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母重病，亟需手術，已經躺在了手術臺上。

就在這時，患者的兒子徐某和他的父親，被主刀醫生叫到辦公室：

“給我三千元現金，不要微信轉賬，這是專家費！否則，我就不給你媽做手術！”

徐某父子當時懵了，但該醫生卻繼續催促道：

跟你們要三千是“熟人價”，如果是陌生人，我收四千專家費！

在此人命關天的緊急關頭，患者家屬別無選擇，只好立即提取三千元現金。

在把這筆錢錢交給醫生時，徐某悄然打開手機錄像，留下了證據。

老母親的手術很成功，幾天后出院。

住院治療的各項費用，醫院給出了清單，但那三千元“專家費”并未列入其中。

徐某一家將此事曝光，引發了各界的熱議，當事醫生也被調查處理。

以救死扶傷為天職的醫生，居然做出這種事，令人震驚。

尤其是，此類情形，還有多少？

能被曝光的，恐怕只是這個行業的冰山一角。

尤其令人悲哀的是，一些網友留言，居然為那個醫生“洗地”……

當代社會學家王曉波，站在患者角度，寫下了《患者權利論》一書，非常值得一讀。

對類似于那個“不給專家費紅包，我就不給你媽做手術！”的所謂“醫生”——作者認為這種人根本配不上醫生的頭銜和職務——書中有明確的定性：

“乘人之危，只有被貪欲熏黑的狼心狗肺，完全沒有對患者痛苦乃至生命尊嚴的重視。”

“在患者病痛堪危、家屬萬分焦急的關頭，向其索取額外的利益，這無異于敲詐、搶劫！”

醫生收紅包，甚至公然索要，這是國內醫療行業的長久頑疾。

——如果不給錢，后果可想而知，令人不寒而栗。

書中談到這樣一個惡劣案例：

某腫瘤外科名醫，給當地達官顯貴看病，盡心盡力，因為能夠從中收取豐厚的額外利益。

但對眾多慕名而來的普通患者，除非紅包金額足夠大，否則便馬虎敷衍。

對普通患者的手術，雖然名義上是他主刀，但實際上，基本都由他的徒弟完成。

其中幾個徒弟，也或明或暗地向患者 伸手要錢。

還真有個“硬骨頭”的患者，將此事投訴到醫院領導那里。

而這位患者的“后果”，是術后出院半年多，傷口依然沒有完全愈合；

而且在其他醫院進一步檢查時發現，腫瘤沒有被切除干凈，還要再一次開刀。

此類事例在眾多患者之間口口相傳，令眾多患者都一致認為：

醫生惹不起，一定要多給紅包，把每個“掌管著自己身家性命的大爺”，都“孝敬好”。

——如此醫生，簡直成了黑社會！

書中進一步追問：

很多此類狀況，在當地幾乎口口相傳了很久，但從醫院領導到有關部門，似乎一直沒有聽到，也一直沒有處理。

“那些公然敲詐搶劫的黑社會罪犯，之所以長期橫行，通常都有‘上頭’的保護傘。”

“當某些醫生‘黑社會化’，他們的保護傘又是哪些人？明確這個問題，比偶爾揪出某些‘偏巧倒霉’的醫林敗類，更為重要。”

那個被小徐曝光的醫生，居然得到了一些網友的同情。

那些網友的理由是：該醫生確實把小徐母親的病治好了。

似乎這就是收取紅包的正當理由。

確實，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國內的醫生，薪酬收入確實偏低，而且工作往往更加繁重（因為中國是人口大國，而且老齡化問題越發凸顯）。

甚至有這樣一種說法：醫生救了你的生命，無論向你索取多高的報酬，都不過分。

然而，書中強烈反對上述觀點。

因為，紅包之類的灰色收入，一旦被“正當化”，那就幾乎意味著：

“技藝杰出的醫生，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最有錢的那部分患者身上，因為只有這些患者，能夠給出金額最高的紅包。”

“至于你我之輩的普羅大眾，生命活該被醫生漠視。”

這是不折不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或曰“強者通吃、弱者該死”的“畜生道叢林法則”。

人類社會絕不應該墮落到這種地步。

至于醫生的酬勞，書中也有提及，并認為應當不斷改善、提高。

“最好讓醫生成為全社會公認的高收入職業，但他們的收入，必須有章可循，而非‘灰色’，而且決不能建立在剝削患者的基礎上。”

尤其是，當社會的發展水平，尚未達到讓醫生普遍擁有高收入的程度，醫生不應貪圖額外的利益，必須把救死扶傷放在首位，對所有患者一視同仁、悉心治療。

沒有這種職業道德的人，索性脫下醫生的白大褂，去做其他更能發財的行業吧。

小徐一手把三千元紅包交給醫生，另一只手則悄然打開手機，暗中錄音錄像……

這成為揭露出那個醫生的關鍵證據。

在證據即將被曝光前，據說那個醫生，以及醫院的領導，都紛紛找小徐談判：

“你報個價，要多少錢我們都給你，只求你把那個視頻刪掉，讓此事私了……”

小徐拒絕了，將此事曝光。

我們可以想象，或許小徐也曾考慮過私了——畢竟對自己沒有損失，而且還能從中獲利。

但是，也許他的拒絕，除了“曝光丑惡”義憤之外，還有對醫院的顧慮。

萬一醫院的“給錢私了”，同樣錄音錄像，然后拿著影像證據報警，那么，自己恐怕就成了敲詐醫院的罪犯！

——換言之，醫院和患者之間，已經失去了任何信任。

而這一點，也是書中反復談到，并且最為憂慮的。

醫患之間的信任危機，一個最尖銳的表現，就是屢屢發生的醫鬧，甚至暴力之鬧。

一些確實無辜的醫生，也不幸遭到暴力殘害，或者說，淪為“不健康的醫患關系的替罪羊”。

“在很大程度上，頻發的‘醫鬧’現象，未嘗不是‘被逼出來’的，醫療界也需要自我反思。”

“當然，醫鬧絕不可取，其后果，是醫患關系的進一步毒化，是醫患雙方共同受損。”

書中的這番話，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也希望，類似“不給紅包，就不給你媽做手術”的行徑，不要再出現在任何醫院。

每個醫生都應恪守最基本的職業倫理底線，這也是重建醫患信任關系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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