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發表信息

史安斌，清華大學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危機傳播；鄭恩，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媒介與社會、傳播理論。

本文載于《全球傳播生態發展報告（2024）》，主編：高偉、姜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摘要：本報告以全球傳播3.0為研究對象，探討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驅動下的傳播模式變革，研究范圍涵蓋傳播主體、內容與渠道的重構。通過現象學與差異哲學的理論框架，并結合案例分析，研究發現，智能算法、沉浸式體驗等技術推動了文化生產碎片化、娛樂化，傳播主體轉向個體用戶主導，傳播渠道則依賴算法推薦與沉浸式技術，但也暴露出算法偏見與文化隔閡等問題。以TikTok、ReelShort、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等中國數字文化出海為個案分析，報告揭示了數字模因的跨文化傳播效能與沉浸式敘事的情感鏈接作用。中國數字平臺通過精準算法與本土化運營初步實現了“共時性信任”塑造。研究提出，加強技術倫理建設、強化情感共情、提升全球南方話語權，是推動全球傳播平等共融的重要路徑。報告為全球傳播研究和實踐提供了理論與現實意義的啟示。

關鍵詞：全球傳播3.0；數智文明；現象學；中國數字出海；文明互信

一、“數智文明”興起與全球傳播3.0的范式演進

人類正處在從工業文明向智能文明演進的關鍵節點。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重塑社會形態。傳播作為人類文明的基礎性活動，也正經歷著革命性變革。從口語到文字，從印刷術到電子媒體，再到如今的智能傳播，每一次技術進步都帶來了人類交往方式的巨大飛躍。近十年來，人工智能技術加速滲透文化傳播領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通用人工智能（AGI）為標志的智能傳播生態正在崛起。這意味著，人類傳播正邁入“數智融合”的全新階段——全球傳播3.0時代。

全球傳播經歷了從1.0到3.0的演進。全球傳播1.0以大眾傳播為主導，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強大的傳媒勢力對外輸出價值觀念和文化產品，形成“西強東弱”的傳播格局。全球傳播2.0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地區大國開始通過國際傳播塑造良好形象、爭奪話語權，傳播版圖呈現多極化趨勢。而全球傳播3.0是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產物，海量信息實現便捷共享，國家邊界日漸模糊，文化身份愈發流動，催生出云計算、物聯網、智能推薦等新型傳播形態。與前兩個階段相比，全球傳播3.0在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等方面發生了革命性變化。

首先，就傳播主體而言，個人的表達能力空前提升。社交媒體、自媒體蓬勃發展，UGC大行其道，草根力量異軍突起。相較于全球傳播1.0的“媒介帝國主義”和2.0階段的區域性新興大國崛起，3.0時代個體充分獲得話語權，成為內容生產的主力軍。詹姆遜曾以“后現代主義文化邏輯”指代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文化特征，強調文化生產日益碎片化、拼貼化。進入智能傳播時代，后現代語境下文化“解域”趨勢進一步加劇。其次，就傳播內容看，文化生產呈現出碎片化、娛樂化趨勢。短視頻、數字迷因等新型文化符號對傳統敘事形成沖擊，流量經濟下"娛樂至死"傾向凸顯。第三，就傳播渠道看，智能算法、沉浸式體驗重塑了信息流動的圖景。算法推薦實現精準觸達，AR/VR等新技術帶來身臨其境的感官體驗，打破了時空界限。數據資本主義盛行，線上線下融合發展，跨媒介敘事成為新趨勢。

全球傳播3.0正經歷著從“信息全球化”到“全球信息一體化”的范式轉變。在此背景下，非西方國家的文化話語能力如何提升?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實現平等交流、互學互鑒?傳統文化資源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煥發新的生命力?這些問題成為全球傳播研究的新議題。

本文探討了“數智文明”時代全球傳播3.0的技術邏輯及其轉向，分析了其主要表現和特征；在理論層面，技術邏輯的演進也帶來了全球傳播3.0的哲學變遷，本研究立足于現象學視角，結合胡塞爾、德勒茲等哲學家的洞見，試圖超越本質主義、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在交互儀式中重塑哲學意義的文化認同；在實踐層面，近年來中國的數字出海戰略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通過案例分析，旨在探尋中華文化基因在全球傳播3.0時代的傳播邏輯與話語策略，在差異言說中構建文化共情、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路徑。

二、全球傳播3.0的技術轉向與價值重塑

全球傳播3.0標志著人類傳播進入了一個以數字化、智能化為核心特征的嶄新階段。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顛覆性技術為驅動力，信息流動的路徑、主體互動的方式乃至文化交流的圖景都在被深刻重塑。這種變革之所以革命性、深層次，在于其觸及了傳播的本質邏輯，是全球傳播的“范式革命”。

(一)虛擬沉浸:編碼感知與移情倫理

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等沉浸式敘事的興起，正在顛覆人類感知的邊界。這種“人—機—境”交互模式塑造了現實與虛構交織的“賽博空間”，重塑了主體建構身份認同的方式，引發了諸多哲學倫理問題。

沉浸交互最顯著的特點是打破了“再現”與“在場”的界限。傳統影視作品通過聲畫語言再現現實，而沉浸式敘事則力求制造臨場感，讓受眾獲得身臨其境之感。這是一種全感官體驗，VR設備模擬視、聽、觸等多重感官，讓主體“棲居”于虛擬場景之中。這意味著，技術正在深度介入人的感知建構過程，“編碼”取代了“再現”，數字化的感官體驗取代了基于符號的想象。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制作的VR紀錄片《云端之上》（Clouds Over Sidra），讓觀眾以敘利亞難民女孩Sidra的視角體驗難民營生活，旨在提高公眾對難民問題的關注。這種移情體驗增強了公眾的同理心，促進了人道主義援助。然而，在沉浸體驗日益真實的同時，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卻日漸模糊。AR游戲《精靈寶可夢GO》將虛擬寵物與真實場景疊加，大量玩家因沉迷其中而發生意外事故。虛擬場景對現實的侵蝕，引發了諸多倫理憂思，如沉迷、現實逃避等問題。

此外，自2023年以來，VR技術被應用于心理健康治療，如用于治療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和焦慮癥，提供了新的治療途徑，但也引發了對虛擬暴露長期效果的質疑。在虛擬沉浸技術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倫理規范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微軟的Hololens等混合現實設備正被應用于教育、醫療等領域，帶來了全新的交互體驗。然而，這也引發了對數據隱私、安全性的擔憂。在虛擬沉浸技術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倫理規范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智能社交:異質網絡與共情互鑒

社交媒體平臺構建起跨越時空邊界的異質性人際網絡，這種網絡化的社交形態，正在深刻重塑人們的認知圖景與情感交互范式，對全球文化傳播產生了革命性影響。

首先，社交網絡極大拓展了個體的社會資本。強連接、弱連接在社交圖譜中交織，形成跨群體、跨階層的“小世界”拓撲結構。異質性信息得以在多元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中快速擴散，個體有機會突破傳統社會結構的限制，鏈接到“六度分隔”之外的陌生人。格蘭諾維特（ Mark S. Granovetter）提出的“弱連接”理論揭示，個體通過與異質群體的聯結獲取非冗余信息，從而拓展社會資本、提升社會流動性。近年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利用Twitter和Instagram等平臺，動員全球支持反對種族不公，展示了社交媒體如何促進大規模社會運動和全球團結。

其次，情感化的互動儀式重構了群體認同。社交平臺為情感流動、價值協商提供了場域。表情包、短視頻等數字化情感符號的廣泛傳播，形塑著網絡部落的集體情緒。在全球TikTok平臺上，用戶通過模仿、挑戰等方式參與話題，形成了獨特的社群文化。

再次，虛擬社區催生了“共情互鑒”的倫理意蘊。網絡空間打破了地理疆域的限制，異質文化在虛擬場域中交流碰撞。B站鼓勵UP主創作知識科普視頻，引導青年群體在泛二次元文化中尋求自我認同、建立價值觀。元宇宙的構想更是勾勒出虛實共生的未來圖景，用數字分身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然而，算法推薦可能加劇文化隔閡，數據壟斷、技術操縱引發倫理焦慮。例如，智能平臺的內容推薦算法被指存在地域和文化偏見，導致不同地區用戶接收到的內容存在顯著差異[3]。在人機共生的未來社會，人性尊嚴如何捍衛，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課題。

（三）數據資本主義:創意驅動與價值困局

大數據、用戶畫像等技術手段將碎片化的數據整合、分析，洞察用戶行為模式、偏好特征，指導文化產業的創意決策。這種“數據驅動”模式正在重塑文化生產的內在邏輯。

從Netflix的個性化推薦算法，到樂高的Ideas平臺，再到B站的IP孵化，數據思維正在為創意產業賦能。Netflix通過分析用戶觀看行為，制作出《紙牌屋》《怪奇物語》等熱門原創劇集，實現了商業成功與用戶口碑的雙贏。

然而，數據資本主義的崛起也引發了深刻的悖論。數據并非中性的技術創新，而是處在復雜的政治經濟利益場域中。跨國資本利用數據壟斷擴張“贏者通吃”的市場格局。在效率的幌子下，數據成為操縱用戶行為、規訓市場生態的手段。漢森以“數字陷阱”指代大數據時代人的困境，認為技術背后隱藏著意識形態的運作，悄無聲息地異化人的主體性。

同時，數據資本主義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數字殖民”憂思。弱小國家在全球數據治理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淪為發達國家巨頭企業數據掠奪的對象。非洲多國的用戶數據被國外科技公司收集，用于商業利益，卻缺乏相應的法律保護。中國的“數字絲綢之路”倡議提出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時代整合資源、培育自主創新的訴求，彰顯了南方國家爭取話語權的努力。

三、“生活世界”與差異哲學：全球傳播3.0的哲學轉向

本質上看，全球傳播3.0階段是由技術奇點的革命性變革驅動的，它的演化速度遠遠超過全球傳播1.0與全球傳播2.0階段。后兩者代表了大眾媒介強勢發展而帶來的帝國文化輸出，以及由地方性大國以及區域性經濟體因經濟崛起而產生的文化自覺意識，從而推動了全球傳播的變化。在全面智能化（AGI）與人類增強技術的推動下，社會結構和運作模式正經歷顯著轉型。例如，社會權力結構發生本質變化，傳統的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技術的普及和接入為廣大人群提供了創造和表達的新機會，從而挑戰了精英主導的社會分層模式。這種變化不僅影響社會實踐，而且也在重塑傳播領域的格局，使得內容創作、知識分享和參與對話的機會更加平等化。其次，社會運作的基礎邏輯正在經歷算法化的轉變。隨著計算能力的提升和算法及大數據的廣泛應用，社會對于個人專業經驗的依賴逐漸轉向依靠更實時、精確、全面和可靠的智能算法。這些算法通過整合社會各個層面和要素，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數據資源的共享、算法開發的民眾參與以及規則的制定變得至關重要，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未來社會運作的新面貌。

在此階段，“實體世界主義”或世界主義1.0進入到世界主義2.0錯誤!未找到引用源。 即“虛擬世界主義”階段。文化和社會資本通過數媒傳播，使思想得到更廣泛的跨國傳播，這種媒介進路無縫實現了國際傳播的跨域主義模式。如中國傳播實踐打造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將是實現全球南方主張、全球南方方案、全球南方智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驗平臺。依托于移動網絡的高速發展，中國正處于信息社會與工業社會、農業結構多元式數字化生存的傳播生態。電商平臺、社交平臺、短視頻媒體發展為傳統的工業社會注入了IP流量，也產生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配的特有發展路徑。如基于物流垂直體系帶來的直播電商對于鄉村振興具有重要作用，數字媒介的下沉式發展使得“鄉村網紅”成為鄉村建設的“第三種力量”，這對于傳統農村特別是具有社會主義傳統和基因的地域構成了一種后現代的媒介奇觀。“直播”“網紅”成為中國數媒時代現象級內容，其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印記存在于千禧一代的基因中。如果將網紅現象比作是個人IP的突圍，顯而易見的是這個階段的文化傳播已由傳統機構、國家、制度、意識形態跨越到基于人性本質的傳播。個人/個體得到了意識和思想的解放，國際傳播不光比拼講故事的能力，更比拼的是基于人性的共情能力。國家宏達敘事讓位于個體的生活世界。

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強調直接經驗和意識的先驗性，認為認識世界的基礎在于個體的直覺和對經驗世界的直接感受。這種哲學思想可以為理解全球傳播3.0提供深刻的視角，尤其是在分析如何從傳統的機構、國家、制度、意識形態驅動的傳播，轉向更加人性化、個體化的傳播模式上。胡塞爾提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強調了人類日常生活中的預設和經驗世界，這個概念在理解全球傳播3.0中尤為重要。個體的生活世界成為文化傳播的核心內容，這不僅使傳播更加真實、貼近人心，也提升了受眾的“共時性信任”的能力。網紅作為文化傳播者，通過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情感狀態和價值觀念，能夠跨越文化和地域界限，與全球受眾建立深層次的情感聯系。在這個階段，國際傳播的競爭不再僅僅是關于講故事的能力，更多的是基于人性的共情能力。胡塞爾的現象學提醒我們回歸到人的直接經驗和主觀世界，從而更好地理解他人。在全球傳播3.0中，個體的共情能力成為連接不同文化和人群的橋梁，通過理解和感受他人的生活世界，促進了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網紅現象不僅是技術發展的產物，也是個人主義在數字時代的具體體現，它標志著個人在文化傳播中的主導地位和自我表達的自由。這種轉變體現了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核心觀點：回歸到個體的直接經驗和主觀意識上，強調以個體為出發點的世界理解和表達。此外，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其哲學思想中深入探討了差異與重復的概念，尤其在他的著作《差異與重復》（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中，這一理念得到了充分展開。德勒茲反對傳統同一性哲學的觀點，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觀念，即差異本身構成了事物的本質和身份的基礎。他寫道：“差異并不是事物的屬性，而是事物本質的構成。”[2]這一觀點為理解全球傳播3.0中的文化多樣性、個體表達以及文化內容的創造和分享提供了深刻的理論支撐。

在全球傳播3.0的背景下，個體得以利用數字平臺自由地創造和分享內容，這些內容往往體現了對傳統文化元素的重新詮釋和差異化表達。這種現象與德勒茲的差異哲學不謀而合，特別是他關于創造性變化的過程，即通過差異化引發新的可能性的理念。在數字時代，文化的傳播和接收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復制過程，而是一個充滿創新和個性化的動態過程。每一次文化的再現和每一個個體的表達都不僅僅是重復既有的文化模式，而是在這一過程中注入新的差異，從而使文化和個體身份得以不斷地重構和發展。這種對差異的強調和對重復中創新可能性的探索，構成了全球傳播3.0的核心動力。

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對“非線性、多中心的創新和發展模式”的探索，進一步豐富了對全球傳播3.0的理解。他們提倡的“逃逸線”（lines of flight）概念，即指向新的可能性和創造空間的動態途徑，為文化和個體表達提供了新的方向。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全球傳播3.0不僅是文化內容的全球流通，更是個體和文化在全球舞臺上進行創新實踐和身份構建的過程。胡塞爾和德勒茲都強調了回歸到個體的直接經驗和主觀意識上，強調以個體為出發點的世界理解和表達。在此意義上說，傳播學特別是全球傳播終究要回歸到人作為存在的一個本質原點，這也意味著“個體即世界”，傳播技術將個體無限放大，每一個強大IP猶如一家傳統的媒介機構，他們輸出自身的價值觀和生活觀——“共情”和“共鳴”將是全球傳播3.0階段的關鍵詞。

四、全球傳播3.0的數智化實踐：中國數字出海的戰略啟示

隨著數智革命深入推進，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科技正重塑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數字產業加速“走出去”，催生出一系列全球傳播實踐，為全球文化版圖注入新活力。本章聚焦短視頻、網絡游戲、網絡文學等數字文化形態，以案例分析方式探討中國數字出海的獨特傳播邏輯，并結合“共時性信任”這一理論視角，歸納中國數字平臺在異質文化交流中塑造互信的經驗啟示，以期為數字時代文明交流互鑒貢獻中國智慧。

（一）數字模因出海：文化折扣最小化的傳播策略

數字模因是互聯網時代文化傳播的新載體，以簡單、有趣、易于模仿等特點快速走紅，成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短視頻、GIF圖、表情包等數字模因以碎片化、互動性、個性化等特征吸引全球用戶，實現了文化符號的跨語境流動。

抖音海外版TikTok以娛樂化模因傳播、算法推薦等策略實現全球流行，截至2023年3月，月活用戶達11.5億，在美國、日本等市場受到熱捧。Instagram推出的Reels短視頻功能同樣受到歡迎，日活躍用戶超過2億。中國短劇應用“劇短”推出的海外版ReelShort，以15秒的微短劇形式吸引全球用戶，日活已突破500萬。該平臺聚焦青年群體，通過虛擬形象、互動劇情等方式，鼓勵用戶參與角色扮演，創作微劇本，實現情感代入。劇情腳本貼近各國青年生活，匯聚成“全球青年文化圖鑒”。YouTube Shorts在全球范圍內異軍突起，日均視頻播放量超過300億次。這些平臺的傳播邏輯呈現出三大特點:

首先，模因傳播消解文化差異。模因是一種易于模仿、快速傳播的文化單位，具有簡單、有趣等特征。數字平臺基于模因邏輯設計挑戰、游戲等互動機制，鼓勵用戶模仿、二次創作，實現了文化符號的全球流動。如小米手機推出的“發際線”表情包，源自雷軍的一張自拍，引發全網狂歡，眾多網友爭相惡搞模仿，實現了一次成功的全球傳播。ReelShort與各國青年偶像、虛擬偶像聯動，推出互動式微短劇，用戶可參與劇情創作，扮演角色，引發模因傳播。互聯網模因超越了地域、族裔疆界，匯聚成全球青年亞文化。抖音、快手等平臺的“萌寵”“二次元”等模因走紅海外，迎合了全球用戶的普遍喜好，弱化了文化差異導致的認知隔閡。

其次，沉浸式體驗促進情感鏈接。AR、VR、MR等技術的進步，為數字模因傳播提供了沉浸式場域。互動游戲、虛擬形象等功能設計，滿足了用戶的參與欲和表現欲。以史詩游戲《堡壘之夜》為例，游戲中設有大量二次元IP合作皮膚，玩家可以扮演鋼鐵俠、宇智波佐助等角色，沉浸感十足。游戲還開放自由創造模式，供玩家DIY場景地圖、玩法機制，引發模因傳播。ReelShort平臺融入虛擬角色扮演、互動劇情投票等機制，用戶可以化身劇中人，參與故事創作，沉浸其中。劇情結局取決于觀眾投票，用開放式互動增強代入感。平臺還鼓勵用戶分享“日常小劇場”，用虛擬形象還原生活趣事，在潛移默化中引發共情。

（二） 游戲出海：亞洲美學想象的普世體驗

游戲出海是近年來中國數字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面。中國游戲憑借精美畫面、創新玩法贏得海外市場青睞。2023年，中國自主研發游戲海外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180.5億美元。游戲出海呈現出三大趨勢：

一是亞洲美學想象喚起文化共鳴。近年來，以《原神》《夢幻西游》為代表的中國游戲受到全球玩家追捧，建立在東方美學想象基礎之上的唯美畫風和神話敘事引發共鳴。中華文明蘊含豐富的美學資源，水墨畫般空靈意境、山水田園詩意鄉愁等，都凝結著獨特的哲學智慧。游戲將中國傳統意象融入幻想世界，以寫意性的美學表達喚起海外受眾的文化向往，在潛移默化中實現審美體驗的普世化。

二是架空世界觀弱化文化隔閡。中國游戲善于營造架空世界，以虛構敘事拉近心理距離。原神構建了提瓦特大陸，融合歐洲中世紀風格與東方神話元素，塑造出超越地域的異世界。米哈游公司表示，原神致力于創造一個“無國界的幻想烏托邦”，擺脫現實社會的意識形態對立。架空世界弱化了文化隔閡，為不同國家玩家提供了情感寄托和精神家園。正如巴赫金所言，狂歡化的世界圖景消解了等級秩序，實現物我互融、天人合一。

三是互動敘事強化參與式體驗。中國游戲注重互動敘事，鼓勵玩家投入角色扮演，共同推進故事發展。天刀手游以武俠江湖為背景，玩家可選擇不同身份、門派，通過對話選擇、行為抉擇等方式影響角色命運。互動敘事強化了玩家的參與感和代入感，將其視為平等的“共創者”，而非被動的“觀眾”。互動設計是全球傳播的有效途徑，有助于實現身份認同。通過互動，游戲為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搭建情感鏈接的橋梁。

游戲出海以亞洲美學想象喚起普世情懷，以虛構世界觀弱化意識形態對立，以互動體驗強化參與感，為全球傳播開辟了新路徑。但游戲畢竟是商業產品，過度迎合市場可能導致文化內涵的喪失。對此，游戲研發應立足本土，在傳統文化中汲取創作靈感，講好中國故事，以文化自信實現創新表達。

（三） 網文出海：破圈與破次元的國際傳播

近年來，中國網絡文學加速“走出去”，爽文、懸疑、玄幻等類型作品風靡全球。閱文集團旗下起點國際平臺表現亮眼，譯文作品已覆蓋北美、東南亞、歐洲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月活用戶突破1000萬。閱文年報顯示，2023年其海外業務營收達10.32億元，同比增長32.5%。[5]起點國際通過與海外平臺合作，將中文網文翻譯成英、韓、泰、印尼等多國語言，積累了豐富的本地化運營經驗。2022年，起點國際重點發力東南亞市場，推出“起點東南亞”品牌，與新加坡電信等開展戰略合作，探索數字內容出海新模式。網文出海呈現出“破圈”與“破次元”的傳播特點:

一方面，網文實現跨圈層傳播。中國網文以類型化寫作吸引垂直用戶，又通過數字平臺實現病毒式傳播，最終實現圈層突破，覆蓋主流人群。數字時代催生“奇點式傳播”，小眾文化通過社交媒體、粉絲經濟等獲得曝光，引發全民狂歡。起點國際運營的網文IP《詭秘之主》以克蘇魯元素吸引恐怖懸疑愛好者，又借助TikTok、YouTube等平臺打造病毒式解讀視頻，引爆討論度，成功出圈，IMDB評分高達8.9分。類似地，《藏地密碼》通過懸疑探險吸引冷門歷史愛好者，又借助數字平臺、影視改編等擴大受眾，成為現象級IP。起點國際還與國外MCN機構合作，邀請當地知名書評博主、網紅解讀中國網文，通過互動傳播引爆話題，觸達主流受眾。破圈之后，網文擺脫了小眾屬性，轉而建構起多元包容的文化場域。

另一方面，網文實現跨次元聯動。ACGN文化打破了不同藝術形式的界限，網文、動漫、游戲、周邊產品相互滲透，實現“破次元”聯動。起點國際運營的《全職高手》通過電競題材吸引游戲玩家，又借助動畫、漫畫、衍生品等觸達二次元群體，開創了泛娛樂時代跨媒介敘事的先河。該項目不僅在B站、嗶哩游戲等平臺實現流量變現，還在海外引發二次創作狂潮，催生大量UGC內容。詹金斯指出，跨媒介敘事是數字時代文化生產的新趨勢，通過不同媒介的協同釋放更大價值[6]。《鎮魂街》《靈域》等起點國際網文IP通過與國外游戲公司合作，孵化出H5游戲，打通了文學與游戲的次元壁壘。破次元聯動擴大了網文的受眾基礎，催生出亞文化群體的集體狂歡。

網文出海以破圈實現跨群體傳播，以破次元實現跨媒介聯動，為中華文化國際傳播開辟了新賽道。其中，起點國際通過本地化翻譯傳播、社交媒體互動、跨平臺聯運等數字化手段，有效提升了中國網文的國際影響力，成為網文出海的先行者。但網文產業良莠不齊，過度商業化、快餐化傾向凸顯，對外傳播軟實力有待提升。

（四） 中國數字平臺的“共時性信任”塑造經驗借鑒

中國數字平臺出海初步實現了從技術、內容到用戶的全面輸出，在全球傳播實踐中積累了塑造“共時性信任”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為數字時代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思路：

一是利用智能技術打造溝通橋梁。中國數字平臺善于運用算法、大數據等技術捕捉用戶畫像，實現個性化推薦。微信、支付寶進入東南亞，通過掃碼支付替代信用卡，迎合當地消費者的移動支付習慣，消除使用門檻。個性化服務是跨文化信任塑造的基石。未來，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將進一步拓展技術賦能的廣度深度，為異質文化間的理解互鑒提供更多可能。

二是通過敘事構建激發情感共鳴。中國數字平臺重視敘事的力量，以普世價值觀喚起共情。抖音推出“和百年遺憾說再見”話題，引導數億網友參與對話，直面人生的悲歡離合，喚醒人性的善良本真。基于共同命運的敘事建構，有助于化解意識形態對立，為價值觀念趨同奠定情感基礎。未來，沉浸式敘事將進一步強化體驗感，在潛移默化中實現價值觀的互鑒交流。

三是以包容心態擁抱文化差異。中國數字平臺在海外運營中體現出開放心態，尊重當地文化，因地制宜開展本土化探索。TikTok在美國推出“Creator Diversity Council”，與非裔、拉美裔創作者合作，展現少數族裔視角，體現文化多樣性。包容差異是塑造跨文化信任的前提。唯有秉持互學互鑒理念，摒棄“普世價值”傲慢，在求同存異中實現和而不同，方能開創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境界。

五、“數智文明”的新使命：全球傳播3.0的文明間互信重塑

本文以“數智文明”為背景，探討了全球傳播3.0時代的技術邏輯、哲學轉向與中國數字出海的創新實踐。全球傳播正經歷從“信息全球化”到“全球信息一體化”的范式轉變，算法推薦、虛擬沉浸、智能社交、數據驅動成為重塑傳播圖景的關鍵力量。這種技術邏輯帶來的不僅是信息流動方式的變革，更是人類交往范式和文明演進模式的深層次變遷。

技術理性的泛濫固然值得警惕，但其蘊含的人文關懷同樣值得發掘。文章借鑒胡塞爾、德勒茲等哲學家的洞見，對全球傳播3.0的哲學意蘊進行了反思。個體生活世界逐漸成為敘事構建的核心，以移情代入激發共情共鳴，將是未來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徑。中國數字出海的實踐也印證了這一趨勢。短視頻平臺用算法實現“千人千面”，虛擬社區塑造沉浸式體驗，都在情感鏈接中拉近了文化距離。文明間的互相重塑恰恰植根于主體間性交往，它超越線性時間觀，在儀式性互動中實現價值協商。

全球傳播3.0時代數字傳播生態的崛起為超越對抗邏輯、重塑跨文化互信提供了新的路徑和絕佳契機。在社交媒體、游戲、視頻等數字空間中，傳統民族國家邊界漸趨模糊，文化生產呈現出用戶中心、交互協作的新特點。中國互聯網企業的海外拓展實踐表明，借助智能算法實現個性化推薦，通過沉浸式敘事構建情感紐帶，有助于跨文化差異的協商對話。TikTok在本土化運營中注重因地制宜，迎合各國文化喜好，讓中國形象遠離刻板印象，融入日常互動。這體現了文化傳播從說服到理解、從對抗到共情的重要轉向，契合了“共時性信任”模型所倡導的參與感和儀式感的塑造路徑。

當然，技術賦能的跨文化互動仍難以完全消解政治經濟因素主導下的文化偏見。重塑信任和善意需要文明層面的平等交流。這需要中國學者反思文化身份的本質主義預設，擺脫二元對立思維定勢，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國際傳播，在人文關懷中弘揚普世價值。全球傳播3.0應探索如何將地方性知識轉化為全球視角。它既不能是“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也不能是“以中國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而是將中國視為世界多樣性中的一部分，并重新審視傳統普遍概念，實現知識原理和世界觀的重構，真正實現“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數智時代”的全球傳播3.0研究不僅用中國邏輯講好本國故事，更為重要的是能用中國的理念和范式來闡釋全球現象，展開世界范圍的對話和交流。這意味著，要將中國熱土的傳播實踐上升到一個更為普遍性的命題和范式，以問題意識為導向，構建“概念—理論—理論傳統—研究范式—思想體系”的知識生產路徑，真正實現“中國即世界”的學術愿景。

此外，數字傳播也要強化價值引領，以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激發共情，塑造溝通場域。信任的重建有賴于利益共享、情感聯結。交互儀式鏈由社會學家柯林斯提出，強調儀式互動在情感、符號意義層面的重要性。個體通過儀式參與獲得歸屬感、情感能量，建構起道德認同共同體。全球傳播3.0語境下，交互儀式為不同群體搭建對話橋梁，在交往互動中增進認同。中國創新發展對外傳播方式，用人性化敘事喚起共情，以交互體驗傳遞價值理念，重塑國家形象。在“一帶一路”倡議指引下，中國互聯網平臺應積極融入全球數字經濟格局，實現資源互補、成果共享。在講述中國故事時，要運用互動敘事、沉浸式體驗等方式喚起情感共鳴。未來，虛擬社區、智能助理等或將開創情感交互的新維度，為不同文化語境下的善意理解開辟更廣闊空間。

總之，在全球傳播3.0時代，超越“中國偏見”需要擺脫本質主義窠臼，從對抗走向互鑒，以人文情懷引導技術創新，在數字人文視野中重構跨文化互信。“共時性信任”模型為此提供了理論指引，強調在時間感、參與感、儀式感和利益共享中培育持久信任。全球傳播3.0發展，不僅是技術革命的產物，更是文化理解和全球共鳴的新機遇。它將是全球傳播“告別革命”的一次有益嘗試，全球傳播應從文明/中西對抗的二元論、抵抗論、威脅論，走向全球南北方互融互通、守望互解，真正構建一個有機的全球傳播命運共同體。回歸到個體的直接經驗和主觀意識上，強調以個體為出發點的世界理解和表達，關注人的價值和文化的意義，以人性為本，促進全球不同文化之間的深入理解和尊重，邁向基于人性共情和共鳴的新數字文明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