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西城

一九八一年，《明報》發生了一樁驚天動地的事件，《明報月刊》老總胡菊人忽然辭職了。消息一經傳出，撼動整個《明報》系統，不獨《明報》中人無法置信，蓋胡菊人乃《明報》老臣子，忠貞不二，怎會這樣悄無聲色地掛冠而去？連金庸也震驚得夜里不能成眠，隔一天，即找胡菊人見面問原委，胡菊人直認不諱。怎會這樣呢？難以置信。金庸犯嘀咕，想來想去，想不出原因，嘆了口氣，道：“菊人兄，我們是老同事了，有話不妨坦白說——”頓了頓，看胡菊人臉色平和，往下說：“是否對酬勞有意見？這個——咱們可以商量……商量……”一急，金庸吃螺絲了！老實說，胡菊人在《明月》薪金長期偏低，心懷不滿，理所當然，這是金庸的考慮。

豈料胡菊人搖搖頭說：“查先生，你素來知道我不是個斤斤計較于金錢的人，多少年來，我都有一個夙愿，很想辦一張有良知的報紙，如今有人找我，說出的理念，正好跟我相合，我就想出去闖一下。希望查先生給我這個機會。”一臉凜然，語氣堅定。

到這時候，金庸深知事體嚴重，大力挽留，惟胡菊人去意已決，十八頭牛也拉不回，只好嘆口氣（罷了罷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遂在尖沙咀海城酒樓設宴歡送胡菊人。驪歌低唱，愁緒滿溢，說不盡的離情別意。金庸慷慨贈金勞力士，拍肩說：“菊人兄，珍重！”就這樣胡菊人離開了服務十三年的《明報月刊》，開啟新旅程——辦《中報》。

《中報》的老板是臺灣的外省人（原籍江西）傅朝樞，曾主辦《臺灣日報》。看到《明報》暢銷，在政壇上地位日重，見獵心喜，想在香港辦一張相同性質報紙對抗，一眼相中胡老總，甘詞厚幣，動之以理，果然打動書生胡菊人。

菊人蟬曳殘聲過別枝，《明報》中人幾無一看好，尤以怪論名家哈公（許國）一針見血：“菊人是書呆子，做文學性月刊，一把手。辦報紙，邪門事兒呀，不是他杯茶，絕難勝任，真替他擔心，唉！”好個許天師，不幸言中。《中報》辦了一段時期，兵敗如山倒，胡菊人只好跟陸大炮（陸鏗）合辦《百姓半月刊》，銷路平平穩穩，無復《明月》時候的風采。

我跟《中報》老板傅朝樞并無交集，反而他的兒子獻堂，竟成了我好友。胖胖的身軀、圓圓的頭顱，鼻梁架銀絲眼鏡，說話嗓門大，就是傅獻堂。有個時期，常常見面，晚上八點多，駕車來到麗池，接載我往尖沙咀晚飯，然后到酒吧消遣，由相識到知心，無話不談。赴美定居后，相隔遙遠，就不大通聞問。

《中報》的編輯問我怎會認識他們的少東？我們的相識很神奇，某天，獻堂看到了一篇《翡翠周刊》上我的短篇小說，便托人找我茶聚，說十分欣賞這篇小說。我記性好，至今還記得小說是寫我跟一個妖嬈臺灣女人的情史，我倆躺在愛情酒店房間的圓床，女人雪白的大腿，在暗里炫著白光，這時聽到窗外有飛機聲，女人想到明天就會離開我回臺灣，眼淚一滴滴的掉落在粉紅的被褥上。她叫我舐一下她的淚滴，我如了她愿。她問：“是不是苦的？”我叫她猜。回答：“難道還會甜嗎？”我點點頭。“騙人！你最好用小瓶子把我掉落床褥上的眼淚水收集起來。我走了，不回來，淚水成為咱倆永恒的思念。”那是胡亂寫，騙稿費的，想不到獻堂上了心，誤以為我是大作家。

獻堂年紀比我輕，做事卻成熟，代父朝樞先生掌管香港的《中報》。那時候，《中報》的境況很糟糕，銷路不暢，讀者不多，風雨飄零，不利謠言四起，可獻堂在這時候邀我寫稿，欄名仍叫《梅櫻集》，是我從《星島日報》搬過來的。

《中報》打不開局面，稿費不比人低，另外還有一個優良制度，就是稿費準，每月十五按時發放。獻堂說過：“我們尊重作家，不管有名、無名，我們都尊重。”沒撒謊，那時我無甚名氣，稿費不俗外，還處處尊重，教我難忘記。

清明時節憶故友

可能在美國耽得久了，獻堂有點兒美國人作風，遇到不稱心的事，會毫無保留地表露出來。有時候，報館事煩，便打電話來，要我作陪喝酒。有醉意，盡吐心聲，極想把報紙辦好，總是事與愿違，無論怎樣努力，也無力挽狂瀾，心中苦透。不堪煩惱，最后放棄報館，赴美國搞超級市場生意。

臨走時，我們一道吃晚飯，他說這一去，晤面的機會就少了，言下不勝唏歔。美國生活寥寂，不合獻堂性格，然而他竟舍香港而去，為的到底是什么呢？清明夜，我在想，想不通。只有懷著赤子之心的獻堂知道，可他不會告訴我，他已離開了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雨過天晴云破處，千峰翠波逼眼來，惟舊事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