄造工藝。我們當時用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把銅化了以后，自己翻模子鑄造。當時國內軍工鑄造都沒這么好的條件。”楊澤華感到幸運，那是他第一次了解“硅橡膠鑄造工藝”。

韓童攝于2022年

青銅器鑄出來后，師父趙振茂帶大家打磨做舊，照著原件做，每一個銹斑，包括特別細小的花紋、劃痕都要完全復制下來。

項目里陸續來了一批鼓樓中學和205中學的職高生，大概有十幾人，王有亮正也正是這個階段進了銅器組。

到了交付階段，這批青銅器運到機場，被海關攔了下來。“當時機場的工作人員也沒見過這種情況，還以為是把原件運往國外。”楊澤華只好和同事一一展示每件復制品底部的方印，上面刻著“故宮博物院復制”。

最后，經過一番折騰，這批貨物終于運上了飛機。

技術發展對文物修復的影響，不止體現在青銅器的修復和復制上，也體現在書畫裝裱修復上。

項目結束后，銅器組不需要這么多人，按照個人意愿分配去留。楊澤華很早就喜歡書畫裝裱，順利去了書畫裝裱組，師從徐建華老師。

生于1951年的徐建華是古書畫修復專家，1974年，他被分配到故宮，曾參與《五牛圖》的修復，從事古字畫修復工作近50年。

“書畫裝裱修復是一門綜合技術，首先紙、絹等材料要精通。早年沒有檢測儀器，全靠手、眼，什么材料眼睛一看，手上一摸就要心里有數，這些都要靠平時積累經驗。”

在他的介紹中，古書畫的“常見病”有蟲蛀、開裂、缺失、殘損褶皺、裂、霉變、污漬、空鼓，一些破損無法用肉眼輕易察覺。正因為這樣，老一代文物修復師不得不憑手感和經驗做判斷。

隨著技術發展，透光攝影技術讓古書畫的“傷情”可視化。

比如，在養心殿西暖閣佛堂的墻上，曾貼著一張作者不詳的“壽”字。如果用常規方式拍攝，修復人員無法看出內部破損情況。

而韓童用透光攝影拍攝，字帖像被拍了X光片——四周較厚且有大量細小孔洞，畫面上方有不同程度的開裂和機械性損傷。

修復人員分析，邊緣厚是因為貼的時候刷了漿糊。而漿糊是淀粉做的，小洞是被蟲蛀的。

技術發展為工作人員判斷文物“傷情”，制定科學的修復計劃，提供了詳盡、可靠的依據。

而在陶瓷組，美術學博士紀東歌作為陶瓷修復組負責人，在她看來陶瓷修復的難點又有不同，“木器缺失可以把木頭雕好去補，漆器缺失可以用大漆去堵，但是陶瓷很難用陶瓷去修復，因為經過1200℃以上的高溫燒制，這件器物就被改變了。”

過去，修復陶瓷會用到瀝青、漆，還有蠟。隨著技術進步，工作人員找到了一些新材料模擬陶瓷材質。“類似于整形醫生和牙醫，和材料學結合得比較多。”紀東歌解釋。

師徒關系更純粹

文物修復都有歷史脈絡，以銅器為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宮的一位太監“歪嘴于”，后由宮里傳到民間。

王有亮的師父趙振茂出生于上世紀初，他在舊社會長大，15歲開始在琉璃廠學銅器修復，學滿8年出徒。因為手藝好，上世紀50年代故宮聘請趙振茂做文物修復工作。

“我師父人很好，跟誰都和和氣氣的，但對我們徒弟比較嚴格，干活兒的時候不許說話。后來隨著年紀大了，人和藹了很多，也會和我們開開玩笑、聊聊天。”王有亮回憶。

趙振茂修復過一件漢代青銅馬，后來這件文物被郭沫若命名為“馬踏飛燕”。而他做過的復制品一直存放在倉庫里，過了幾十年一點沒跑色，和原件顏色一模一樣。

那個時代的老手藝人，有一種“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危機意識。起初，趙振茂沒轉變觀念，到了“悶銹”這類關鍵步驟老是把徒弟支開，關起門來，自己一個人在小黑屋里弄。

時間長了，趙振茂在思想上有了轉變，教了徒弟們好多真本事。在故宮中歲月一晃而過，后來王有亮接管了銅器組，繼承了師傅八成手藝。

在帶徒弟這件事上，王有亮則知無不言，“我就是會什么教什么。”高飛經常和師傅溝通，“因為都是工作中很具體的需求，所以這些問題特別準確，他簡單一說，我基本就明白了。”

韓童攝于2020年

師徒倆經常在一塊兒琢磨怎么把文物修得更好。

比如，一些殘片出現了嚴重的礦化，用傳統方式無法焊接。他們學習新材料和新方法，采用新型黏結材料，最大程度地保護文物。

日常生活中，師徒感情也好。高飛說：“師父很護著我，對我也很關心。”

有一年，高飛得了腸胃炎，發低燒請了幾天病假。師傅放心不下，下了班去看他，還給他帶去了好消化的食物。

當剝離了舊社會的“人身依附關系”，師徒關系更加純粹，精力更集中在文物修復上。

“干一行”與“愛一行”

現在，年輕人慢慢加入文物修復的行列。

“一個比較大的感觸是，徒弟的文化水平越來越高了。以前的師傅只會干活，文化水平不高。大家見面都是問：讀過‘高小’還是‘初小’？”徐建華老師解釋，“初小”指沒讀到小學三年級，“高小”指讀到小學三年級以上。

1974年，23歲的徐建華在空軍服役5年后轉業回京。工程隊、勤務部、文物修復復制廠都在招人，他被招進了文物修復復制廠。

那時，徐建華很年輕，對工作沒什么概念。入職前，他想了解廠子是干什么的，于是買了一張票進故宮打聽。

一位姓羅的師傅告訴他：“那是好地方，能學技術。”其他的，什么也沒說。聽到這話，徐建華安心地回了家。

至于去哪個組，徐建華有自己的打算：“第一，我父親是修鐘表的，所以我想學鐘表修復；第二，我想去木器組，那時候如果一個人會木工能打家具，是很受人尊重、歡迎的。”

后來，徐建華就被分配到了裱畫室。

父親對他說： “裱畫不錯，無論刮風下午都在屋里干活，不用風吹日曬。 ”徐建華也很滿意，“我們當時就是服從分配，了解很少，也沒有那么多想法，就是愛崗敬業，干一行愛一行。 ”

徐建華去裱畫室的時候，正好趕上師傅修《清明上河圖》《虢國夫人游春圖》。他從打下手開始，跟著師傅干，邊干邊學， 修復了不少國家級的古代傳世名作畫卷 。

正如徐建華老師所說，現在進故宮“打工”的年輕人學歷更高。從擇業態度上來看，這屆年輕人更多是“愛一行干一行”，主動性更強。

陶瓷組的紀東歌就是如此，她本科就讀于中央美院，因為從小對文物保護感興趣，所以選擇了文化遺產專業。

后來，她考上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曾在北大陶瓷考古項目實習，還在社科院做過一些出土陶瓷修復工作。

2012年紀東歌畢業，以應屆生身份進入故宮。 那時，很多單位都有陶瓷修復的需求，整個行業比較缺人。

她考慮的是，“故宮的館藏瓷器文物約有36萬套，涵蓋了各個時代、品類的陶瓷文物，對于研究陶瓷的人來說，沒有比故宮更好的地方了。”

結語

兒時，韓童家里有一臺相機。沒事的時候，他喜歡拿著玩。長大后，韓童學了攝影專業，從事攝影工作。

當工作的新鮮勁兒過去，和大多數踏入職場的年輕人一樣，韓童也焦慮過。尤其在北京這座大都市里“漂浮”著，有時他也會感到迷茫。

同專業的同學中，有人進時尚雜志給明星拍片子；有人開工作室，拍攝商業性質的海報和宣傳片；還有人進了大廠，一入行就拿到高薪，工作兩三年后工資翻番兒。

墻外的世界，烈火烹油。 墻內的世界，平靜如水。

最后，他選擇寫下了一本書。

韓童為故宮修復師們寫下的書

在故宮的工作區，不少工作人員騎自行車穿行。有的自行車后座還安了塑料椅，用來接孩子。時間像倒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講求“高效”的社會時鐘，在這里慢了下來。

工作時間長了，文物的靜謐與修復工作的嚴謹，逐漸感染著韓童。他發現：“當時間維度拉得足夠大的時候，很多生活中在意的一些小問題，可能也都不是問題了。”

在故宮“打工”的日子里，他的心態變平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