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浙江衢州烈日與陣雨交替，仿佛風云被攪動。

當然，這里絕非法外之地，也沒有什么人能呼風喚雨——即便你在國外殺老虎，歸國受審也只能溫順如倉鼠。

“殺只老虎給你吃”，這就是我對所要提到的這個案子最初的印象，出此言者實在過于狂妄，不禁令人發笑。

風云變動，徐昕老師風塵仆仆，前一日剛剛結束兩天高強度的“法庭辯論”線下培訓，便連夜趕赴浙江衢州參加一個重大案件的庭審。

去年9月份第二次大案刑辯線下培訓課上，徐昕老師曾簡短的提到過這個案子——金三角賭王案——賭王綽號“紅地主”，他的前半生，甚至比他“殺老虎”的狂妄更令人瞠目。

那些對文明社會法律制度一無所知的人，對辯護律師的一大攻擊就是指責他們“為壞人辯護”，當然，面對這樣的無知指責，所有的律師都會用樸素的刑法學基本原則來回擊：未經法庭的公正審判，任何人都是無罪的！

但是，當在法庭上聽到“紅地主”前半生的累累前科，這個尚未經過法庭審判的被告人到底是不是壞人？我和很多旁聽律師卻都失去了義正言辭的底氣，頗哭笑不得。

他的第一次前科在1989年，彼時我們還處于上一個刑法文明時期，而他的罪名之一正是極具時代色彩的流氓罪。

法庭上的兩名檢察官和兩名法官都很年輕，1989年，這四名未來的司法人員應該都還只是幼童，而21歲的年輕人“紅地主”，卻已經踏入了犯罪之河，再沒上岸。

之后，在1990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他又先后四次被判決有罪，涉及的罪名除了流氓罪，還有故意傷害罪、盜竊罪、開設賭場罪、非法持有槍支罪和聚眾斗毆罪，刑期最長十一年半。

其中尤其令我好奇的是1990年這一次，不出意外，這一年他應該正在監獄或看守所，但卻仍然犯下盜竊罪被判三年。

一來好奇他身處牢獄到底偷了誰的東西，又能偷到什么值錢的東西能被判三年？二來好奇在一個依法并不享有人身自由的監管場所，好似就不應存在個人占有財物一說了，即便偷拿了他人財物，是否還能評價為法律意義上的盜竊？

所以，“紅地主”在人生的前四十多年里，先后五次共計被指控犯下八宗罪行，而這一次，他又被指控犯有詐騙罪、開設賭場罪和非法拘禁罪。

從犯罪數量上說，“十惡”的說法于他而言不是夸張和修辭，而是寫實。

“紅地主”，真是一個讓刑法失靈的人。

刑法理論上的“報復”和“預防”兩大機能，在他身上好像并沒產生什么效果——縱使幾十年遭受刑罰的連續打擊，卻始終擋不住他屢屢犯案。

我非常嚴肅的認為，“紅地主”或許是我們社會機體某種副作用下的產物，無論對他簡單的道德痛批或是不夠嚴謹的審判，無疑都過于單薄輕率，甚至是對社會深層問題徹底的逃避和不負責任。

現在來看，“紅地主”當然是極端個例，甚至只是孤例，但換個角度，如今某些罪名的泛化和刑事手段的愈發活躍，又何嘗不是在批量制造低配版的“紅地主”，甚至正在孕育幾十年后的“紅地主”？

同樣的氣候土壤，同樣的“南孔圣地”，幾十年間，有人從幼童成長為司法官，而“紅地主”則始終被指控，對比如此極端，令人不安、費解。

但面對這樣一個對刑法脫敏之人，比草率追訴定罪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層面的追問，或許也要反思司法程序。

所以，即便面對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當事人，徐昕老師和吳乘子律師也依然堅定的為他做無罪辯護！

即便他曾五次淪為罪犯，但并不意味著第六次指控就當然成立。

“紅地主”，依然享有無罪辯護的權利。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但這一次被告人卻第二次落入了同一名檢察官的手里，面臨“有罪推定”的偏見。

這個案子最大的問題就是證據不足，除了分案被告人的供述和大量證人證言，幾乎沒有客觀證據。

在賭王“紅地主”尚未被審判的情況下，曾經同他一起殺虎吃肉的諸多小弟，反而先他一步認罪伏法——毫無疑問，他在其他案件的判決書中，早就被同一個法官認定有罪，而且罪大惡極。

至關重要的被告人手機，不僅沒有扣押筆錄，甚至在被扣押之后也未封存，手機顯示的機主姓名并非被告人，顯然難以排除手機數據被篡改的可能。

被告人的詢問筆錄、辨認筆錄和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均沒有移送同步錄音錄像，但公訴人在相互矛盾的諸多證據間，卻唯獨依據對被告人不利的那一部分指控。

被告人被指控在老撾金三角多年從事電信詐騙、開設賭場等罪行，不僅沒有相關企業主體資料、物業租賃合同、監控或老撾執法部門執法記錄等重要證據，面對辯護人的申請，法官甚至直言“客觀原因，無法調取”，用來證明犯罪地點的證據只有谷歌衛星地圖和手繪圖。

假如一國外交部針對他國內政擅自發表言論，很容易被指責干涉他國內政，那一國法庭在沒有任何直接證據的情況下，認定他國境內曾出現種種罪行而當事人又未被追究，是不是也是某種程度干涉他國司法主權的行為呢？

而最直接的證據沖突恰恰來自公訴人自己的舉證：被告人出入境記錄顯示，在被指控犯罪期間根本沒有出國！

公訴人的解釋是：出入境記錄只能證明被告人合法出入境的情況。

言外之意就是：被告人并非合法出入境，而是偷越國境。

偷越國（邊）境罪是一個獨立的罪名，而且顯然也是“紅地主”實施被指控罪行的前提，為什么反而沒有被追究？

原因恐怕就是公訴人根本無法證明被告人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偷越了國境。

指控“紅地主”最主要的證據，是幾十名賭客做出的“證人證言”，但這些動輒一擲千金豪賭的賭客們，是否可能涉嫌賭博罪而不具備證人資格呢？

面對徐昕老師的質疑，檢察官的回答又寬宏大量：根據刑法第七條，我國公民在國外犯罪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但徐昕老師馬上嚴肅的教育檢察官：“可以不追究”不等于“不追究”，要有充分理由，自由裁量權不能濫用，否則有放縱犯罪之嫌！

一天的庭審中，“紅地主”老老實實坐在被告人席，毫無逾越之舉，甚至沒有搶著發言和爭吵，宛如籠中倉鼠，完全看不出絲毫縱橫金三角的氣質。

或許他極擅長偽裝和推卸罪責，但至少通過庭審上的質證和辯論，指控的確很難令人信服。

衢州有“南孔圣地”的美譽，親身感受，名不虛傳。

首先令我驚訝的，是審理本案的衢江區法院居然是一座沒有圍墻的法院，公眾幾乎可以270°無障礙走向法庭，只在樓內有一道簡易安檢，在我的經驗里，這是唯一一家，頗有孔子“有教無類”的意味——有訟無礙。

而法院對這樣一宗重大而且也敏感的案子，并沒有人為設置任何障礙，對待十幾名專程過來旁聽的律師也沒有絲毫敵意。旁聽席不夠，甚至迅速開放執行指揮大廳給律師，法警素養也極高，待人和善、熱情幫忙。

本案證據上暴露出諸多不容否認的問題，檢察官和法官們時常理虧，但也表現出相當的專業和風采，觀感體面。

子曰：苛政猛于虎也。

“紅地主”亦猛于虎，苛政與“紅地主”，孰更猛一籌？

這一次，在嚴酷之外，不知司法能否讓“紅地主”感受到公正和救贖，否則，伏虎之人終難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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