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漢奸罵人“滾了也好，可免后禍”，竟然頗有幾分道理

作者：拔山軍指揮使

近日，筆者看見老王寫志愿軍第一個叛徒的文章，又看見馬駑介紹陶希圣夫婦生平的文章，遂不揣淺陋，也想在這兩個題目上發揮一下。筆者這個文章從何處做起呢？不妨從羅君強與陶希圣的關系入手，從羅君強的回憶文章做起吧。

羅君強與陶希圣之間，是什么關系啊？毋庸諱言，是十分惡劣、互相傾軋的關系，是天敵、死仇。

早在當時，汪偽漢奸集團中便嘖有煩言，說陶希圣就是讓羅君強給擠走的。而根據別的漢奸回憶，羅君強有一次直認不諱，當著大家的面揚言說：“有人說羅君強太厲害了，連陶希圣先生都讓他給逼走了。我不害怕別人罵我，這個責任，我愿意負擔。陶希圣就是給我趕走的，又該怎么樣？有本事也把羅君強趕走嘛！”

多年之后，當事人羅君強已經成為功德林“學員”之一，受到人民民主專政鐵拳教育，他老實了。老實的羅君強承認：“我和陶希圣積有私怨。”

譬如說，他在回憶文章中，拐個“彎”也不忘帶上一句：“在陳布雷自殺以后，陶希圣更做了蔣的親隨，跟著到處跑了。”

陳布雷是在蔣家王朝行將滅亡之際，心灰意冷而自殺的。而陶希圣在陳布雷死后得以成為蔣的親隨，跟著到處跑，無非是在退居海島以后的事情。試想，在這個時候，羅君強早已成為一個永世不得翻身的死漢奸，人家陶希圣在蔣那里混得怎么樣，跟他又有什么關系呢？陶希圣回去找蔣報到以后的輿論風評無論怎么樣，難道就能改變他羅君強作為漢奸的歷史定位嗎？

（上海提籃橋監獄，是你羅君強永遠的家）

可羅君強偏不這樣想，即便在回憶文章里，他還是要不無怨毒地帶上這么一筆。以此觀之，他對于陶希圣的這種“私怨”，可謂深矣，就算自己成了階下囚，仍不能釋懷。

那么，羅君強與陶希圣的這種私怨，究竟是怎么產生的呢？馬駑的文章認為，這是因為《中報》問題的緣故，陶希圣做了汪偽“國民黨”的“中常委”、“中央宣傳部長”以后，要求羅君強將《中報》改為《中央日報》，由他陶希圣的“宣傳部”來管轄。《中報》是周佛海的“嫡系”羅君強和金雄白辦的，當然遭到羅君強一口回絕。非但如此，羅君強還寫來一封信，將陶希圣罵得狗血淋頭。陶希圣受此侮辱，便持羅君強此信向汪精衛哭訴。

（1937年陶希圣父子在故宮）

羅君強本人說，他寫信痛罵陶希圣，陶希圣再向汪逆哭訴，確有其事。他還添油加醋地說：“陶持信哭訴于汪精衛，竟至磕了一個頭。”

可對于陶希圣要他將《中報》改為《中央日報》之事，羅君強卻不承認。羅君強說，他給陶希圣寫信并不是為此事，而是為了“警告”陶希圣，他正在籌備辦《中報》，“你當宣傳部長我辦報，今后只能幫忙不能搗蛋，如果再像從前一樣誣蔑懷疑我，我對你還是不客氣的！”

羅君強不承認要將《中報》改為《中央日報》一事，我們從時間線上去考察，的確對不上。羅君強他們這個《中報》正式出籠、發行創刊號的時間點，是1940年3月30日，與汪偽政權的正式出籠同時。而高宗武、陶希圣他們，則是早在1940年初便迷途知返，逃往香港了。

陶希圣這個“宣傳部長”，是否至于盯上一個還在籌備階段的《中報》，還要將它改為汪偽“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呢？據筆者看來，令人存疑。

羅君強不承認這起《中報》矛盾，那么，他與陶希圣的私怨，可能比我們大家想象更加久遠。羅君強說，陶希圣“從前”就“誣蔑懷疑”過他羅君強。至于什么時候才叫做“從前”，又是怎么個“誣蔑懷疑”呢？他語焉不詳。

羅君強回溯他認識陶希圣，是在1926年。他在回憶（坦白）中說：“我當時（1926年周佛海到上海參加‘孤軍社/獨立青年社’時）在上海讀書，由我堂叔羅增益介紹加入‘獨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間里開始認識的。何公敢（‘獨立青年社’創始人之一）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編輯，由他介紹編譯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匯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軍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為好友。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寶山路商務印書館舊址）

羅君強與陶希圣既然早在1926年就認識了，那到1940年為止，他們這十幾年的相處過程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發生。陶希圣完全有可能在這十幾年之中的某個時候得罪了他，讓他認為陶希圣是在“誣蔑懷疑”他。這揭示了“小人同而不和”的道理，盡管他們同為周佛海的核心班底，也可能因小事而失和。

總之，1940年初陶希圣迷途知返，潛回香港，大約真讓羅君強有了“贏了一局”，終于擠走了陶希圣的欣喜，于是在汪逆親自召開的干部會議上，他居然洋洋自得，以至于放出狠話來。

羅君強為陶希圣的離去而暗自竊喜，可汪逆卻哪里能有他這好心情。羅君強回憶道：“高、陶出奔，對汪偽漢奸方面當然是一大沖擊。汪精衛乃在自宅召集一次干部會議，李士群還在會上建議派人到香港，再找他們回來。”

李士群與羅君強后來也產生了嫌隙。嫌隙怎么產生的呢？按照金雄白的說法，是因為爭奪“稅警總團”控制權的問題；按照汪曼云的說法，是因為爭奪“清鄉委員會秘書長”寶座。

羅君強與陶希圣有私仇也好，與李士群爭權奪利也罷，無非都是如筆者前面文章所說，是“狗咬狗”的斗爭。不過，客觀地說，在1940年初時，羅君強與李士群的矛盾還沒有產生，甚至說，他們之間還是“合作”關系，還在“稱兄道弟”，這時李士群建議找回陶希圣，并不是給羅君強“上眼藥”。

但是，羅君強是一個吃不得半點虧的人，不管提議找回陶希圣的人是誰，都觸碰到了他的痛處。他立即在會上當面放出狠話：“陶希圣反復無常，人所共知，滾了也好，可免后禍，我代表青年同志反對再找他回來。”

他這一句話，把汪精衛給頂在杠頭上了。汪精衛最怕別人將他的軍，現在羅君強明確表態，還“代表青年同志”，那汪精衛怎么辦呢？

據羅君強說，汪精衛只是搓了幾下手，訥訥說：“這也是我的不好。”

汪逆說完這句話后不久，這場“高級干部會議”便散會了。找回高宗武、陶希圣的事情再也無人提起，而羅君強就在擠走陶希圣一事上，取得了完全勝利。

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大公報》上披露了日汪密約。這時，羅君強正追隨汪逆在青島參加南北漢奸合流分贓會議。看到“密約”曝光，高、陶成了“叛徒”，羅君強反而很興奮，因為這更讓他找到了把陶希圣踩到泥土里的機會。他幸災樂禍地對汪精衛說：“陶希圣一向鬼鬼祟祟，我向來討厭他，你和周先生（周佛海）偏偏當他是心腹之人，這次上當不小吧。”

羅君強對于陶希圣的怨毒極深，始終沒有化解，這句話無非是一個注腳罷了。

羅君強與陶希圣的恩怨，早已往事如煙。不過，據筆者看來，羅君強有一句比較有個性的話，值得我們記住，那就是他說陶希圣“反復無常，滾了也好，可免后禍”。

陶希圣脫離汪偽漢奸集團，是迷途知返也好，是反復無常也罷，當然不見得由羅君強說了算。但是，哪怕是羅君強這樣的漢奸也知道，反復無常、鬼鬼祟祟的人，是不妨讓他“滾了也好”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將來出現無妄之災。

就拿老王文章中揭示的志愿軍叛徒來說吧。如果我們不把作為個體的志愿軍官兵過于理想化，那我們就可以發現，志愿軍官兵的來源其實并不單純，甚至可以說是魚龍混雜。在這之中，原國民黨軍人員，甚至進過蔣介石中央軍校的頑固人員，也是所在多有。

譬如說老王寫到的，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中，40軍出現的志愿軍第一個叛徒，就是原國民黨軍的頑固人員，他碰上韓軍中的原國民黨軍人員，而被勾引過去了。

我覺得，羅君強的話放在這里，也有一定道理。像這種潛伏在志愿軍中的原國民黨軍頑固分子，我們有什么理由為他當了叛徒而痛心疾首呢？這樣的人跟韓軍接上頭，跑去找他的“蔣總統”、“李總統”報到，難道不正是滾了也好，免得后患嗎？試想，如果他接觸到什么機密以后再叛逃，會有多少英勇的志愿軍戰士被這個叛徒害死？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現在。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些“專家學者”，不是著眼于中國國情，研究中國如何崛起，而是專門替美國和美國人操心，操心美國人是該學漢武帝“輪臺罷兵”，還是學明仁宗“洪熙新政”。

這種人，他要是愿意早點滾到“他的”美國去，找他的特總統、萬副總統、盧國務卿，或是拜總統、哈副總統、布國務卿報到，那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也同樣應該高呼一聲：“滾了也好，可免后禍！”

筆者想來，這種人如果滾到美國去了，我們且不妨放幾掛鞭炮歡送他。

（本文作者：拔山軍指揮使，“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