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
1990年出土于甘肅省敦煌懸泉置遺址，長22.8厘米，寬1厘米，紅柳材質。該簡記載分類統計高年老人享受的待遇，是西漢后期養(yǎng)老制度的反映。
漢代是我國孝文化以及養(yǎng)老制度形成的關鍵時期，也是后世以儒法并治國家的開端。簡文中提到的“受米”、“復子孫”、“受杖”等措施是漢代尊老制度的具體表現。孝文化在我國歷史上源遠流長，因此，研究漢代的孝文化及養(yǎng)老制度，對于研究我國儒法治國以及孝文化起源，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百家爭鳴時期，“孝”的意識已經被各家推崇。從治國的角度看，儒家孔孟皆有言論，孔子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孔子認為圣明的君主以孝道治國，才能天下和平。《孟子·梁惠王上》有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認真辦好學校，反復用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的道理教導老百姓，那么須發(fā)花白的老人也就不會自己背負或頂著重物在路上行走了。七十歲以上的人有衣服穿、有肉吃，普通百姓餓不著、凍不著，這樣還不能實行王道，是不曾有過的事。《墨子·兼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臣與子不孝敬君和父，就是所謂混亂。至漢代，統治者吸取秦亡于暴政的教訓，在以法治國的基礎上，增加了對人民的意識形態(tài)即孝道教育。將孝道落實到國內的各個階層，從皇家到官員，乃至平民階層的“小家”，都滲透著對“孝”的重視，從而構建和諧的家庭，而眾多的家庭構成國家，以此來加強對整個國家的統治。
漢代對孝文化的推崇，從皇帝至官員，從官員到民眾，都深受其影響。古今聞名的《二十四孝》當中，仍有漢文帝親嘗湯藥的故事，以及流傳至今的“緹縈救父”故事，都發(fā)生在漢代，可見漢代統治者對“孝道”的推崇。《漢書·文帝本紀》有言：“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表達了對“孝悌”的肯定。
對官員而言，漢朝選官的途徑主要有兩種，“察舉”與“征辟”，“孝廉”是察舉制的主要科目之一，漢武帝時下詔“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外，漢武帝下詔“令兩千石舉孝廉” ，可見“孝”在官員任命中的重要性。直至晉代仍沿用這種選官制度，如李密《陳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對民眾而言，朝廷的福利制度更是能帶來許多切實的好處。根據甘肅簡牘博物館所藏這枚養(yǎng)老簡，漢代的民眾養(yǎng)老制度主要內容首先為王杖制度，即賜王杖，是從政治、法律與社會地位方面給予優(yōu)待；其次為高年復除，八十復算，可以幫子孫免除算賦；最后為受鬻法，即在仲秋八月發(fā)放粥米。簡文中所提到的這227名老人，分別享受以上各個優(yōu)待。
甘肅漢簡中的養(yǎng)老制度，在西漢后期基本已經發(fā)展到了成熟的狀態(tài)，從王杖詔書令冊中“賜杖”、“稟米”到西漢后期懸泉簡在此基礎上更完善的“高年復除，八十復算”政策。我國在漢代基本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孝文化，漢代通過孝文化以及養(yǎng)老制度的構建，極大地鞏固了自身統治，儒孝文化以及其衍生的養(yǎng)老尊老制度，對我國幾千年來的思想、政治以及文化都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來源：“啄木鳥”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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