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科學研究，尤其是涉及高精尖武器的部分，咱們通常會覺得它跟普通人沒關系，那是專家的工作。鮮為人知的是，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國開展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全民辦鈾礦”運動，想要在這個賽道上超英趕美。

50年代后期，毛主席在講話中不止一次提到提高國防力量的重要性：“帝國主義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眼下美蘇都有原子彈，我們沒有，所以要大辦民兵師，“在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時候，就會使他們寸步難行。”

同時，毛主席也決定要大搞原子彈——對于國家和民族而言，這是“爭氣彈”。

要知道，即便是在今天，全世界只有不到5%的國家能造出化肥袋子這不起眼的玩意兒，更別提在那個年代去研究核武器了。如何在原子能科學領域實現“科技大躍進”，圍繞這個問題，國家高層有著兩條路線。

大部分人認為，搞原子彈不是種地蓋房子，誰都能幫一手，這活兒就該交給專業人士。但也有人提出，充分動員群眾參與到其中，甚至鼓勵百姓搞發明創造，在原子彈研發“從無到有”的起步階段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從1958年下旬開始，“群眾路線”的呼聲越來越高，人民日報刊文稱“土辦法擁有強大生命力”，且一樣可以制造出高精尖的產品；隨后，中央第二機械工業部提交了《關于全民辦鈾礦的報告》，提出“全民辦鈾礦”的口號并獲得了批準。

后來有專家算了一筆賬：投資30萬元、歷時3個月便可建立一座小型選礦加工廠，這樣規模的工廠需100名職工，一天可以處理100噸原礦石。若以原礦石品位為0.1%、回收率為80%來算，該廠一天就可生產80公斤鈾。

試想：倘若在全國開辦100座這樣的工廠，每年起步就能生產2400噸純鈾，不出幾年就能趕超英國了。

1958年9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稱：倘若只按照常規辦法，把研發原子能武器的使命全部交由那一小部分權威專家去搞，“可以肯定，局面一定是冷冷清清的”，就算最終能如愿以償，這個過程也必然十分漫長。

而如果上億萬國民全部參與進來，大家就會發現：“科技的高峰并非高不可攀，只要下定決心，專家、青年科學技術人員、技術工人和廣大群眾一起發動，原子能科學就會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這篇名為《大家來辦原子能科學》的社論可以視為這場運動的宣言，接下來便是為民眾科普鈾礦與原子能科學的基本知識。

從1958年底到次年初，上海科學技術協會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只有寥寥20頁，卻簡明扼要地向普通百姓解釋了何為原子能科學以及它的用途，還介紹了鈾礦在我國的分布情況，告訴人們在哪兒可以找到鈾礦。

書中盡量簡化了鈾礦的加工程序：將礦石搗碎，經強酸浸泡得到浸液，把浸液反復過濾，最后烘干便可得到八氧化三鈾含量至少在60%以上的重鈾酸銨，這種中間產品便是俗稱的“黃餅”。

總而言之，整套叢書字里行間透出這么一個意思：原子彈其實沒那么高深莫測，而要冶煉金屬鈾，只要掌握了辦法，甚至比煉鋼煉鐵都要簡單得多！

正如書中所講的“全民辦礦齊努力，老牌英國扔后邊”，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對此更是樂觀，稱借助這個辦法，我國于1956年規劃的科學技術發展12年遠景草案，估計可以提前五到七年完成。

那么，事實當真如此嗎？

根據資料：轟轟烈烈的“全民辦鈾礦”運動展開后，民眾積極性空前高漲。就拿廣東省翁源縣下莊的希望礦床舉例：這是我國第一塊有價值的鈾礦礦床，彼時，我國尚未擁有正規的處理礦石的工廠，但又急需出成績，國家地質部門領導親赴第一線組織指揮，大伙兒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便建成了整套土法煉鈾設施。

當然，這“設施”非常簡陋：廠房內有幾個盛放礦石的木桶、幾個裝有浸泡碎礦所用的硝酸和硫酸的大木桶，還有一些用以過濾浸液的布袋和麻布包。甚至就連廠房本身都是用竹子、木棍和茅草搭建的。

設施尚且如此，職工的條件就更不用說了：專業的防護設備數量有限，為趕進度，交出能讓國家滿意的成績，不少人直接在不穿防護服的情況下直接用手操作。

靠著民眾偉大的愛國與犧牲精神，該礦床在一年時間里上交了約15公斤材料。只是其中代價巨大，死傷了多名工人，據說其中還有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

當年底，相關部門在下莊舉辦了一場經驗交流會，“土法煉鈾”隨后在國內迅速推廣，各個地區都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工廠。一方面是民眾高漲的參與建設祖國的熱情，另一方面，當時國家急需材料做實驗，因而以高價收購重鈾酸銨，開出的價格甚至一度超過黃金。

據統計：這場“全民辦鈾礦”運動持續了近3年，總計生產“黃餅”163噸，如此繁榮的局面正如高層所期待的那般。然而，時任第二機械部部長宋任窮在回憶起那段往事時，做出的總結卻給人潑了盆冷水。

“那時候我們心急，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實際……”

首先一點，別看“黃餅”的產量很可觀，但質量不行，相當一部分壓根沒法用。

就拿作為“模范”的希望礦床的產品來說，其中很多的八氧化三鈾含量僅有20%至50%，遠不及手冊中提到的60%到80%。

到了“全民辦鈾礦”的頂峰階段，人們更是只看重產量，忽視了質量。例如在湖南郴州某礦區，人們開采數十噸鈾礦石，最終只能從生產出的“黃餅”中提取出200克純金屬鈾——倒不是礦石的含鈾量太低，是工藝實在過于粗放。

此外，由于國家重金收購，不少公社讓數以萬計的農民停止耕地，參與到“辦鈾礦”運動中來。他們借來蓋革計數器便開始四處尋找鈾礦，發現礦后就地搭建設備進行加工。

生產出的“黃餅”像挖出來的地瓜一樣擺在路邊，等待相關部門前來收購。這些產品，大伙兒搭眼一看就能估摸出個大概：它們形態、顏色相差巨大，其中甚至有些呈黑色，看上去跟普通的泥巴塊沒區別。

民眾高漲的熱情成了一把雙刃劍，這場運動不但使得我國表層鈾礦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壞，過于粗放的工藝還造成了巨大浪費；雖然鈾礦和鈾氧化物的輻射量并不大，但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也無可避免地對操作人員的身體造成了影響。

這場“全民辦鈾礦”運動持續了近3年，總計生產“黃餅”百余噸，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根本就是不合格產品——也就是說，國家以近乎黃金的價格，收購上來一大堆“土塊”。

第二機械部部長宋任窮曾認為：只要蘇聯幫助我國建造的實驗性原子反應堆能盡早完成，那么原子彈在1962年就能爆炸。國家高層甚至曾畫出如此宏偉的藍圖：在每一個省都建造一座反應堆和一臺加速器！可宋部長最后不得不承認，這想法實在是不切合實際。

總而言之，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與我國在同時期走過的其他一些彎路類似，人的主觀能動性在這場運動中被過分夸大了。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全民辦鈾礦”運動乍聽十分奇葩，甚至有些荒唐，可這并不妨礙它在我國核工業艱難起步的那段歷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1995年8月16日，中國工程院院長朱亞光院士在國家地址礦產部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發言：“1964年10月實現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其中就有全民辦鈾礦作出的寶貴貢獻。”

或許之于這場運動本身，我們更該銘記的是祖輩們在祖國建設過程中發揚出的偉大的犧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