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時戰(zhàn)亂年代、現代創(chuàng)業(yè)初期，能力超絕的人往往都要爭“老大”的位置，然后用自己認定的方式帶領團隊走向成功，稱王做祖，飛揚一世。有能力卻甘居“老二”的人，絕對是鳳毛麟角。

如果有一個人能力超絕，卻愿意死心塌地的輔佐另一人，那么這兩人便是天作之合，不論事業(yè)能否成功，都會留下一段佳話。

孫中山很幸運，他的親密戰(zhàn)友黃興，就是這樣一個甘居老二的人。

黃興的人格養(yǎng)成，和他的人生經歷有莫大關系。

1874年9月，黃興在湖南長沙誕生，其父擁有秀才功名，其母亦是名門閨秀，家里更有良田、房產、藏書無數。可以說，黃興的原生家庭是一個典型的晚清地主家庭。

受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黃興很小就開始讀《四書五經》等傳統(tǒng)儒家經典，接受忠孝禮義等儒家規(guī)訓，學習八股文寫作。

經過十余年寒窗苦學，黃興終于在22歲時考中秀才，成為晚清“士人”階層的一員。

士，是中國非常特殊的一個階層。

他們可以和張良一樣出謀劃策，可以和蕭何一樣處理日常政務，甚至可以和韓信一樣統(tǒng)兵征戰(zhàn)，但他們從來不會謀求“皇帝”這個位置，做執(zhí)掌乾坤的領袖。即便有這樣的機會，他們也會主動放棄，然后擁立一個雄才大略的人，做自己的代言人。

《史記·蕭相國世家》里說：“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一句“文無害”，便說明了蕭何的政治定位。

《史記·高祖本紀》寫的更直白：

“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并起，今置將不善，壹敗涂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原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后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

這段話的意思是，劉邦認為自己能力不足，無法帶領沛縣子弟在亂世中活下來，準備放棄沛公的身份，讓給蕭何或曹參。但蕭何和曹參擔心起義失敗，被秦朝誅九族，便放棄了這個做老大的機會，繼續(xù)擁戴劉邦。

蕭何的選擇，其實就是中國士人階層的選擇。

他們的定位就是“政務的執(zhí)行者”、“皇帝的輔佐者”，最高追求是“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如果機緣巧合得到“帝王師”的身份，那就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了，可以在族譜里另開一頁。

毫無疑問，黃興在苦讀儒家經典、考取秀才功名的過程中，已經繼承了士人階層的精神傳承，并將其深深的烙印在骨子里。

士，成為黃興的人生底色。

2、

當然了，成為士人到以士人的標準要求自己，需要一個轉變的過程，甚至得遭遇一場沉痛的失敗，才能覺醒意識，重塑人生定位。

1903年，黃興自日本弘文學院畢業(yè)，年底便回到湖南長沙，邀請章士釗、宋教仁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了華興會，口號是“同心撲滿，當面算清”。

黃興，被眾人公推為會長。

因為華興會成員大多是知識分子，武裝革命的能力有些欠缺，故而黃興又成立同仇會，并親自兼任會長，用一年時間招納了萬余名哥老會成員。

做完這兩件事，黃興的麾下文人武士齊聚，隨即又變賣長沙的祖宅和田產，準備用籌措來的資金，在湖南起義反清。

然而，起義尚未開始，湖南官府便得到消息，四處搜捕黃興。

無奈之下，黃興逃往日本。

后來，黃興從日本返回，又策劃了一次反清起義，結果又失敗了。

這兩次起義失敗，雖然沒有動搖黃興反清起義的決心，但嚴重打擊了他“親自領導反清起義”這件事的信心。

換句話說，黃興的“心氣”受損，再無法承擔領袖的重任，于是，“士人”的精神底色開始主導他的人生選擇。

1905年7月，經過宮崎寅藏的介紹，黃興和孫中山在鳳樂園餐館見面。

其實在見面以前，黃興就聽說過孫中山的事跡，但他很不喜歡孫中山，原因就是孫中山沒有讀過儒家經典、沒有參加科舉，不是正統(tǒng)的中國文人。

用黃興的話說，孫中山不是綠林豪杰，就是劉秀、鄧禹之類缺乏豪氣的書生。

但此次和孫中山見面以后，黃興才發(fā)現，孫中山是溫和端正且手不釋卷的人，而且思路清晰出口成章，是個典型的領袖型人物。于是黃興對孫中山一見傾心，開始毫無保留的暢談自己對中國革命的理解。

孫中山和黃興，就此定交。

次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

召開成立大會時，共有80余名代表出席，其中70人是黃興的華興會故人，3人是日本人，只有10人是孫中山的舊相識。

這么懸殊的人事比例，如果黃興愿意爭領袖地位，其實是有機會的。

但黃興不愿意爭，以一句“孫中山先生為本黨總理，不必經過選舉手續(xù)”的話，直接將孫中山推到同盟會總理的位置上，自己甘愿以“執(zhí)行部庶務”的身份，處理同盟會的日常工作，輔佐孫中山。

他做出這樣的選擇，其實就是和蕭何一樣，承認了“士”的人生定位。

同盟會成立以后，至少有93名留日陸軍士官生入會，黃興認為，這批同志回國以后要掌握兵權，不能暴露革命者的身份，于是他收起這批同志的會員證，由他一人保管，并成立“丈夫團”，做為革命軍官的核心組織。

這批同志，日后基本都做了清朝新軍的師旅團長。

黃興是主持同盟會日常工作的人，自然和同盟會的革命軍官非常熟悉，他親自操辦“丈夫團”的事務，便又是同盟會革命軍官的直接領導。

正是這兩層關系，為黃興日后親赴一線領導反清起義奠定基礎，黃興也由此成為孫中山領導下的、同盟會的軍事負責人。

3、

盡管黃興在同盟會的實力雄厚，但他不爭領袖地位是一以貫之的，此后同盟會有人背叛孫中山或鬧分裂，黃興也是堅決支持孫中山，維護他的領袖地位。

1907年3月，孫中山離開日本。

臨行前，日本政客和商人贈送孫中山1.5萬元，他給章太炎等人留下2000元，做為《民報》的經費，其他款項全部帶走，用作“潮州起義”的經費。

孫中山這樣分配款項，自然有他的道理，但章太炎等人認為，留給他們的辦報經費太少，5月發(fā)動的潮州起義也失敗了，起義經費完全是打水漂，所以這筆款項應該全部留給他們，不應該拿去發(fā)動起義。

在這樣的背景下，章太炎等人便要求召開一次特別大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改選黃興為同盟會總理。

事情一出，黃興立即表明態(tài)度：

“革命為黨眾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于不義。”

黃興三言兩語，化解了一場氣勢洶洶的倒孫風波。

同年8月，同盟會員張百祥、焦達峰等人認為，孫中山不回日本主持同盟會事務，就沒有資格繼續(xù)擔任同盟會總理，而且孫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權”會傷害地主士紳的利益，不如改為“平均人權。”

隨后，他們聯(lián)合一部分同盟會員，準備仿照哥老會、洪門的“另開山堂”模式，成立共進會，和同盟會分道揚鑣。

面對同盟會內部的分裂勢力，黃興再一次站出來，用一句“革命有二統(tǒng)，二統(tǒng)將誰為正”的話，來維護孫中山的地位、維護同盟會的團結。

1909年，陶成章等人在南洋起草《孫文罪狀》，發(fā)起更大規(guī)模的倒孫風波，并希望黃興和他們發(fā)表一份聯(lián)合聲明，召即同盟會員討論孫中山的問題，然后改選同盟會總理。

這次，黃興親赴南洋，和同盟會員挨個談話討論，向他們說明孫中山的難處，勸他們不要跟著陶成章起哄。

等平息南洋的反孫情緒以后，黃興給孫中山寫了一封信，說道：

“陶等雖悍，弟當以身力拒之。”

1911年12月，宣布脫離清朝的各省代表齊聚南京，選舉湖北都督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因為黎元洪在武昌，故而以黃興代行大元帥職權，到南京任職，統(tǒng)領革命全局。

根據各省代表擬定的原則，推翻清朝以后，新政權的總統(tǒng)要從大元帥、副元帥中選舉產生。這就意味著，黃興一旦做了代理大元帥，就成了總統(tǒng)候選人。

那時黃興在上海，原本不愿意去南京任職，可眾人極力勸他以革命大局為重，去吧。黃興推脫不過，只能收拾行裝前往南京。

但就在他啟程的前一天，聽說了孫中山即將回國的消息，于是黃興立即放棄任職，并向眾人解釋了原因：

“孫中山先生已啟程回國，不久可到上海。孫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代表同盟會，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滬，搶先一步到南京任職，將使他感到不快，并使黨內同志發(fā)生猜疑。”

“太平天國起初節(jié)節(jié)勝利，發(fā)展很快，但因幾個領袖互爭權利，終至失敗，我們要引以為鑒戒。革命同志最要緊的是團結一致，而要團結一致，就必須不計較個人權利，互相推讓。”

出于這樣的原因，黃興最后一次放棄了做領袖的機會，等到孫中山回國以后，他又極力推舉孫中山做新政權的總統(tǒng)。

可以說，沒有黃興的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yè)可能很早就夭折了，更不可能取得“國父”的歷史地位。

而黃興這么做，根本原因就是他扮演著士的角色。

4、

黃興和孫中山共事的時間很長，不可能沒有分歧。

他們第一次出現分歧，是關于革命成功以后，新政權到底用什么樣的國旗。

孫中山的意見是，興中會同志舉著青天白日旗，發(fā)動數次起義，留了很多血，所以青天白日旗很有革命意義，新政權的國旗就得用它。

但黃興認為，青天白日旗和日本太陽旗太相近了，不合適，而中國周朝的井田制象征平均地權，同盟會的政治綱領也有平均地權，那么用井字旗做新政權的國旗，再合適不過。

兩人相爭不下，發(fā)生了激烈爭吵。

為了保住青天白日旗，孫中山甚至放狠話：“高舉青天白日旗的南洋同志有數萬人，你們不用這面旗，就先把我干掉吧”，黃興一聽，大怒：“這面旗你們留著吧，我離開同盟會。”

其實從旗幟的選擇，也能看出兩人的不同。

孫中山自幼長于國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太深的執(zhí)念，故而對井字旗不屑一顧。此外，日本是同盟會的重要根據地，用青天白日旗，可能會贏得日本的好感，獲得更大力度的支持。

而黃興是科舉秀才出身，對平均地權、上古三代是發(fā)自內心的尊崇，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堅持用井字旗就不足為怪了。

不過，也正是因為兩人的精神世界不同，黃興還是向孫中山做了讓步，說：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須執(zhí)著第一次起義之旗？然余今為黨與大局，勉強從先生意耳。”

他提出井字旗是因為士的身份，放棄井字旗也是因為士的身份。

他們第二次出現分歧，是宋教仁遇刺案。

1913年，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在大選中獲勝，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得到組閣執(zhí)政的機會，所到之處人山人海，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初登總統(tǒng)寶座的袁世凱，為保住來之不易的權力，便派人到上海刺殺了宋教仁。

此事一出，舉國嘩然。

到底如何處理宋教仁遇刺案，不僅全國各界議論紛紛，國民黨內部也有不同意見。

黃興認為，中華民國已經成立，再以武力解決政治問題就不合適了，宋教仁遇刺案，應該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例如向法院起訴國務總理趙秉鈞，然后由法院發(fā)出傳票，請趙秉鈞到法院接受質問。

孫中山認為，雖然反清革命已經成功，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又成為國民黨的新政敵，圍繞著江山歸屬，雙方仍要進行長期斗爭。這種你死我活的事情，怎么可能用法律解決呢？必須武裝起義，為宋教仁討個說法。

爭論的結果，還是黃興屈服，同意孫中山發(fā)動二次革命。

然而，戰(zhàn)爭開始以后，北洋軍的攻勢非常猛烈，不到半月時間便攻克江蘇徐州、安徽安慶、江西湖口等地，占盡地理優(yōu)勢。黃興見大勢已去，便沒有遵守“死守南京”的命令，悄然離開重鎮(zhèn)南京。

事后，孫中山大怒，斥責黃興是逃兵，讓國民黨喪失了割據東南的機會，但黃興辯解說：

“我如奮斗到底，將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壞，即獲勝利，全國亦將糜爛，且有被列強瓜分之虞。”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來，黃興有士的懦弱，也有士的仁義。

他們第三次出現分歧，是中華革命黨事件。

二次革命之后，孫中山將失敗原因歸結為“黨員不能堅決服從命令”，于是在1914年，他決定另外成立中華革命黨，黨的最高宗旨便是完全服從孫中山的命令、全身心忠于孫中山個人、全部黨員都要在孫中山的指揮下一致行動。

為了實現這樣的目的，孫中山甚至在黨章里寫下“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之類的內容，并要求黨員在此類條款上按手印，以示忠誠。

對于這樣的事情，黃興很不理解。

在黃興看來，領袖和黨員都是革命同志，政治地位應該是平等的，怎么能說誰誓死忠于誰呢？而且按手印是罪犯承認供詞的行為，怎么能用在高尚的政治活動中呢？

于是，黃興拒絕參加中華革命黨，也拒絕了中華革命黨協(xié)理的職位。

自此以后，黃興和孫中山分道揚鑣。

再過兩年，黃興重病離世，年僅42歲。

黃興英年早逝，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不滿孫中山的做法，從而心灰意冷，影響到身體健康。因為他要的是合作而非臣服，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跪受筆錄。

他和孫中山分道揚鑣，也可以視為一個士的氣節(jié)。

5、

黃興離世以后，章太炎在追悼會上送了一副挽聯(lián)：“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

事實確實如此。

黃興是孫中山早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沒有黃興就沒有孫中山，沒有孫中山又何來民國？

能遇到黃興，是孫中山這輩子最大的幸運。

其實放眼中國歷史，任何領袖人物能遇到黃興這樣的人，都是極其幸運的，例如劉邦和蕭何、曹操和荀彧、劉備和諸葛亮、孫中山和黃興、教員和周總理等等。

這些和黃興地位類似的人，不論他們出自哪里、做出什么樣的功業(yè)，歸根到底都是士。

唯有士才能做默默無聞、永為綠葉的副手。

史書會記載領袖人物的光輝，但不會忘記士的價值，這也是“有史必有斯人”的另一層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