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阿薩德政權？它為何最終被敘利亞人民拋棄？

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終究是亡于高度腐敗，亡于長期搞不好經濟，人民生活沒有提高。在阿薩德政權建立前夕的1969年，敘利亞人均GDP全球排名第59，屬于較為發達的發展中國家，2007年跌落至第142名，2022年繼續下降到第179名，系半個多世紀以來治理最失敗的國家之一。

（1）敘利亞的阿薩德家族政權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崩潰，目前，俄羅斯外交部已經證實巴沙爾一家已經抵達俄羅斯，進行政治避難，統治敘利亞54年的阿薩德王朝落下了帷幕。

阿薩德政權何以覆亡？輿論場有很多解釋，以筆者看到最多的是歸咎于外部力量的干涉，比如美國、土耳其、以色列等，不可否認外部力量各有所謀，對敘利亞陷入長期的人道災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并加劇了為后阿薩德時代的轉型的難度。

但是如果我們認真了解敘利亞的現代歷史，就可以發現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之覆亡，根本仍在于阿薩德家族和復興社會黨雖然托名實行阿拉伯社會主義，但是并沒有建立一個較為現代的治理模式，仍舊依賴傳統的家族、部落、教派小集團統治的路徑，大搞特權腐敗，人民的生活一直不能得到改善，這種治理模式終究會被人民所拋棄。

（2）我們先看阿薩德政權的統治架構的構建。這個政權最核心力量是阿薩德及其聯姻家族，他們一直掌握著這個國家的關鍵權力和經濟資源。第一代的重要人物有：

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他于1971 年至 2000 年擔任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政權創建者；

阿尼薩·馬克洛夫（Anisa Makhlouf），哈菲茲的妻子，長期擔任敘利亞第一夫人，即便是阿薩德去世后，她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發言權；

里法特·阿薩德（Rifaat al-Assad），阿薩德總統的幼弟，長期擔任敘利亞副總統，敘利亞軍隊實際控制人之一，1982年曾經指揮軍隊鎮壓哈馬穆兄會的反抗政府世俗化行動，整個城市幾乎被摧毀，造成2-4萬人的死亡，后來阿薩德決意傳位于子，地位逐漸邊緣化；

賈米爾·阿薩德（Jamil al-Assad），阿薩德總統的另一位弟弟，預備役部隊指揮官，他同樣后來在政治權力交接程序確定后被邊緣化。

加齊·卡南（Ghazi Kanaan），賈米爾·阿薩德的兒女親家，長期擔任軍事情報部門高官及內政部長；

沙菲克·法亞德 （Shafiq Fayadh），阿薩德總統的姑表弟，精銳部隊第 3 裝甲師師長；

穆罕默德·馬克洛夫（Mohammed Makhlouf），前第一夫人阿尼薩的弟弟，也就是老阿薩德總統的小舅子，他在阿薩德家族執政后成為敘利亞航空和國有煙草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敘利亞房地產銀行 （REB） 的董事。他還是三菱汽車和可口可樂的獨家代理人，以及一家名叫 Al Furat Petroleum石油公司的合伙人，掌握約 65%的股份，殼牌石油等持有剩余的35%的股份。他的長袖善舞讓馬克洛夫家族成為敘利亞的孔宋家族，擁有約上百億美元的財富。

(阿薩德家族成員）

到了這個政權的第二代，更是枝繁葉茂，更廣泛地控制著政府、軍事和企業的核心部門。

阿薩德總統家庭成員有：

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2000年繼承父親總統職位，一直到2024年12月8日政權被反對派顛覆； 阿塞夫·肖卡特（Assef Shawkat），巴沙爾的大姐夫和最信賴的助手，擔任副總參謀長和軍事情報負責人，2012年死于謀殺，享受了隆重的國葬禮； 馬赫·阿薩德（Maher al-Assad），巴沙爾幼弟，是共和國衛隊（Republican Guard）和軍隊精銳的第四裝甲師（Fourth Armored Division）的指揮官，這兩支部隊是阿薩德政權的御林軍、最精銳軍事力量。

巴沙爾總統的本族堂兄弟中有：

哈埃爾·阿薩德 （Hael al-Assad），第 4 裝甲師的憲兵隊長； 祖海爾·阿薩德 （Zouheir al-Assad） 保衛首都的精銳部隊第90旅旅長； 侯賽因·阿薩德（Hussein al-Assad），精銳部隊侯賽因獅子旅旅長。

巴沙爾總統的姑表兄弟沙利什 （Shalish） 家族成員有：

Dhu al-Himma Shalish 將軍，總統府衛隊負責人； Asef Isa Shalish，敘利亞著名軍火貿易公司SES 的負責人，控制與伊拉克和伊朗的武器貿易； Riyad Shalish，敘利亞軍隊建設辦公室主任，后來將軍隊建筑公司私有化，獲得巨額財富，半島電視臺等媒體認為Shalish 家族的凈資產超過 10 億美元。

巴沙爾總統的舅舅家表兄弟有：

拉米·馬克洛夫（Rami Makhlouf ），敘利亞首富，國家電信公司Syriatel的大股東，同時持有敘利亞最大控股公司 Cham Holding 50% 的股份，還擁有敘利亞免稅市場的獨家運營權，敘利亞國際伊斯蘭銀行、Al Baraka 銀行、卡塔爾國際銀行等金融機構出資人，Al Watan、 Ninar、Dunya TV、Promedia等媒體的控制者，英國《金融時報》認為敘利亞60% 的經濟資源都在他的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下； Iyad Makhlouf，安全總局官員； Ihab Makhlouf，SyriaTel的前副主席，同時控制著敘利亞的外幣兌換市場； Atef Najib，巴沙爾的表姐夫，德拉政治安全局的前負責人，敘利亞內戰的引爆人。

（敘利亞電信，巴沙爾的表兄Rami占有75%的股份）

（3）阿薩德政權第二層核心是阿薩德家族所屬的卡爾比亞（Kalbiyya）部落，該部落有48萬人，約占全國人口的2.5%，阿薩德政權執掌要害的高官（比如長期擔任總參謀長的Ali Aslan、特種兵之父Ali Haydar）一般都來自于該部落，相當于敘利亞權力系統的“正黃旗”。

第三層是阿薩德家族所屬的信仰團體阿拉維教派（Alawites），該派別被認為是泛什葉派的一部分（因此阿薩德政權被伊朗視為盟友），敘利亞阿拉維派人口約240萬，占全國人口12%左右，不過據統計，該國70%以上的軍人和85%以上的將校級軍官都屬于阿拉維派，像前副總統Mohammed Nasif Kheirbek，前國防部長Ali Abdullah Ayyoub、Mohammed Dib Zaitoun都是阿拉維人。

（敘利亞族群結構，雖然多元，但是遜尼派仍占多數）

在敘利亞，即便你是阿拉伯族裔的穆斯林，如果既非Kalbiyya部落出身，又非阿拉維派信仰者，那只能是“二等國民”，這也是伊斯蘭國（ISIS）和沙姆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Sham，簡稱HTS）等遜尼派極端主義勢力能夠獲得占人口多數的遜尼派國民支持的原因，因為他們長期處于被排斥的地位。

所以，敘利亞雖然立憲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1973年至2012年），敘利亞執政的復興社會黨（Arab Socialist Renaissance Party，或Ba‘th Party）雖然托名為社會主義政黨，但是復興社會黨曾經執政的無論是敘利亞，還是伊拉克，他們的“社會主義”都建立在教派和部落基礎上，最終還是徒有社會主義其表。

又加上阿薩德家族長期擔任部落酋長（而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創始人多數是草根出身），阿薩德父子統治國家很難脫離封建王朝治理模式的窠臼，不僅父死子承，并且兄弟同時擔任總統、副總統，滿朝文武都是家族成員。

同時，阿薩德政權也不像東歐、蘇聯社會主義政權那樣，通過建立一個可以吸納大多數社會精英的官僚體系進行統治，而是典型中東式的，以本部族阿拉維人為根基的軍隊、情報和警察系統作為統治支柱。阿薩德上臺時敘利亞軍人數量僅有7萬人，1984年則暴增到36萬人，即便是后來中東局勢逐漸平穩，軍人數量一直維持在30萬人左右，此外情報、警察系統人數也多達近20萬，國家公職人員的一半都受雇于軍事安全體系。

（4）這種依賴少數人，排斥主流精英實施統治的辦法，只有不斷給予統治同盟者特權，持續強化利益傾斜，才能鞏固和維持統治。因此，敘利亞存在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利用特權，中飽私囊，無論是在老阿薩德的國有管制時代，還是巴沙爾的自由化時代都能“躺贏”。

一些核心家族簡直可以用富可敵國來形容，即便是早已邊緣化，飽受阿薩德父子打擊的里法特·阿薩德，因為犯有洗錢罪和偷稅漏稅罪，2017年被西班牙法院查封了名下的76家公司，賬戶共有資金約7.36億美元，2020年被法國法院查封的巴黎豪宅價值約1.06億美元，這些錢巨大多數是從國內轉移出來的，而敘利亞的GDP不過150億美元左右。

（里法特·阿薩德在巴黎福煦大道的豪宅及其內部裝飾）

阿拉維人為主體的軍警情系統，也是一個龐大的食利階層，比如老阿薩德總統給予軍人很多特權，軍隊合作社可以享受低價優質產品和免稅進口商品供應，軍官可以無息貸款購買別墅，可以享受免費的醫療和旅行津貼。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報告，敘利亞軍費支出的GDP占比也長期占GDP的10%以上（相比之下中國只有2%左右），是全球軍費占比最高的國家之一，如果加上泛安全領域支出，總占比約20%左右。我們知道發展中國家的總勞動報酬一般GDP占比也就是20%左右，顯然這幾十萬敘利亞的“八旗子弟”，一年所獲得的財政報酬，就可以跟2000萬國民相當。

而另一方面，廣大人民忍受著貧困，2005年是該國經濟情況最好的時候，青年勞動力失業率仍超過25％，大學生通常在畢業4年后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通貨膨脹嚴重，2005年通脹率為6%，2006年通脹率在9%至10%之間；當時7成勞動力月收入不足100美元，有30%以上的人口處于貧困線以下，其中200萬人口難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聯合國計劃開發署）。

（敘利亞失業率不斷攀升，來源：世界銀行）

阿薩德政權建立前夕的1969年，敘利亞人均GDP為367美元，全球排名第59位，在亞洲經濟體中僅僅低于日本、香港、新加坡和土耳其，高于馬來西亞（364美元）、韓國（243美元）和泰國（192美元），更遠遠高于中國，屬于較為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然而到內戰開始前的2007年，已經跌倒全球第142名，所以，即便不考慮戰爭因素，敘利亞在1970年之21世紀初的時間里，仍是全球治理最失敗、經濟地位下降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2022年則在聯合國192個成員國中排在179名，成為全球最落后國家之一。

（資源缺乏、人口高速增長和治理失敗，導致了敘利亞貧困率高居不下）

另根據透明國際公布的清廉指數，敘利亞常年處于最腐敗國家水平，2023年總得分為 13（100分為滿分），在180 個國家中排名第 177 位，即便是比中東北非國家平均分34分也要低很多。敘利亞人民和有正義的人士，并不是不了解國內的腐敗情況，但是他們絕大多情況下也只能敢怒不敢言，2001年國會議員Riyad Saif和Mamoun al-Homsi曾經批評總統舅舅Makhlouf家族的商業腐敗，他們很快就被逮捕，然后被判處七年監禁。

（5）因此，當內戰爆發，這個國家面臨著被外部支持的武裝勢力顛覆的危險的時候，人民保衛政府的積極性是很低的，因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非阿拉維派國民并不能從現政權中獲得多少好處。到最后，政府只能依賴阿拉維人而戰，也只有獲得這個制度紅利的阿拉維人才有動力去保衛它。

我們也可以發現，當阿拉維青年大量死亡(僅在2011年至2017年之間，就有約10-15萬阿拉維青年戰死)，兵源走向枯竭的時候，敘利亞的軍事力量也就走向式微，國防力量也就很難維系了。在內戰前敘利亞有現役人員29.5萬，準軍事部隊10.8萬，而到 2023 年，現役人數已經不足14萬，準軍事和預備役部隊已經不足5萬，并且士氣渙散、裝備損失巨大，根本無力抵抗應對反政府的進攻了。

就像當滿清王朝的八旗和綠營都耗盡的時候，北洋諸系的漢人新軍是沒有動力保衛這個壓迫漢族的政權的，武昌起義后，南方革命黨人基本沒有經過多少戰斗，清政府在四個月內就土崩瓦解。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阿薩德政權的很多核心成員、最大既得利益者們并沒有選擇留在國內與人民一起忍受苦難，而是選擇了遠走高飛。2012年后，巴沙爾的母親Anisa和姐姐Bushra長期居住在迪拜的豪華公寓里，Bushra的五個孩子都就讀于高級私立學校，其中一人于2019年前往倫敦藝術大學就讀本科學位。

巴沙爾的首富表弟Rami同樣遁走迪拜，居住在價值2000萬美元以上的豪華別墅里，他還曾試圖在2009年、2010年兩次試圖獲得奧地利公民身份，以及在2011年獲得了塞浦路斯公民身份。Rami的兒子Ali是美國洛杉磯的豪宅擁有者，2022年被記者發現在比佛利山莊被駕駛一輛法拉利 Spider跑車，他的另外一個兒子Mohamed，也多次被記者拍攝到在法國和希臘參加豪華派對。

（巴沙爾表侄Mohamed的豪車及游艇）

巴沙爾的小舅子Firas al-Akhras繼續從分發戰時供給和補貼中牟利，而姑表親Shalish家族利用在建筑承包領域的特權，又在戰后外國援助的重建項目中獲得了不菲的收入。

（7）我們應該承認巴沙爾夫婦是頗有報復和志向的。巴沙爾上臺后對于經濟市場化改革，限制權貴集團的腐敗，削弱軍警情系統的開支，推行政治公開化非常積極，他的夫人Asma也是一位熱心慈善的人，但是巴沙爾不是蔣經國、也不是鄧小平，他無力改變父親留下來的龐大的利益集團，他的改革并沒有讓老百姓獲得多少好處，反而讓特權集團又在市場中再贏一次。

最終他的改革四面碰壁，滿腔熱情逐漸耗盡；同時，他也像父親那樣對于捍衛統治權毫不心慈手軟，在德拉等地發生反政府示威后，他選擇了與這些權貴階層一起合作，去撲滅反抗勢力，他默許或縱容了權貴集團的殘暴行為，比如無差別攻擊醫院、學校以及采用化學武器等（這些行為都受到了阿拉伯國家聯盟以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古特雷斯的譴責）。內戰也導致了敘利亞發生嚴重的人道災難，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機構的調查，2011年至2021年之間至少30.6萬無辜平民死亡。

所以，2024年的敘利亞已經沒有多少人留戀阿薩德政權，就連軍隊也不愿意做無謂抵抗，這個政權的最后幾年依賴俄羅斯每年至少20億美元的援助維持著，當俄羅斯因為烏克蘭戰爭財力捉襟見肘，無法繼續加強輸血的時候，馬上陷入崩塌。12月8日，巴沙爾在連政府總理都不通知一聲的情況下，飛到莫斯科去避難。

在巴沙爾消失后，敘利亞人民走上街頭慶祝自由的降臨，反政府打開大馬士革的監獄，數千名政治犯被釋放，有的已經被關押了40多年，還有婦女和兒童。不過，很難說人民會迎來命運的轉折，因為阿薩德王朝已經耗光了社會資本，導致社會潰敗，社會重建談何容易！又加上各大國和鄰國在敘利亞都有自己的利益盤算，這個國家恐怕很那可能重蹈伊拉克、利比亞的命運。

（大馬士革市民揮舞著反對派的旗幟，慶祝新的時代的到來）

最后要說的是，我們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應該如何觀察國外的政局劇變或政權更迭呢？筆者認為，首先仍舊應該從這個國家的治理模式上找原因，而不是無邊漫談外部因素的作用，切莫主次顛倒。無論是2021年的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事件、塔利班重新掌權，還是今年的敘利亞事件，都脫離不了這個規律。這也是真正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要求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