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檢結果保密致男方患HIV

醫生被停職

近期，一則關于「婚檢結果保密」的帖子，引起了全網熱議。

6 月 4 日，湖北某醫院一名婦產科主治醫生在社交平臺發文分享了兩則婚檢案例，并表示「婚檢的重要性就是坑醫生」。

第一個案例是女孩子婚檢有艾滋病，首診醫生上報疾控中心后通知本人了，但女孩說不能告訴她對象。結果一段時間后男方感染HIV后不僅直接去衛健委告首診醫生致其停職待業，甚至還有過激言論。

第二個案例同樣是一女生婚檢攜帶 HIV，上報疾控中心，但醫生告訴了她對象，結果兩人沒結婚，最后女孩子一直投訴醫生，投訴成功后，醫生被停職 3 個月，后來辭職了。

▲ 圖源網絡平臺截圖

相似的案例，不同的是一個透露了檢查結果給伴侶，一個沒有透露，相同的是醫生都承擔了本不該自己承擔的后果。

話題火爆后，沒想到非常多的醫生都遇到過這種棘手的問題。

例如2015年，河南新某婚后被妻子感染HIV病毒。在得知市疾控和婚檢醫院知情卻不告知自己實情后，新某把醫院和該市疾控中心告上法庭，要求承擔侵權責任。2016年初，有一則新聞曾經引起過網絡上很大的爭論。

廣東某婦幼保健院婚檢門診的一名醫生也表示：“曾在成批量的婚檢人群中篩查出一例24歲的HIV-1男性患者，其本人也清楚，還自認為一直有吃藥，安全措施也做得很好，要求醫生不要告訴他女朋友，甚至明確表示，誰敢透露他的隱私，就讓誰好看。”

福建一名醫生則表示：“婚檢結果也不都是關于性病的，總有患者要求你隱瞞各種疾病，我該怎么辦？醫生難當呀。”

疾控機構有權告知配偶

但普通醫生不行

在我國，多部法律法規都有涉及艾滋病告知問題。

《傳染病防治法》第68條規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故意泄露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傳染病病人、密切接觸者涉及個人隱私的有關信息、資料的，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執業醫師法》第22條、第63條規定了衛生部門及醫務人員保護患者個人隱私的義務，以及違反義務的法律責任。

《民法典》第1226條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對患者的隱私和個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隱私和個人信息，或者未經患者同意公開其病歷資料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在實務中，由于艾滋病的特殊性及危害性，目前國內多采取讓感染者自己告知性伴，并動員其性伴進行艾滋病相關咨詢與檢測工作。

但鑒于不同地方的傳染病防治形勢不同，國內已有多個省、直轄市、自治區、較大的市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了地方性法規或其他規范性文件，但這些地方立法，對是否規定艾滋病強制告知制度存在不同做法。

如《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條例》第20條規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應當將感染艾滋病的事實及時告知其配偶或者性伴侶；如不告知的，其住所地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有權告知其配偶。

同時，該省衛生廳制定的《關于告知艾滋病檢測結果有關事宜的通知》中規定，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拒絕告知配偶，則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應在不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內及時以適當的方式將確診的結果告知其配偶，并提供相應檢測和咨詢服務。

《甘肅省艾滋病檢測陽性結果告知工作規范(試行)》也規定，告知對象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配偶或與其有性關系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本人必須在責任告知單位告知后一個月內，告知配偶或與其有性關系者。

《廣西壯族自治區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三條也有類似規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得知陽性結果后一個月內應當將感染狀況告知配偶或者與其有性關系者，或者委托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代為告知其配偶或者與其有性關系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告知或者不委托告知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有權告知其配偶或者與其有性關系者，并提供醫學指導。

《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條例》第36條規定，對確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由省人民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培訓合格的醫務人員將診斷結果告知其本人、配偶或者監護人。

《陜西省艾滋病防治條例》第32條也規定，由當地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醫務人員將診斷結果告知本人、配偶或者監護人。

綜合來看，部分地方法規雖然設有艾滋病告知制度，但授權實施者均為疾控或者受訓合格的極少數醫務人員，普通的醫生確未被授權向患者配偶透露感染信息。

我國婚檢率快速上升

告知義務需監督機制

婚前醫學檢查項目不僅包括性病檢查，其內容還包括詢問病史、體格檢查、常規輔助檢查、其他特殊檢查以及婚育健康指導。不同的婚檢機構檢查項目稍有不同。

我國自2003年起不再實施強制婚檢制度，當年婚檢率從62%驟降至2.7%。隨之而來的也出現了一些婚姻、生育問題，包括：新生兒出生缺陷率、梅毒母嬰傳播率上升；HIV夫妻傳播案例年增數百例等。

隨著全社會健康意識的提高和檢驗檢測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青年伴侶和適孕男女愿意通過正規醫療機構進行婚前檢測。

根據2020年發布的《關于加強婚前保健工作的通知》，2004-2018年全國共有10208萬名新婚夫婦接受婚檢服務，2018年婚檢人數達1020萬，全國婚檢率從2004年的2.7%上升至2018年的61.1%，平均疾病檢出率約8.5%。

另據溫州市相關數據，2024年溫州市婚檢率達到93.53%，其中有8826人查出疾病，占婚檢數的33.09%，此外有1335人因患有影響婚育的疾病，被建議暫緩婚育。

即便如此，現行的婚檢制度下，醫生仍然“進退兩難”。

究其原因在于多數地區婚檢報告為“單人單份”，伴侶無法直接獲取對方結果，依賴患者主動履行法律規定的告知義務。在發現問題后，婚檢醫生并非疾控機構，缺乏法律授權介入。

對性伴強制告知制度的爭議，本質上是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隱私權和其性伴侶健康權兩者優先保護的爭議。這兩種基本權利的沖突，我國從立法層面上并無明確的規定來解決。

《艾滋病防治條例》中規定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對其性伴侶的告知義務，但并無履行該義務的具體措施或保障手段。因此出臺相關措施或保障手段或許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至于現階段醫生到底如何處理婚檢結果的問題，有人建議，將雙方檢查報告合并或雙方同時到場拿報告。也有醫療機構采用簽署知情告知書的形式，寫明這些疾病有傳染性，患者應該告知性伴侶，以及如果不告知性伴侶的可能違法后果。

當然不管怎樣，都不應該由醫生來承擔這種權利沖突帶來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