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聊了普通人為什么不要鼓吹戰爭，這次來聊聊另一個密切相關的話題：在普通人中，鼓吹戰爭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們究竟出于何種動機。

之所以強調“普通人”，是因為發動戰爭需要民意基礎，也就是絕大部分的普通人的支持，無論這種支持是被動還是主動，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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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吹戰爭的人中，最顯眼莫過于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這個概念在我過往的文章中被頻繁提到，很多人估計都厭煩了。但討論當下的社會心態，這種現象是繞不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人的國際思維。

熱衷于鼓吹戰爭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一般分為兩類人，第一類是對本國歷史、文化、制度擁有偏執到瘋狂的認同感與自豪感、認定這些元素是構成其身份唯一核心的人。

對于這類人而言，國家和民族不僅僅是一個外在的集體，更是他們尋求自我認同的主要途徑，個人價值也不再具有獨立性，而是與國家尊嚴、民族榮譽深度綁定且不可分割，一榮俱榮，一辱俱辱。

當個人與國家、民族重合，他們便會把這兩樣東西視作最高原則，優先級大于一切。而一旦進入這種極端狀態，也就意味著失去了看待國家與民族問題的理性以及與外部世界交往的正常心態。

一方面，他們將變得自卑，過度依賴于從外界對本國的認可或正向反饋中尋求自我肯定。另一方面，他們又會變得自大排外、極度敏感，對外界的否定和負向反饋反應過度，如臨大敵。

尤其是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一點風吹草動都被當成是對個人身份與自我價值的攻擊與否定，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脅都被視作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榮譽的侮辱與挑戰，是關系到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機。

如此一來，在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眼中，發動戰爭就不再是反人類的倒行逆施，而是捍衛尊嚴與榮譽、解決生存危機的必要之舉，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自我防衛”，是給那些不尊重我們之人的小小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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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極端民族主義者是希望借由戰爭來完成歷史復仇、洗刷歷史屈辱的人。

如果說民族主義塑造了中國人的國際思維，那么近代歷史（這里以新中國成立為現代史開端）則塑造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

當然，這么說其實不太準確，畢竟歷史本身是客觀的，會對后人產生什么影響完全取決于怎樣去描述它。這一區別在中國社會體現得尤為明顯。

我們在回顧歷史時有一個特點——總是著重于強調“受害者”的身份，而忽略了對戰爭本身的反思，即用“勿忘國恥”取代了“反對戰爭”。

深刻的恥辱記憶確實能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國族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明顯：人們為了補償歷史的屈辱、平息內心的憤怒，往往會產生一雪前恥、以牙還牙的強烈沖動，特別是在自認為強大之后，復仇將成為一種集體渴望。

這種心態會橫向在社會中蔓延、縱向在代際間傳承，以類似“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為名，出現在一切因歷史引發的民族矛盾、領土爭端與國際沖突上。

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種疑問：“中國都如此強大了，為什么還要處處隱忍？”言外之意就是，我們既然具備了主動出擊的能力，就沒必要再裝和善，應該給那些欺負過我們的國家一點顏色看看。

是的，妥協與退讓在這一類極端民族主義者眼里，是不可接受的，他們迫切希望通過戰爭與武力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實現復仇、證明自己，奪回那些曾經失去的、本該屬于我們的東西。

不難發現，以上兩類人與二戰前的德國人頗為相似，是最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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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極端民族主義者，還有兩類人喜歡鼓吹戰爭。

一類就是崇尚用武力解決問題的人。在這類人中，有的是因為歷史原因，比如經過了近代史的洗禮，見慣了那些用堅船利炮征服世界的西方國家，認為“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內”。

有的則是出于對武力的英雄化。無論是社會塑造的英雄人物、廣為傳頌的英雄故事，還是那些被文學、影視、游戲浪漫化的戰爭場景，都弱化了戰爭本身的血腥與殘酷，使其更像是一場充滿英雄主義色彩的、壯麗而弘大的冒險。

還有的是被環境所影響，將自身利益的損失歸因于那些被過分夸大的外部威脅，出于恐懼，他們更傾向于用武力作為自衛手段。

這些原因使得很多人容易忽視時代變化、錯估戰爭代價、懷疑和平手段，一旦遇到沖突與爭端，武力就成了他們心中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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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類就比較單純了，也是相對來說最能被理解、最值得同情的。

他們大多是對現實處境感到不滿卻又無力改變的人，這種不滿可能來自經濟困境、社會不公亦或鄭智失望，而戰爭就成了他們改變現狀的唯一方式。

這就像拿到一手爛牌的玩家，在看不到任何贏的機會且一輸再輸的情況之下，只能寄希望于有人掀桌子，重新洗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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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說的四類人并沒有嚴格的劃分標準，他們之間在身份或者動機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除了這些人之外，也還有因為其他原因而鼓吹戰爭的群體存在。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雖然支持戰爭的人仍然很多，但反對戰爭的人也不少，畢竟作為一種非理性的大規模暴力行為，哪怕是對于最后一類人而言，戰爭的代價也是難以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