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志

《年輕人的腦子，正在被短視頻吃掉》，《被短視頻喂大的孩子，大腦正在被“吃掉”》，《這代孩子已經“腦腐”了，寒假才是高發期》……

這樣類型的文章，相信很多人都刷到過。當“腦腐”“成癮”“降智”等標簽，貼到短視頻的頭上，并頻繁刷屏傳播時，人們的焦慮和恐慌情緒值瞬間拉滿。

刷刷短視頻，就能導致腦腐？事實真相當然并非如此。此類敘事通過大肆炒作，用偽科學制造“科技恐慌”，將復雜社會問題簡化為單一歸因，將極端案例普遍化，迎合網友的焦慮和偏見，最終進行流量收割。

營銷號的流量操作，一切還是熟悉的味道和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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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2025）》顯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短視頻用戶規模為 10.40億人，使用率達93.8%，覆蓋超九成網民。

在短視頻日益風靡，成為人們休閑娛樂、獲取知識、連接世界的重要窗口之時，一些妖魔化的聲音也隨之而來。

社交媒體上，如果以“短視頻”+“有害”等字樣進行搜索，可以找到五花八門的文章。就像當初對待網絡游戲那樣，這類文章以夸張驚悚的筆觸，羅列出短視頻的種種危害，將其比作新時代的“數字鴉片”。

注意力不集中，情緒起伏不定，認知障礙，記憶功能受損，睡眠質量下降……這些都被一股腦地歸咎于短視頻。一些營銷號作者更是危言聳聽，仿佛刷短視頻會毀掉青少年的一生。

然而，深入剖析便會發現，這些制造焦慮情緒的觀點，不過是迎合了現代人對科技發展的恐慌心理。

有些論調看似嚴謹，打著科學研究的幌子，實則張冠李戴、偷換概念。

如之前一些自媒體熱傳“看短視頻影響大腦”的說法，依據是浙江大學團隊2021年的一項研究。但事實上，那項研究只是表明，個性化視頻可能通過影響DMN和VTA等腦區以吸引用戶的注意力，不能以此為根據推斷看短視頻會改變大腦，也沒有證據表明，短視頻對大腦區域激活程度的影響能夠長期甚至永久性存在。

然而，在一些營銷號那里，這一研究就被曲解成了短視頻讓腦子變壞。

事實上，至少在科學界，目前尚無充分證據支持“短視頻有害”這一論調。

如心理學垂直科普自媒體“神經現實”的專業分析《從成癮到“腦腐”，短視頻的“罪名”真的成立嗎？》一文所言：看短視頻并非只為獲得簡單的快樂，上癮沒那么容易，短視頻更不是致郁劑，不會讓人“降智”，不會讓大腦“腐化”，成長于短視頻年代的新生代也沒有被毒害。

現有的多數研究都只能說明，短視頻與心理健康、大腦功能之間的相關關系，而非因果關系。

清華大學學者陳潤森等人2024面向大學生開展了一項長達一年的追蹤研究，調查發現，短視頻使用與心理健康之間存在復雜的循環關系，而不是單向的因果關系（如看短視頻會導致心理健康狀況變差）。

英國《衛報》前不久刊發的文章《刷手機真的會讓“大腦腐化”嗎？》也提到，多位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的研究和觀點認為，“科技恐慌”沒有依據，刷手機等屏幕使用行為不一定會讓“大腦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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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惋惜的是，相較于嚴肅的調查內容，那些對短視頻進行污名化的情緒文章，卻常常能在網絡空間中，如病毒般廣泛傳播，持續地制造并放大著人們的焦慮情緒。

“短視頻有害論”之所以能在網上大肆蔓延，背后的原因錯綜復雜。

一方面，部分作者缺乏嚴謹的科學態度，習慣于以訛傳訛；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營銷賬號為了引流變現，推銷課程、售賣商品，不惜“語不驚人死不休”。

當注意力變成硬通貨，恐慌就是最有效的貨幣。

這些營銷號的作者，未必真正精通科學知識，但他們深諳流量操盤的技巧，懂得如何利用偽科學拿捏廣大網友的情緒軟肋，將復雜的技術倫理問題，轉化為流量變現的密碼。

比如，當選牛津詞典2024年度詞匯的“腦腐”，其概念原本是指，“由于數字信息，尤其是社交媒體低質信息過度輸入而導致精神和智識狀態衰退”，但在一些營銷號作者那里，這個概念卻被惡意曲解嫁接，搖身一變，成為了專門針對短視頻的負面形容。

在那篇《被短視頻喂大的孩子，大腦正在被“吃掉”》的文章里，作者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他們用大量的時間刷短視頻，浸泡在這些唾手可得的感官刺激的環境里，他們的大腦也會隨之產生變化”。

至于大腦究竟發生了何種變化，以及論斷背后有何科學依據，卻只字未提。就這樣，一個本需嚴謹論證的“腦腐”概念，在作者別有用心的包裝與歪曲下，徹底淪為了其博取流量、兜售書籍的幌子。

在自媒體時代，營銷號作者清楚地知道，將“腦腐”“成癮”等有沖擊力的詞匯，和短視頻關聯起來，并放進標題里，是多么有吸引力和點擊率。

于是，他們一邊制造焦慮，一邊販賣“解決方案”，順勢推銷各種課程或書籍，構建起了一個完整的商業閉環。

在營銷號的曲解和操弄之下，短視頻被無端污名化、妖魔化，人們的恐慌情緒被放大，刷短視頻的正常娛樂，仿佛都帶有了一番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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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科學技術的發展，總是會伴隨著一些恐慌情緒的出現。

如電視誕生后，就一度引發了會導致大腦變遲鈍的擔憂，計算機的出現，則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擔憂。為此，美國作家尼古拉斯·卡爾在《淺薄》一書中，對網絡導致人類思維退化、文化衰退發出批判，表示“記憶外包，文明消亡”。

當下，新技術不斷涌現，媒介形式也隨之持續演變，內容傳播的載體日新月異。與此同時，“成癮”“降智”等危言聳聽的標簽，如同接力棒一般，被依次扣在不同媒介的頭上。

不難發現，從電視、網絡游戲到短視頻，在它們興起并迅速流行的過程中，幾乎都曾遭遇過污名化和妖魔化。甚至時至今日，“網絡游戲是電子鴉片”的論調，依舊相當有市場。

人們對新事物心存恐懼，這是很正常的心理現象，但“技術危害論”的甚囂塵上，何嘗不是一些營銷號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的結果？

數字文明發展到今天，事實已經證明，新技術不是洪水猛獸。不斷更迭的媒介形式，并沒有像批判者指出的那樣，導致社會精神風貌和智力水平的下滑，影響大眾的心理健康，或者毀掉一代青少年的成長。

牛津大學教授安德魯·普日比爾斯基（Andrew Przybylski）及其同事對美國近12000名9~12歲兒童的數據進行分析后，既沒有發現屏幕使用時間會影響兒童大腦的功能連接性，也沒有發現屏幕使用時間更久的兒童幸福感更低或認知能力更差。

短視頻更不是導致抑郁的罪魁禍首。

首都體育學院Yao等人（2023）針對中國大學生開展過類似的追蹤研究發現，短視頻應用的使用時長、觀看短視頻的頻率與抑郁、社交焦慮、無聊傾向、痛苦情緒耐受度等心理健康指標之間都不存在顯著相關。更為有趣的是，這個研究發現：制作短視頻、觀看/制作直播較多的用戶，甚至表現出更積極的心理健康狀況。該結果與“短視頻危害論”甚至是相反的。

相較于營銷號的信口開河，這些嚴謹的科學研究結論，才應該得到更廣的傳播。

事實上，技術的進步，并沒有導致文明倒退，而是在諸多方面提升了人們的生活質量，給社會帶來增量價值——如今，短視頻早已超越消閑娛樂的范疇，更是傳播知識、推廣文化、社交鏈接的重要載體，為內容創作者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所以，對于短視頻的內容形態，沒必要如臨大敵，將其視作洪水猛獸，制造技術恐慌和道德恥感。

短視頻本質上只是一種工具，真正決定其價值的，永遠是使用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