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國產女性劇，英國女性劇真的是下一個Level了。無論是劇作水準，還是女性議題反思的深度。

這些年出爐了很多貼著“女性主義”或“大女主”標簽的國產女性劇，可看來看去，似乎永遠離不開“男人”所代表的情愛世界，尤其是離不開出軌的男人、海王這類角色。說是職場劇的，最后也只是個誘人的“咸香”外殼，內里包裹的還是顆“戀愛巧克力”——所謂的女性成長，大部分被演繹成了“與高富帥男友的勢均力敵”。

但《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完全沒有這些俗套。它將“愛情”這種溫情戲碼摘得干干凈凈，保全了一種完整的尖銳和思考的鋒利——那是直面殘酷本質的勇氣和清醒。當然，也難免爭議與分歧。

對這部引發眾多熱議與分歧的劇，和大家分享下我的解讀版本。

文丨FT中文網專欄作家 非非馬

最近，一部2024年的英劇“意外”在中國社交媒體翻紅，豆瓣評分高達9.4。它就是4集迷你英劇《道格拉斯被取消了》（Douglas Is Cancelled）。有意味的是，編劇史蒂芬?莫法特的創作初衷是探討“取消文化”的合理性和爭議性，但到了中國語境下，該劇卻主要因“性別標簽”而備受歡迎——“大女主的復仇爽劇”、“反職場性騷擾”、“反性別權力壓迫”等等

這就是真正好的創作文本所蘊含的內容能量與思考能量，它的確為觀眾提供了足夠寬闊的解讀空間，無論是故事還是人物。在我看來，《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下簡稱《道格拉斯》）最大的魅力，除了劇作上的層層反轉敘事技巧，還在于它尖銳的現實諷刺性以及“復雜性”——拒絕簡化、標簽化、口號化，試圖激蕩和“挑戰”觀眾們也許被“擱置已久”的思考習慣。

從劇名可知，這是一個講述國民級主播道格拉斯如何被抵制“封殺”的故事，而嵌套在這根明線之下，則是道格拉斯的女搭檔麥德琳，為自己所遭遇的職場厭女壓迫而“復仇”上位的故事。劇集里，除了那個類似韋恩斯坦的制片人角色“托比”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混蛋，其他所有人都帶著人性的灰度與顆粒度。

首先，遭遇抵制封殺的道格拉斯，雖非典型的施害者，但也并不是完全無辜。隨著真相漸漸揭曉，我們得知他當年曾眼見年輕的麥德琳遭遇制片人托比的職場潛規則面露驚恐，依舊冷漠地調轉身去，淪為沉默的幫兇，甚至“奉上”一句看似“鼓勵”的話：“無論你將為此付出什么，這份工作值得。”

在麥德琳成功當上主播后，他又想當然地認為麥德琳一定是服從了職場潛規則，才獲得這個工作。當她越來越紅，粉絲甚至遠超自己時，他開始在各種或公或私的場合里“暗示”她是靠“潛規則”上位并獲取成功，否定她的工作能力：“當我在制片人的酒店房間里第一次見到她時，我就知道她日后會很紅。”

他看似只是講述了一個“事實”，但他通過這句話所傳遞的潛臺詞，卻已經是在“造黃謠”、“傳黃謠”。他不止一次地講述過這番話，直到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指控他“上周在婚禮上講了一個具有嚴重性別歧視意味的笑話”。爆料人并沒有明確講述該“笑話”的內容，但道格拉斯自己心知肚明，他只是十分自信于自己一定沒被拍到，所以對外宣稱：自己什么都不記得了。

而“復仇大女主”麥德琳，為了復仇、也為了自己的職業晉升，設下層層圈套逼道格拉斯自己講出“真相”，并讓他一步步走向被封殺的結局，其復仇手段不乏“dirty tricks”（上不了臺面的陰招）。然而，對“職場潛規則的施害者”托比，她卻選擇了沉默和共存，并兩度與之“交易”上位——盡管這不是屈從于職場潛規則的性交易，而是手握對方“把柄”的“反制”交易。職場性別權力結構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她只是用“男權”的方式成為了男權游戲中的“勝出者”。

但諷刺的是，道格拉斯被封殺的原因，卻不是因為最初那根導火線——不當講述了帶有性別歧視意味的“笑話”，而是因為另一條被精心“裁剪”過的視頻——他在關于真相問題上的不當發言，冒犯了公眾——他說，“公眾沒有能力理解真相”。可更加諷刺的是，占據政治正確高地的“取消文化”，顯然并不真正關心和追究“真相”。正是在這種并不追求“真相”的網絡監督與審判之下，職場潛規則施害者托比，才能安然無恙。而“罪不至死”的道格拉斯，職業生涯卻被徹底斷送。所以，“道格拉斯被取消”，就是一場被簡化、標簽化、流量化的公共輿論事件。

在這里面，劇集不忘尖銳諷刺傳統媒體及其精英代理人的角色，呈現了英國新聞行業下的性別權力之網是如何被構建，也戳破了媒體生態的虛偽一面。

善于偽裝和操弄觀眾的托比有句名言：寧可無趣無聊也不要有公開觀點。觀點是血，在社交媒體的江湖里，專招鯊魚。在道格拉斯陷入性別歧視的輿論危機時，他讓喜劇編劇寫所謂“精準”的厭女笑話來掩蓋真相，“帶點點厭女味道，但要老少諧宜，不至于嚴重到遭抵制。”更虛偽的是，他私下里明明是個標準的職場流氓，經常濫用職場權力“狩獵”女性下位者，可表面上他卻把自己包裝成堅定的“女性主義者”。

而道格拉斯的妻子希拉則是一家英國小報的主編，深諳如何通過“標題黨”與“視覺沖擊”制造噱頭吸引眼球，只將真相“隱藏”在讀者已經沒有耐心細讀的正文里。為了流量，她曾在頭版封面刊登過麥德琳的比基尼照，非常“男性凝視”。

在明面上，無論是希拉還是制片人托比，亦或是那個寫喜劇笑話的印度男編劇，他們都是會喊口號的女權主義者，會冠冕堂皇地反性別歧視、反厭女文化、反種族歧視、捍衛新聞真相、堅守新聞倫理；但臺面之下，他們卻無時無刻不在暴露他們的真實面目與想法。

印度男編劇稱自己是最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卻又得意地宣布他們喜劇組里一個女性都沒有。他公然調侃喜劇編劇和女性的社會地位一樣，“平時都被關在盒子里，（代表權力、享有權力的男人們）有需要了才拿出來使用。”他還會故作親昵地稱呼辦公室里的印度女同事為“babe（寶貝）”，自作聰明地認為女同事必然會享受這種親昵“調情”，而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刻意矮化女性人格，更是一種職場性騷擾。

在協助道格拉斯走出公關危機的過程中，他們所有人都一起贊同編造“假笑話”去掩蓋“真笑話”，從而“忽悠”觀眾和網民去忽視“真相”。當然，最終只有被拍下視頻的道格拉斯被抵制了。他們一方面畏懼網民的力量，害怕“取消文化”；一方面又居高臨下地認為觀眾并沒有能力理解“真相”，就像道格拉斯在劇中說的那句極富冒犯性的臺詞一樣。作為職業媒體人，他們深深懂得民眾的情緒重要過事實，政治正確的標簽重要過事件本身。

他們研究勒龐所說的“烏合之眾”，他們迎合“烏合之眾”，他們制造“烏合之眾”，他們恐懼“烏合之眾”。

在這群職業媒體精英這里，漂亮的口號，都只是喊給別人聽的。他們，也只是出于對“封殺”的恐懼，才想要“謹言慎行”。一邊表演，一邊露餡。

編劇還諷刺了主導社交媒體的網民或者說“烏合之眾”，以及社交媒體平臺本身。社交媒體為了流量，刻意通過熱搜來放大名人的丑聞效應，還強制性地把所有人的言論都壓扁成一條條短小推文，而這種方式顯然并不鼓勵公眾對真相的追求。對社交平臺而言，道格拉斯的“倒下”不過是一場可供圍觀的名人“丑聞”消費。

而網絡輿論形成的，也不過是情緒傳播鏈，而非事實討論。這也非常符合“后真相”（post-truth）時代的傳播特征：情緒強于事實。所謂“取消文化”，其另一面，似乎只是一場以“道德”為名的丑聞消費“狂歡”，而非真正理性的事實追問和倫理探討。當輿論在缺乏細節和真相的基礎上迅速作出判斷、迅速“取消”時，是否還容得下事實的復雜性？當從業30年的道格拉斯，僅僅因一兩句被公開的不當言論就遭遇徹底封殺時，這里面沒有任何“可辯解”的空間，不論是針對道格拉斯，還是針對這幾句不當言論。取消文化，取消了“討論”本身。

正是因為該劇充分保留了所有這些灰色顆粒度，劇集在現實批判性和反思性上，才沒有停留于表面，而是走得更加深入。

它呈現出了厭女文化和職場性別權力結構是何以被不斷復制與維持。因為除了有托比這樣無恥的權力上位者，還有如道格拉斯這樣為數龐大的“沉默幫兇”，還有像希拉這樣精致利己的“男權代理人”，以及喜劇編劇這樣已經習慣于在“男權制”中撈點既得利益的男人。性別是一種制度角色。無論男女，一旦你不帶批判性地進入這種制度，你就很容易被它規訓成它希望你成為的樣子。

它通過塑造一個使用“dirty tricks（陰招）”復仇上位的麥德琳，展示出了真實世界里女性所面臨的兩難困境。劇集結尾，采訪麥德琳的新聞主持，將她被提任為首席主播看作是全體女性的勝利，麥德琳認為：這并不是“女性的勝利”，“只是自己個人的勝利”。顯然，她明白自己并沒有真正撼動男權主導結構的根基，而是與幕后掌權的男性達成了某種心照不宣的“契約”。她的位置，是以她對他的妥協換來的。而復雜性就在于，如果沒有與制片人的私下“交易”，假設她把一切都捅到臺面之上，她面臨的結果很可能是：雖然繞開了職場潛規則，也干掉了制片人托比（一如被判刑的韋恩斯坦），但她自己也將因此失去擔綱女主播的機會。因為現實不是“爽劇”，電視臺的男性領導們不會在身邊“留用”這樣一個危險“炸彈”。麥德琳很難做到兩全。當劇集拍出“麥德琳”的困境與妥協時，互文的正是現實中的女性困境，以及經常會發生的妥協。所以，這部劇對女主麥德琳的整體態度是曖昧的，一如觀眾對她的態度，難以“簡而言之”。

在這部僅有四集的短劇中，它既有對媒體道德偽善的嘲諷，也有對“取消文化”潛在暴力的反思。一方面，我們看到：由社交媒體主導、傳統媒體協從參與的“取消文化”，在現階段依然是結構中的弱勢群體使用起來最為“簡便趁手”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劇集通過反思“道格拉斯該不該被取消”，來激發觀眾的追問：當“徹底取消”成為最流行、甚至是唯一的解決方式時，它真的合適嗎？而那些真正需要改變的權力結構系統，是否在“取消文化”勝利的歡呼聲中被忽視了？

哲學家齊澤克就公開反對過“取消文化”，認為它過于瘋狂、過于嚴苛，用“夸夸其談”徹底取代了“言論與行動的對接”，甚至只是關注表面功夫，而不去改革那些更基礎的東西，例如社會應當如何組織。

不得不說，《道格拉斯》就猶如對齊澤克這段抽象反思的具象化演繹：“取消文化”看似進步，成為了女性（結構下的弱勢群體）十分趁手的反抗工具，但它自帶bug，實則掩蓋了系統性不平等的根源，有淪為口號與表演的風險。當公眾在懲罰“某個人”中獲得短暫的即時滿足時，會很容易“忘了”還要去改造社會機制。

這部劇集提醒我們：正義并不能通過網絡速裁完成，真實的性別平等也不能靠一次次情緒化的輿論審判實現。在重重疊疊的現實矛盾交匯處，《道格拉斯被取消了》發出了必要的文化自省。

非非馬寫在后面：最近很認真地做了幾個小視頻，與大家分享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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