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食神仙逝，留下些許爭議

2025年6月25日，著名作家、美食家、主持人蔡瀾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84歲。他同金庸、黃霑、倪匡并稱為“香港四大才子”。世上少了一位才子，天上多了一位食神。

幾乎同任何一位名人一樣，蔡瀾的離去也留下了些許爭議。左右兩邊都有人對蔡瀾先生其人展開了批評。

國內一些極左大V對蔡瀾先生是群起而攻之，他們認為蔡瀾身上所體現的是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文化，吃吃喝喝，聲色犬馬，玩物喪志，會帶壞青少年。

這也讓我想起，我們國家剛剛開放的那些年，有些人指責金庸的武俠是打打殺殺，瓊瑤的言情是誘導早戀，鄧麗君的歌聲是靡靡之音。金庸、瓊瑤和上世紀90年代的“四大天王”承擔了一個相同的使命：無條件給失敗的學校教育和失敗的家庭教育背鍋，成為不稱職父母、老師的圍攻批斗對象。好像你不看金庸、瓊瑤，就能考上北大、清華一樣。

在我看來，蔡瀾先生僅在吃這一點上，就能吃成一代大家，這本身就有他的過人之處。就像老北京的王世襄先生，被人們稱為“京城第一大玩家”，可他這兒卻玩成了大雅，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門“世紀絕學”。

國際問題專欄作家趙靈敏女士曾經說過，要警惕你身邊的這三種人：

1、整天把愛國掛在嘴上的人；

2、聲稱自己不愛錢的人；

3、聲稱不惜代價的人。

要我說，還應該再加上一種人，就是自稱自己不好色的男人。這種人要么身體有問題，要么就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而蔡瀾先生有一句爭議很大的話，他說理想的人生狀態是床頭有書，床尾有酒，床上有女人。他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對酒色財氣這些人的天性的喜愛，恰恰證明了他是一個不裝的人，是一個真實的人，體現了他性格中率真坦誠的一面。他就是一個有趣的俗人。而那些指責他粗俗甚至低俗的人，才恰恰是不食人間煙火。

2014年，主持人楊瀾曾經采訪過蔡瀾先生。

楊瀾問：中國人過去是非常看重傳宗接代的，您從年輕的時候就選擇不要孩子，到了老的時候會不會有一點后悔呢？

蔡瀾回答：一點都沒有。我不喜歡有小孩子，是因為我照顧不了，我自己都沒長大。

你看，多么可愛、多么真實的一個小老頭兒！

也有右邊的朋友覺得蔡瀾逝世后不配被紀念，因為他對社會沒有貢獻，責怪他不關注公眾議題，沒有對不公進行過抗爭，沒有推動社會變革，自由對他來說僅僅是不受干擾的“消極自由”，卻遺忘了人也有“積極自由”的權利。

坦率地說，在“香港四大才子”中，蔡瀾先生是政治色彩最淡的一位。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使命。作為香港的文化人群體，我們既欽佩金庸先生當年犀利的政論時評，又理解倪匡先生曾經經歷的苦難，同時也應該包容蔡瀾先生醉心于吃喝玩樂的人生樂趣，而不必太過于苛求。這才是香港作為一個多元、包容、開放的社會本來的應有之義。況且，能把吃喝玩樂研究透了，研究成大家，讓很多人每天在壓力山大的工作之余，與美食作伴，放松下來解解壓，蔡瀾先生成為了很多人的“精神飯搭子”，在人間煙火中尋找樂趣，把樂趣帶給大家，這本身就是他對人們生活愈加豐富多彩的一種貢獻，這本身就是他的功德。人們所進行的一切對不公的抗爭，對公眾議題的關注，對社會進步的推動，歸根到底還是為了人們的生活本身。況且，蔡瀾的吃喝玩樂、“享樂主義”，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宏大敘事對個體的壓抑。

當然，對于“香港四大才子”的歷史作用也不必高估。我很贊同小西兄弟在《你無比追憶的蔡瀾、金庸們，其實水平不算高》一文中的觀點：香港是有“才子”而無“大師”。由于海峽兩岸都曾經歷過萬馬齊喑的特殊年代，所以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所有完美優勢的香港，在當時的華人世界的文化圈中，一枝獨秀，脫穎而出，形成了一種“孤島式的文化繁榮”，硬是把一片“文化沙漠”打造成了一塊“文化高地”。但終因其缺乏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這片方寸之地畢竟沒有西方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來幾百年的積累，所以只是在文化娛樂方面涌現出一批“才子”，卻始終孕育不出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大師”。如今，“香港四大才子”均已作古，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繼續相會了。我想，不拔高，也不貶低，是我們對逝者最好的尊重。